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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爱民军风”视角看新四军在苏北发展壮大的原因
作者:臧国忠
发布时间: 2015-09-29   浏览次数:20  来源: 字体大小:【
 

内容提要:新四军在苏北壮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新四军将士向苏北大地民众确立了一个一切为民的爱民军风,一是树立爱民铁军形象,二是确立民主清正廉洁的干部形象,三是塑造为民惠民政府的形象,用这三个形象争取了广大苏北群众的民心,新四军得以迅速发展壮大。它给我们现在留下了深刻的启示意义是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民心的力量。

关键词:“爱国军风” 人心向背 民主 清正廉洁 启示

 

习近平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党只有始终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依靠人民推动历史前进,才能做到坚如磐石。

回顾新四军在苏北发展壮大的历程,能够充分印证习近平同志群众路线观点的正确性。

当时苏北地区绝大部分为河网交错的平原沼泽地区, 盐碱地带,生存条件比较恶劣;所到之处,无山区可以依托,游击队只能在河湖港汊地带活动,这对于善于打山地游击战的红军来说很不适应;而国民党忠义救国军不断对新四军制造摩擦,日伪军集中兵力对新四军进行“扫荡”、“清乡”,根据地所在的村庄,地处平原无险可据,无法实施地道战和地雷战等战术,极易遭受敌人的破坏,时刻受到敌人威胁;当地的党组织基础薄弱,游击队和党领导的地方武装为数较少。新四军要在这样条件的地区立足不是容易的事,更何况发展壮大。

可是事实上,新四军经略苏北根据地四年后,由起初只有3万多人,发展到20多万人枪,解放战争前新四军被编入华中军区成为华中野战军时,新四军已经发展到拥有主力21.5万余人,地方武装9.7万余人,计31万余人;另有民兵自卫队 96万余人。建立了八块抗日根据地,面积达25.3万平方公里,人口3420余万,在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新四军抗击和牵制了16万日军、23万伪军,作战2.2万余次,其中对日伪军作战1.9万余次,歼日伪军 31万余人;反顽自卫作战3千余次,歼国民党顽固派军14万余人,在华中抗战中几占有半壁江山。

为什么新四军仅用了四年时间,在苏北大地就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呢?笔者认为这归功于新四军将士一心为民的“爱民风范”形象的确立。

 首先,新四军善于广泛争取苏北各界群众人心,塑造爱民铁军风范的形象。

新四军初入苏北,即以“既见逼于江南,又被胁于江北”的“铁军”哀兵形象示之于苏北各界。新四军原本是叶挺、贺龙的部属居多,这是一支北伐战争时期的铁军,就因为要服从蒋介石的命令调防黄河以北,没有了根据地,没有了给养,所以新四军一到苏北就提出“抗日有份,借地抗日”的口号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苏北地区有四股势力,新四军要在这四股势力之间借缝插针,不是件容易的事。韩德勤手下数万部队驻东台、兴化、盐城等地,不事抗战,却又不让新四军到苏北抗战,老百姓称之为占着矛厕不拉屎,所以新四军能不能在苏北立足,就要看能不能争取苏北各界抗日群众的人心,确立新四军不仅是铁军而且是一支一心为民的铁军形象,斗赢韩德勤。

1940年秋,陈毅司令员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渡江,进人江都大桥一带。借用蒋介石对韩德勤不满言论,揭露国民党江苏省长韩德勤拥兵自重,欺负当地百姓,专事真摩擦假抗日的本质。徐州会战期间,蒋介石曾电责韩德勤指挥无能:“查阜宁之敌,不满3000,长驱直入,如人无人之境。目下竟有突击东海遮断陇海路之势。该副总司令所部兵力优敌5倍,而丧师失地,影响主力侧背之安全,将何以自解?”至1940 年,整个苏北“仅东台、兴化、泰县、盐城四县完整,余则半全陷。”通过揭露,暴露了韩德勤“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本质。

另一方面,新四军鼓动苏北各界代表向重庆当局控诉:韩部“敌至则放弃一切,逃溃劫掠;敌去则搜劫行旅,抢劫村庄。不遂所欲,诬为汉奸。”当时苏北民间广泛流行的歌谣就是例证:如“天上有个扫帝星,地下有个韩德勤;多少鬼子他不打呀,到处欺压老百姓。”

新四军夺取了姜堰,立即通电重申,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初衷不变,新四军东进只求“救国有份,抗日有地”。韩德勤提出要新四军退出姜堰才可谈判,而陈毅再次摆出低姿态,宣布愿意为了避免民众伤亡而撤出姜堰。在苏北各界代表看来,新四军连流血牺牲才夺取的“金姜堰”都肯让出,足证新四军顾全抗日大局,真诚维护团结合作,从而赢得了苏北各阶层人士的极大同情和支持。

