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及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以后，为粉碎日伪的经济封锁，巩固抗日民主政权，同时排斥伪币，保护物资，活跃金融，1941年4月，根据新四军军部的决定，在盐城成立江淮银行，归属军部财经部领导。这是华中根据地成立最早的一所银行，由军部财经部部长朱毅兼行长，李人俊、骆耕漠任副行长。12日，银行正式挂牌对外营业，并很快拨款六万元对盐城农民、工人发放生产借贷资金。江淮银行成立后，准备发行流通券，并建立了印钞厂。伴随着江淮银行的诞生，曾发生了许多曲折离奇的故事。
1940年2－3月间，主持中共中央中原局工作的刘少奇到淮南路东“江北指挥部”指导工作，住在半塔集附近农村里。一天，当时从事财经工作的李人俊找到刘少奇。他们谈到：日军和汪伪政权都在他们统治下的据点里发行并推行伪币，还到据点周围敌我拉锯区攫取物资，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妄图困死我们。刘少奇非常自信地说：华中敌后的抗战局面打开后，我们也要建立银行，发行我们的钞票，同他们开展经济斗争。不一会，刘少奇问李人俊道：建立这个银行叫什么名字好?李人俊随口回答：我们立足淮南，背向淮北，就叫“两淮银行”怎么样？刘少奇先是嗯了一声，然后用商量的口气微笑着说：叫“两淮”?面太窄了，也不够气派。新四军还要大力扩展，继续向东挺进，直达黄河之滨，将来是面向大江南北、横跨淮河两岸，叫“江淮银行”如何?刘少奇话音刚落，李人俊连连称赞：这个名字好!这个名字好!后来李人俊等跟随刘少奇东进苏北盐城，很快便酝酿建立根据地银行——江淮银行。
1941年2－3月间，军部财经部朱毅部长和副部长李人俊着手筹建银行。他们先从调配干部入手，军财经部抽调了陶涛等人作为银行的中层骨干。同时设法和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请他们在上海物色一些有志于抗日并熟悉银行业务的人。上海地下党很快就动员了在银行界干了多年的杨森培、宋子嘉和里程等人，他们决心抗日救国，先后来到苏北抗日根据地。但人手还是不够，于是又就地招收了一批知识青年，专门举办了一期“财经干部训练班”，进行银行业务培训。参加这一期培训的有四五十人，其中有部分女同志是从“抗大”五分校女生队选来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江淮银行的组织机构和人员配备都比较成熟了。军财经部部长朱毅兼任行长、副部长李人俊兼副行长(5月以后，新增副部长骆耕漠兼任副行长)，银行内部分设营业部、会计科、秘书科和金库，全行共有近40名工作人员。
根据军部指示，在筹建江淮银行的同时，筹建江淮印钞厂。同年3月，军部财经部部长朱毅找李林谈话，要他去上海完成一个特殊任务，与上海地下党负责购买印钞设备的同志联系，将印钞设备秘密运回盐城。李林经苏中四分区从青龙港上船。在泥城桥附近找一家小旅馆住下。几天后，李林在约定地点与上海地下党同志接头。地下党派的采购员是在印刷行业工作的柳博卿和新四军海防团领导吴福海的兄弟吴迪飞。李林接上关系后，交换了情况，商量如何将印钞设备秘密运出上海。经过几次研究，商定由柳、吴二人设法，租一只外国小轮船，运到苏北某港口，印钞的铜版，由李林自己负责运回去。柳、吴两同志在买好印钞设备，租到外国小轮船后，于1941年5月开始向苏北运送。第一次是少量装运，获得成功，第二次大量装运又成功了，剩下不多的次要零部件，第三次装运时，在吴淞口外被日军查获没收，但主要印钞设备已运回，即使缺了一些次要部件，对建成江淮印钞厂关系已不大。以胡金魁为厂长的江淮印钞厂终于在1942年建成了。
在印钞机械设备基本运回后，关键的问题就在于运回印制江淮银行钞票的铜版。为此，李林与柳、吴二人面商，决定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从上海运到苏南常熟，第二步再从常熟渡江运回苏北盐城。
5月的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在上海南京路王家沙路口，柳、吴二人把一只几十公斤重的木箱秘密交给李林。李林提起木箱，即乘上一辆黄包车，直奔外滩轮船码头。下了黄包车，李林警惕地巡视四周，见无异常动静，就迅速扛起箱子上了船，然后将箱子悄悄放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地方。
