徐城生
盐城，偏海一隅，西汉置县，因盐得名。漫漫2100多年历史长河，浩浩汤汤，跌宕起伏。漫长的盐业文明，赋予这座城市坚韧的禀赋，终于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因那段伴随着抗日烽火的刻骨铭心的红色历史，这座曾经名不见经传的苏北小城，穿透岁月积淀，登上了特定的历史舞台，在中国革命历史长卷中占有一席重地。这段历史，成为这座城市最深刻的记忆，也为这座城市打上了鲜明的“红色之城”的历史烙印，一种以“铁军精神”为魂的红色文化影响广泛而深远。
峥嵘岁月稠
70多年前，抗战炮声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两支英雄的军队，在日、伪、顽势力犬牙交错虎视眈眈的严峻局势下，为坚持抗战，共同完成中共中央“发展华中”、“开辟苏北”的战略目标，一路横扫敌顽，艰难挺进苏北，于1940年10月在盐城白驹狮子口胜利会师。这次会师，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开辟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扭转了华中抗日斗争形势，确立了新四军八路军在苏北抗日战场的领导地位,也标志着中共中央“开辟苏北”战略任务的胜利完成，具有决胜江淮、砥柱华中、影响全国的重大作用。不久，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并很快由海安移驻盐城。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面对新四军番号横遭取消的严峻局势，中国共产党人临危不乱，以总揽全局的战略思想，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力挽狂澜。发自延安的“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声音，掷地铿锵，声震寰宇。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是新四军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是抗战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中共党史、军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从此，大江南北、江淮河汉，新四军在残酷的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成为一支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铁军”，成为华中抗日战场的中流砥柱，为中国的抗日战争乃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而盐城则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贡献，它也迅速成为华中敌后军事指挥和政治中心。随着中共华中局、抗大五分校、《江淮日报》社、华中党校、鲁艺华中分院、江淮银行、苏北文化协会等在盐城相继成立，根据地政权、军事、经济、文化、统战等各项建设蓬勃开展。盐城的历史也由此被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一条长90华里的捍海长堤范公堤成为抗日民主政府关注民生、执政为民的历史丰碑。各界人士座谈会、“三三制”民主建政、盐阜区首届临时参议会，呈现和衷共济、共建抗日大业的和谐气象。感受着盐阜抗日民主政治的全新气息，一生为民主而战的中国卓越的新闻记者、出版家邹韬奋感慨万千：“没想到敌后的民主政治能办得这么好”，“过去十年来，从事新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新民主政治。”
盐城抗战时期的这段历史是盐城一段光荣而辉煌的历史，是盐城丰厚的红色文化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段历史，锻造了盐阜区民众艰苦奋斗、自强不息、勇于拼搏的精神品格，成为长期激励盐城人民创新创业、创先争优的不竭动力和力量源泉。如今，翻开历史画卷，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老一辈革命家和新四军广大指战员，与盐城人民一道英勇抗战的画面历历在目，新四军的足迹遍布盐阜大地，盐城随处可见当年新四军留下的红色印记，处处感受到由新四军的历史熔铸而成的不朽的“铁军精神”对这座城市的深刻影响。
战地黄花香