韩国钧(时任江苏省长)听到这一消息后说:“得人心者昌,失人 心者亡。新四军是得人心的。仲弘(陈毅)有管()()之才,韩(德勤)非其敌。”苏北名士朱履先也说:“如果你们退出姜堰,省韩还来进攻,则是欺人太甚,万分无理,不但欺骗了你们,也欺骗了我们,省韩必遭苏北人民共弃!”新四军撤出姜堰,韩德勤图穷匕现,要新四军开回江南,下令进攻黄桥。至此,新四军“既见逼于江南,又被胁于江北”的哀兵形象已为世人所见,韩德勤不顾大局,逼人太过,欺人太甚,假抗日,真反共的丑恶嘴脸暴露无遗。整个苏北的上层人心民情都归向了新四军,韩德勤的社会基础已彻底垮台,政治上已陷于完全孤立的地位。

19406月,新四军黄桥决战,一举击溃韩顽主力。1010日,新四军在东台县的白驹镇(今大丰)与南下接应的八路军会师。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陈毅说:黄桥战斗胜利后,我们就打东台,八路军则南下打东沟,一直打到盐城,结果兄弟军会合了,苏北形势就分明了。(《陈毅军事文选》第161页)。 这些军事胜利同事前广泛争取苏北上下各界人士人心是分不开的。

其次,新四军善于广泛调动各界群众积极性,参与“三三制”民主政权工作,塑造民主政府之形象。

新四军在苏北地区开展地方管理的主要形式:一是成立参议会,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团结各界人士共商抗日大计,让他们担负力所能及的工作,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作用。新四军首先在盐城、阜宁、东台成立县参议会。为适应抗日斗争形势需要,1942年划小县的建制,新建立的台北、盐东、射阳、阜东、滨海、建阳县,也于同年9月至11月间先后成立了县参议会,选举当地上层社会进步人士和开明士绅邹鲁山、唐君鄂、徐帕青、高载熙等为参议长。

新四军新来乍到,人民多不了解,尤其是一些地主、商人,受国民党反共宣传影响,顾虑颇多。新四军进人东台时,东台九区24个乡镇,除大中镇长张学诚、浦东乡长王九成及与之有交往的八个乡镇长 留下外,其余多随韩德勤顽军逃往东台堤西、沈沦、溱潼等地,或躲人幕后,不敢与新四军接触。八路军进人阜宁后,阜宁县抗日民主政府县长宋乃德致书前清举人庞友兰,请其出面支持抗日,庞立即回信说“两姑之间难为妇”, “宋公宥之”(《民间七言俗谚语》意即两个媳妇之间难做好婆婆,你就宽恕我吧),加以拒绝。

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人商量,决定大力宣传发动群众,新四军领导从上到下分别参加各地的参议会,进行宣传动员,做上层人士的工作。县、区领导人还登门走访有影响的地方人士,团结他们共同抗日这样,很快打开了苏北区的抗日局面,盐城县二区团董陈汉愚,经抗日宣 传解除顾虑后,很快在黄尖、花川港小街上张贴欢迎新四军、八路军的标语,派乡长唐国勋代表他来苏北,邀请新四军派干部去花川港乡主政。中共东台县小海中心区委书记戴为然,经过登门拜访,先后争取商人袁承德,士绅朱明熙,花商朱孔修、施耀乾,木商秦迪人等人,他们了解新四军粮晌有困难,就积极出面筹款大丰公司朱道生出面组织农民自卫队。施耀乾动员自己店员参军进步绅士计雨亭,亲自把在韩德勤部下任第一路游击司令的大儿子计超找回家做动员工作,说服计超带领1000多人枪参加八路军,壮大了抗日武装力量。

为了争取更多的中下层开明士绅地主一道抗日,在县参议会下面,多数区也成立了参议会或参政会,推选当地头面人物担任区参议长或参政员。像盐东、射阳、建阳、阜东、滨海、涟东、台北等地,建县前都是区参政员或区参议长出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阜宁县四区参议长孙锐吾、副参议长周汉山,曾致函全体参议员,提出一要以身作则,为民楷模;二要宣传群众,切实执行各项抗日民主政策。

总之,新四军在苏北地区得以快速成长,与新四军调动各界人士关心国家大事和抗日政府命运的积极参与精神是分不开的。

再次 新四军地方干部还善于执行减租减息等各项惠民政策,充分发掘来自底层群众的能量,塑造廉洁奉公的爱民风范。

减租减息是发动群众抗日的重要决策,也是各抗日根据地都要实施的土地革命政策,新四军在苏北地区的减租减息政策都是巧妙利用乡情民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情况下展开实施的,由开明地主士绅带头,贯彻执行就很顺利。建阳县卜绅杨幼樵写诗明志说:“田是镣,屋是牢,浮财家具是包袱,现在—敲去镣,走出牢,放下包袱,坐也逍遥,行也逍遥。”阜东县副参议长杨芷江的佃户贾某因为害怕地主报复,将白天分的减租减息粮食,连夜挑了送还杨家。第二天,扬芷江召集佃户,当众将贾某送来的粮食退还,这事震动了临近的中小地主,一下子刹住明减暗不减的歪风。