这一夜，李林一夜无眠，恐生事端。第二天上午船到常熟十一圩港，李林按约定地点把箱子交给了一名地下党员，由他秘密保存，李林回盐城，向军财经部作了汇报。
6月初，李林去常熟十一圩港取回这只木箱。从常熟十一圩港到苏北张黄港，有小渡船，李林把木箱扛上渡船后，放在隐蔽处。渡船到张黄港码头时，几个日军上船检查，李林心里有点紧张，但是仍装着十分镇静，故意走近日军，主动让日军搜身，日军的目的在搜查武器，他们摸了摸李林身上，没有东西，又去检查别的人，船上人都检查完了，几个日军又向四周扫了一眼，便一个跟着一个下船了，李林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李林等船上渡客下完后，给船大手里塞了一些钱，对他说：把船往东开一点行吗?因为张黄港码头太小，人多眼杂，在这里上岸，一个人带着一只沉重的木箱，非常惹眼，很可能出危险。船工没说二话，就把船往东撑，约摸行了一里许，船夫停船，李林扛起木箱，跳上江滩，一直往北，向新四军活动地区走去。李林正扛得筋疲力竭的时候，迎面来了一辆独轮车，于是又雇车前进。听说黄桥这时已被日伪军占领，李林只好向东北方向走，大约走了几十华里，在一个很小的村庄停下来休息，并暗地打听消息，得知当时日伪军正在如皋、东台一带“扫荡”，要携带木箱穿越封锁线十分困难。李林临时决定，先把木箱送到泰县一个地方埋藏起来，然后重返张黄港坐小船去上海，经上海坐船到苏北青龙港，再回盐城。这时日伪军正准备大举进攻盐城新四军军部，军财经部分成苏中、苏北两部分，苏北办事处由朱毅部长兼主任。李林花了十几天时间，才找到办事处机关。等到敌情稍为缓和些，李林才去泰县运回江淮银行钞票铜版。
历经数番周折后，“江淮银行”的牌子终于亮出了，可还没有来得及工作，日伪军就分几路扑向盐城“扫荡”来了。根据军部领导的指示，银行领导做出决定，首先把作为银行基金而储存的白银和黄金，分装在特制的若干个木箱里，指定专人负责，在武装部队的护卫下，连夜向盐城以东农村秘密转移，埋藏在一个池塘里，由郑强留在一户老百姓家打埋伏守护这批金银，等待上级指示。接着，银行的工作人员和财经部的人员一起，随“抗大”五分校军事队一起行动，往盐东方向分散转移。他们在副行长李人俊、骆耕漠两人率领下，在盘湾子、龙王庙一带隐蔽周旋。
在这次反“扫荡”中，江淮银行的许多工作人员表现非常突出，为隐蔽和减少开支，他们尽量不用民工挑夫，自己背着公款和大家一起行军，有的女同志为了多背公款，宁可将自己心爱的物品扔掉。反“扫荡”胜利后，陈毅代军长召见骆耕漠、吴为真等人，称赞他们一心为公、经受了考验，是革命的好同志。埋藏在丁墩子附近池塘里的一批金银，由于郑强认真负责，也没有受到损失。
1941年9月，反“扫荡”之后，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领导，对如何巩固已经开创的华中新局面，更好地坚持敌后抗日斗争，采取了一系列新的对策。决定撤销江淮银行机构，工作人员全部分散到3师、盐阜区去另行分配。保留1师和苏中区已经建立起来的江淮银行苏中分行；当时2师、淮南区建有淮南银行；3师、盐阜区决定单独建立银行，这就是后来的“盐阜银行”；4师、淮北区有淮北地方银行；5师、豫鄂边区有建设银行，6师、苏南区有江南银行；7师、皖江区有大江银行；后来浙东纵队也建立了浙东银行。
在盐城成立的江淮银行虽然撤销了，但原来隶属它的江淮印钞厂依然存在。这个厂在东台县境的海边刚筹建起来，就遭到敌人大“扫荡”的冲击。在反“扫荡”斗争中，工厂里的人员、设备，几经分散、隐蔽、拆迁、打埋伏，既经受了考验，也更加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新环境。大“扫荡”过后，江淮印钞厂搬迁到了阜宁县境，在羊寨以南红庙，重新安营扎寨，并于1942年7月正式开工生产，仍用以前制好的江淮银行票版，印制不同面值的江淮银行钞票，分别在苏中、盐阜这两个根据地里发行。在苏中区流通的，正面下方左右两侧印上“苏中”二字，在盐阜区使用的，印有“盐阜”字样。1943年以后发行的江淮银行钞票，就没有上述字样了。这些“苏中”币和“盐阜”币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发行、流通，对于反对日伪经济封锁、掠夺和破坏，坚持自主、自给、自足的财政经济政策，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起到了极大作用。
节选自《苏北有个盐城——盐城抗战史话》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