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的天空，明净而高远。偶尔掠过的阵阵秋风使人无限惬意。11月17日，这是一个重要的日子，海安城沐浴在一片阳光与秋色中。
这天，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成立大会在城里一所学校的大操场上举行。近千名指战员参加了大会。临时搭建的主席台上坐着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粟裕等军政首长。刘少奇宣读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华中总指挥部的决定，并宣布叶挺为总指挥，陈毅为副总指挥，胡服为政治委员，赖传珠为参谋长。决定宣读后，全场掌声雷动。从指战员饱满的情绪中可以感受到他们对华中总指挥部的信赖以及对未来所充满的必胜信念……
还是1940年11月上旬的一天，一艘汽船划破碧清的串场河水，由北向南疾驶而去，船舱内外有10多名荷枪实弹的警卫战士，高度警惕地关注着周围的情况。透过圆型的船窗，可见舱内有两人正热切地交谈着。其中身材略高、面容清癯者即是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当时化名胡服。而另一位身着八路军军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即八路军5纵队司令员兼政委黄克诚。
开辟苏北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完成后，接着便是依托苏北，做出整个华中抗战的大文章。为此，黄克诚给时在皖东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发电报，请他率中原局机关移驻苏北，以便统筹华中全局。
几乎在黄克诚从东沟发来电报的同时，刘少奇也接到中共中央“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的电令。刘少奇随即率中原局机关、江北军政干校大部分学员以及其他干部共1000多人，浩浩荡荡前往苏北盐阜区。这支队伍对外称“乌江大队”。他们日行夜宿，风尘仆仆，于10月31日抵达阜宁东沟八路军5纵队司令部驻地。
闻知刘少奇的到来，黄克诚十分兴奋，立刻前往迎接。他们详细地就苏北有关问题交换了看法，二人并商定，前往海安与陈毅共商大计。
11月7日，海安的天空一片晴朗。下午，陈毅、粟裕、叶飞、管文蔚等新四军领导人以及机关的干部战士齐集在海安东门串场河码头，迎候着刘少奇与黄克诚的到来。
在热烈的掌声中，刘少奇、黄克诚先后微笑着踏上码头石阶。继之，一双双手紧紧地握到了一起。他们交谈了很多，内容涉及很广：抗日、反顽、建政、剿匪……
与海安气氛和谐形成反差的是此时一股逆流正在华中潜滋暗长。
此前的10月19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向朱德、彭德怀、叶挺发出“皓电”，诬陷八路军、新四军“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并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限于电到一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继之，蒋介石又密令顾祝同部队从浙赣前线抽调兵力，部署围歼皖南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部30万大军压向华中。黄桥失败后退守兴化的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亦乘势欲动，“要恢复黄桥决战前的状态”。
面对风诡云谲、变幻无常的政治形势，刘少奇、陈毅、黄克诚正密切地注视着。
同样，陕北延安也在高度地关注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时局的严重性作了充分的估计，遂将工作部署放在准备“整个东方大黑暗”的基点上。
11月1日，也就是刘少奇从皖东刚抵苏北之时，毛泽东和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华中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刘少奇、叶挺、项英、张云逸、陈毅、黄克诚、彭雪枫、李先念等，在通报了蒋介石对华中以及皖南的军事部署后，提出“你们应立即开始加紧军事、政治各方面的准备，补充兵员，厉行整训，征集资财，加紧根据地的创造与巩固，加强友军中统战工作，加强部队中政治工作，并预计如何打破蒋介石的这一严重进攻，预先向内部与民众宣传反共如何是罪恶，是为至重。”
显然，在当前的形势下，延安和毛泽东对华中情势的发展变化极为关注，并从多方面提出了应变的准备。