随着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特别是新四军军部在盐城重建以后，盐城不仅成为整个华中抗日的军事中心，也成为政治和文化中心。复杂的斗争形势亟需各方英才共谋抗日大计。1940年11月，时任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指挥的陈毅审时度势，在海安文化座谈会会上发表了《关于文化运动的意见》，发出“为开展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文化运动而斗争”的号召。与此同时，他挥笔疾书，将一封封热情洋溢的书信，通过党的地下组织秘密转至上海等大中城市文化人，热忱邀请他们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随后，刘少奇、陈毅亲自指导筹建鲁艺华中分院，由此吸引了大批文化名人齐聚盐城，给原本文化贫瘠的苏北小城注入活力和生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香港。一度被唤醒的香港抗战文艺，刚刚日出东方，又被乌云遮蔽了。原来依托上海和香港进行抗日活动的许多著名文化人突然失去文化领地，不得不转移阵地。而当时在苏北的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等正密切关注敌占区以及大后方文化人的安危，他们对文化人坦诚相待、热忱关怀的无数佳话传说，早已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形成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于是，大批香港、上海、重庆、桂林等地文化人在新四军方面的精心安排下，不畏艰险，冲破日伪的重重封锁，抵达苏北盐城。各方文化力量的汇聚使得苏北抗战更加浓墨重彩。一时间，薛暮桥、骆耕漠、钱俊瑞、孙冶方、夏征农、黄源、李一氓、白桃、范长江、邹韬奋、王阑西、阿英、贺绿汀、扬帆、孟波、何士德、胡考、赖少其、吕振羽、许幸之、丘东平、许晴等一大批知名学者和文化人，构成了阵容庞大的精英群体和群贤毕至的文化奇观，令人叹为观止，使盐城一度名声日隆。
诚如陈毅所期望的“集中文化人，重振苏北文化”，文化精英与抗战文艺的有机融和，使得以抗战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在整个苏北根据地开展得轰轰烈烈，文化功能在拓展，文化内容广泛涉猎，戏剧、音乐、文学、舞蹈、美术等，与军事斗争、政权建设、锄奸反霸、减租减息、参军支前等相融共生，催生出丰富多样的文艺表现形式，繁荣了根据地文艺创作与成果。鲁艺的戏剧创作与演出独树一帜，《皖南一家》、《重庆交响乐》、《惊弓之鸟》、《王玉风》、《撤退以后》、《人约黄昏后》、《扬子江暴风雨》、《反投降》等剧，在根据地抗战文化活动中影响甚大。阿英在盐阜区创作的著名剧作《李闯王》，经八旅文工队在益林首次公演获得巨大成功后，到各部队和地方巡回演出，仅在盐阜区就演出30余场。阿英的《敌后日记》翔实地记录了他在苏北敌后的战斗生活，字里行间流露出他对盐城这片红色土地的深厚感情。《江淮日报》成为“华中人民的喉舌”；从《盐阜报》到《盐阜大众报》，是党报通俗化大众化道路的探索与实践的成功尝试，由此培养了上千名工农通讯员；墙头诗短小精悍，通俗易懂，掀起颇具声势的短诗运动；木刻、秧歌舞以及大量地方民间文艺等，不断推陈出新。被陈毅称作“这是破天荒的”的苏北文化战士空前大汇合——苏北文协的成立，更成为华中文化统战的一大盛事。各种文化形式的充分挖掘和利用，有效地服务并直接推动了根据地的抗日斗争和发展壮大。
为便于文化人相对集中地开展文化活动，促进文化工作的普及提高，陈毅倡导并在阜宁卖饭曹建立起“文化村”，又成立“湖海艺文社”，通过社集群芳、以文会友，使文化人尽情施展才华，从事抗战文艺创作。为团结社会各界人士共同抗日，陈毅主动拜访结识当地知名文人学者、开明绅士和社会名流，与他们增进了解、沟通感情，促进统战，并热情与当地喜爱吟诗作词的名儒，步韵唱和、诗文往返，促成文化统一战线，从而吸引了社会各界人士，酿就了一场根据地新文化的浪潮，使文化成为唤醒民众、团结各界、鼓舞抗战的有力武器。
决战血与火
盐阜根据地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形势以及迅速崛起的强大的抗日力量，引起了日伪的极大恐慌。1941年7月，日伪两万余兵力在飞机掩护下，分四路合击华中抗日指挥中心盐城。对此，华中局和军部曾提出“保卫盐城”的口号，并作一定军事部署，但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为避敌锋芒，遂决定新四军军部及各直属队和地方党政军机关向阜宁及沿海一带转移。但由于撤离仓促，一些直属队遭到重大损失，其中尤以鲁艺华中分院为最，殊堪痛心。