台北县有90多个业主住在白驹镇日伪据点里,听到开明士绅朱明熙等带头减租减息后,纷纷下乡换约减租。原国民党沈灶镇长沈荫伯的儿子说:“为一起抗日,多倒(减租)也心服。” 台北县西渣区19位民主人士,献田697亩,捐款3万元(法币),动员694名青年参军。冯其林一家就献出早熟田120亩。

地方政府的干部形象代表了新四军在苏北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新四军的地方干部严格要求,经常参加各种培训班,给地方干部讲清正廉洁教育课,确立正确价值观和人生观,根据地公务员面貌焕然一新。

一般情况下新四军工作队进驻村子里,只是睡在空屋里或人家的廊前檐下,向百姓借的东西,都在工作队离开前还清,之后,还有政府专管人员一一检查归还的情况,如有损失,马上赔偿。新四军部队行军打仗,有时渴了,乡亲们主动烧好茶水送来,战士们喝了茶,把烧茶的柴火折合成钱或写张欠条送给乡亲们。这些欠条则可以在缴公粮时扣除。

时间一长,新四军不谋私利,从善如流,保持清正廉洁的爱民风范,得到了广大苏北群众理解、认可。阜东县开展借粮济荒工作,乡干部违背自愿原则,将庞友兰长子抓起作人质,迫其借粮。刘少奇得知后,立即派人去将庞友兰长子释放,亲自向庞友兰说明原委,赔礼道歉,使庞友兰大受感动。

在东台,开明士绅施文舫当陈毅面举例批评新四军和国民党差不多,一样为非作歹,欺压百姓,惹得陈毅发了火。事后陈毅查明,一名乡干部确如施文舫所说,贪污腐化。陈毅觉得施文舫敢于当面批评很可贵,特地登门道歉,并告知那个乡干部已作处理,使施文舫内心有愧,承认自己的批评也有言过其实之处。

1941年春,新四军政委刘少奇来到张广乡仓头村的第二天,就到村里访贫问苦,把一户一户的情况记在心里,重点贫困户记在日记本上,将自己暂时不穿的衣服清点出来,点名送给哪几家贫困户,又招呼炊事班送些热饭、粥、馒头、小菜去。他还发动战士替孤苦老人修好房子、发动战士帮助农民刨荒种田,发展生产,这样一来,仓头村的日子慢慢好起来,外出逃荒的人回来了,老百姓由衷感慨:我们要牢记新四军的恩情,跟着共产党走。

1941年陈毅同志路过苏北一县府,严拒当地政府准备的欢迎午宴,他对当地政府领导说:“江山打下来不易呀!等以后老百姓富起来,我要你掏腰包请我,畅饮一番。到那时,我也请你,现在千万不能穷阔气!”

以上这些事情看似很小,但充分体现了新四军廉洁奉公,反对官僚主义和享乐主义,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风范。这对凝聚苏北民众人心,一心抗日,壮大人民武装力量都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新四军在苏北地区的四年抗战实践中,给我留下了不少宝贵群众工作的经验和深刻启示:

新四军在苏北的壮大发展,给我们带来最重要和最直接的启示就是我们在任何时候都必须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和原则,切实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密切党群、军群、干群关系,发挥人民创造历史的优势。

新四军在苏北的胜利,是党的群众路线的胜利。新四军之所以能够在华中敌后日、伪占领的腹心地带站住脚,在敌人据点林立、交通便利,又是当时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复杂环境中建立起根据地,而且得到发展,根本的原因在于新四军认真贯彻了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开展敌后游击战争。新四军在抗战中所积累的人民战争的经验,随着时代的发展和作战条件的变化,具体样式虽然会发生变化,但党的群众路线的思想原则和一切为民的工作作风永远不会过时。

联系到当前新的形势下,信息化浪潮汹涌澎湃,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相互渗透,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威胁交织共生。我们要深入回顾新四军的战斗历程,学习新四军巧妙利用各种政治势力,善于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的方针政策,有效应对来自国际国内的各种威胁,只要我们广泛发动群众,保持清廉的党员形象,坚决反对奢糜之风和享乐主义,用“三严三实”要求改造我们的学习和工作,形成“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干群党群关系,努力实现生产力与战斗力、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最佳结合。就拥有无穷无尽的内聚力。

目前,我国的综合国力虽然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二,但周边小国被人利用,不断骚扰我国边界安全,说明我国的国力与世界第一强国比较,还有不小的差距,这一点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不会得到根本性改变。

这就决定了在未来国际竞争中和国家建设中始终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掘人民群众的创造精神。把为民务实清廉的价值追求深深植根于全党同志的思想和行动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让我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更具有广泛、深厚、可靠的群众基础,这样才能使我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完成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大业。

(作者单位:东台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