3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又联名致电刘少奇，要求刘少奇立刻召集陈毅、黄克诚开一会议，紧急布置一切。
刘少奇从电报的内容和口气中感觉到了其中份量：
“目前时局，处在转变关头，我们处理恰当与否，关系前途甚大。蒋介石准备投降，决心驱我军于黄河以北，然后沿河封锁，置我于日蒋夹击中而消灭之，其计至毒。我们当然不能听其处死，至时机成熟时决从左右翼打出去，转变局势，争取好转。”
之后，毛泽东又将这一战略具体化，即组织一支两万人左右的挺进军，或集中或分散，在大别山地域创造游击根据地，并且纵横驰骋于皖西、豫南、鄂北、陕南广大地区，准备坚持半年以上，以待华北主力增援。毛泽东特别明确地提出：此挺进军以黄克诚、罗炳辉组成之。并要求刘少奇随挺进军行动，负总领导之责。
毛泽东的这一战略设想和部署，是从形势向最坏处发展着想的，也就是准备蒋介石最终走向投降。这是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尤其是在革命处于困难情况下的一种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正如毛泽东在电报中所说：“惟你的一切部署应放在反共军必然出动之判断上，放在最黑暗局面上，丝毫不能动摇，以免上蒋的当。”
连续收到毛泽东从延安发来的电报，刘少奇非常重视，立刻召集陈毅、黄克诚，共同研究来自延安的战略思想和部署。
在海安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的指挥室内，面对一张巨大的作战地图，陈毅、黄克诚以及粟裕等正全神贯注地听着刘少奇对中央战略思想的分析。之后，陈毅、黄克诚又各自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们的思路渐渐在合拢，并最终形成共识。
这是一个有别于延安的结论。他们经过梳理后，由刘少奇电告中央：华中大的文章是要在大别山、河南动作，但在反共军大的进攻没有受到打击前，我之主力不可能取大别山或豫南。否则将遭受严重损失。
在刘少奇的设想中，苏北将是整个华中抗战的指挥部所在地以及战略大后方。为此，巩固与扩大苏北根据地则是当务之急。苏北固，则华中兴。
另外还有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即统一华中军事指挥。
虽然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对这一问题亦有所议，但因涉及到指挥系统问题，故一时难以决断。事实上，这一问题在刘少奇脑海中萦绕已久。
早在6月份，刘少奇即致电中央提出：“目前华中部队已不少，均分散各处……在目前迫切需要建立有威信、有工作能力的华中总司令部，在指挥上以至建制上统一我华中各部队。”在人选上，刘少奇请中央在朱德、彭德怀、王稼祥及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中择定一人。
当时中央也觉得“华中确应成立统一的指挥部”，但寄希望于不久将召开的“七大”后解决此事。
10月黄桥决战胜利后，刘少奇得到中央电报：“同意陈毅统一苏北军事指挥，同意胡服去苏北与陈会合，布置一切。”
10月 9日，刘少奇与邓子恢、赖传珠致电延安提出：“目前，华中的斗争急需建立统一的司令部，而中原局与苏北指挥部会合仅能解决苏北的指挥问题。解决华中统一指挥最圆满的办法是军部速即移来，统一华中指挥并可兼指挥江南。”然而，由于新四军军部在皖南迟迟不能北移，这一计划事实上亦成空谈。眼见华中形势风起云涌，斗争日趋激烈，而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尚未建立，刘少奇认为关键在于统一八路军和新四军两个系统的问题。在刘少奇的思想中，这次在海安必须解决这个问题，好在他可以同陈毅、黄克诚直接磋商、讨论，达成共识。
11月10日，刘少奇在与陈毅、黄克诚多次商讨后，给中央致电。电文如下：
(一)我已到陈毅处，为统一华中军事指挥起见，提议由中央任命陈毅同志为八路军新四军华中各部之总指挥，并加入中原局为委员。如叶希夷（即叶挺）同志到华中，即由叶任总指挥，陈毅副之。
(二)华中各部须统一编制，提议由中央军委规定所有领导之部队的编制表。如何，望复。
刘少奇的思路很快便得到中央的认同。以后的事实证明，成立华中总指挥部是在整个华中抗战这一战略大棋盘上开局中的一着高棋。特别是为后来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能够迅速地在盐城重建军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华中总指挥部成立一个星期后的11月24日，根据刘少奇的意见，指挥部随即移驻盐城文庙。从此，刘少奇、陈毅以盐城为中心，领导着整个华中根据地军民的抗日斗争。
节选自《苏北有个盐城——盐城抗战史话》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