鲁艺分院分两队转移，一队由院部和文学系、美术系大部组成，随军部转移，二队由戏剧系、音乐系大部和普通班组成，约200人，由孟波、丘东平、许晴3人负责。7月23日，鲁艺分院二队从军部驻地以东的陶家舍出发，就在他们夜宿北秦庄时，不幸与日伪军遭遇，展开激战。青年戏剧家许晴带领战斗班两名同志，冲在前面，以微弱火力阻击敌人，掩护学员，在弹尽退守中，这位风华正茂的文艺斗士被日军连戳数刀后推入河中，鲜血染红了水乡的水。日伪军的包围圈迅速缩小，子弹向二队师生密集地倾泻，一座小木桥成为突围的唯一希望，可它被日军火力网封锁着。教导主任丘东平沉着指挥大家撤退，他冲过木桥后没有撤走，用手枪点射敌人以掩护其他学员北撤，不幸被一颗子弹击中。8名女学员被日军追逼至河边，宁死不屈，集体跳入河中，成为华中壮烈的“八女投江”。 北秦庄遭遇战中壮烈牺牲的还有李锐、袁万华、魏征、王海纹、叶玲等20多人，另有教授邵惟、石流等60多人被捕，近60人在突围中被冲散。鲁艺华中分院遭受的惨重损失，也是整个华中抗战文化事业的一大损失。丘东平、许晴的牺牲消息后来见诸延安1941年10月6日的《解放日报》。12月14日，延安文艺界在文化俱乐部举行追悼丘东平大会，《解放日报》随即报道并称丘东平是“在文坛上曾被期许成为最有希望的青年作家之一”，“他忠于生活、忠于艺术、忠于革命，他的死为抗战以来文艺文学上最大的损失。”1943年，陈毅在《新四军革命烈士纪念文集》中，专门撰写了《本军抗战将校题名录书端》一文，其中写道：“又如东平、许晴同志等，或为文人学士，或为青年翘楚，或擅长文艺，其抗战著作，驰誉海外；或努力民运，其宣传动员，风靡四方。年事青青，前途讵可限量，而一朝殉国殉身，人才之损失，何能弥补。言念及此，伤痛曷极。”陈毅对丘东平、许晴等优秀文化人才的悲痛惋惜之情跃然言辞之间。鲁艺师生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后，更加顽强坚毅，他们改变组织形式，以更加高昂、灼热的革命热情，继续投入苏北抗日文化运动。他们撒下的文艺种子重又在苏北乃至中华大地开花结果，日后，他们不仅成为新中国文艺战线的栋梁，更以其特有的文化精神影响着一代代文艺工作者的德艺情操。
抗战时期，盐城经历了无数次血与火的洗礼，单家港、陈集、八滩战斗，“烈烈轰轰，夺敌之气”。反“扫荡”战斗胜利后，阜宁芦蒲矗立起一座抗日阵亡将士纪念塔，一串串英雄的名字背后，锲刻着一个个可歌可泣的故事。陈家港战斗、合德攻坚战，艰苦壮烈。新四军三师副师长张爱萍欣然作词《南乡子·解放陈家港》，抒发胜利豪情。
历史在留给盐城深刻的红色记忆的同时，也留下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先烈的光辉印记。如今，根据革命遗址普查，盐城境内现存有迹可循的革命遗址近200处，其中抗战时期形成的居多。这些红色遗址遗迹铭刻着中国共产党在盐城开展革命斗争的光辉历程，生动记载和反映了盐阜儿女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的积极贡献，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是宝贵的革命历史文化遗产。如全国规模最大、资料最全、专业性最强的盐城新四军纪念馆，见证新四军发展重大历史转折的新四军重建军部旧址泰山庙，八路军新四军白驹狮子口会师纪念碑，位于阜宁陈集镇的新四军军部旧址、汪朱村的华中党校旧址、羊寨单家港华中局扩大会议会址等。追寻红色遗址遗迹，触摸一座座碑林石刻，就是为了追忆并牢记历史，从中汲取智慧启迪，继往开来，服务现实。那段红色往事，给盐城留下了取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这便是以新四军“铁军精神”为主体的蕴含丰富的红色文化。它与盐城历史上体现盐民坚韧刚毅精神的盐文化、展现滩涂湿地生态文明的绿色文化，共同构成盐城特有的“三色”文化。而红色文化已成为盐城整个城市文化体系中最重要的内容。“铁军精神”以其超越时空的强大生命力，已成为永远激励盐城人民不断前进的不竭资源和强大动力。当年的这片红色沃土如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盐城人民团结奋进，艰苦创业，开创了盐城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时代。盐城已由传统的农业市发展成为江苏沿海中心城市、长三角新型的工商业城市、红色及湿地生态旅游城市。自强不息的盐城人民时刻牢记曾走过的峥嵘岁月，始终不忘继承弘扬新四军的“铁军精神”，在党的领导下，正一步一步地迈向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