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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与乔冠华的重名趣事
来源: 时间: 2014-01-01 浏览次数: [ ]

                    茆 贵 鸣


  一位是有着“中共第一枝笔”之美誉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胡乔木,一位是有着“外交才子”之美称的著名国际问题评论家和世界一流外交家乔冠华。这两位为世人耳熟能详的中共才子,都深得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赏识。毛泽东曾用“靠乔木,有饭吃”戏说过胡乔木的积累和才气,并用“可顶战场上的几个坦克师”喻指乔冠华当年那一篇篇尖锐独到、文采飞扬并大有横扫千军之势的国际述评文章。由于早年求学在外,两人虽为盐城同乡,彼此却无缘相识,是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让两位风华正茂的热血青年相继步入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的清华园。于是,这两位校结乡谊的同乡校友由相识到相知,从此结下深厚的友情。然而,他俩的早年生活却总是聚少离多,后来又长时间的失去了联系。未料想,天各一方的这两位当年的清华学子,竟不约而同地同时起用了“乔木”笔名!由此,他们也给日后中国的文坛和政坛留下了一段关于“乔木”重名的趣事佳话——

  

  “南乔”与“北乔”


  胡乔木(1912-1992),原名胡鼎新。这位生于民国初年,一生都在追求真理,终生献身于共产主义事业,并被胡绳誉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幼时即被他的小伙伴们戏称为“土包子”和“书痴子”。说他“土”,是因为他总爱穿那一身黑色的粗布衣裳,不像一些富家子弟讲究穿着,喜爱翻新;称他“痴”,则是由于他读书过于用功,不但读老师教的书,还把父亲大量的藏书一本本地翻出来“啃”,常常是晚饭之后,一个人独坐在小油灯下入迷地翻看到深夜。嗜书如命又酷爱读书的胡乔木,后来受父亲影响,逐渐养成了藏书的习惯。于是,读书——藏书——读书,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嗜好。

  凭着自己的博学强记,胡乔木12岁考进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进入“正直向上,乐于求知”的中学时代;18岁步入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的清华大学,与先他一年入学却小他一岁的同乡青年乔冠华相识相知,并很快走上“红色”革命道路;20岁因故与乔冠华握别清华后,返回盐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并与乔冠华的长兄乔冠军等一起,共同创办《海霞》、《文艺青年》等进步文艺刊物;21岁时因叛徒告密而离开家乡,经上海转赴浙江大学外语系读书,并继续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

  1935年2月,被浙大开除的胡乔木自杭州来到上海后,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组织部部长的王翰(时名陈延庆,同为盐城籍青年,先后就读于上海交大和复旦大学)取得了联系,并经王的介绍重新加入中共,不久升任“社联”常委、宣传部长;同年10月,出任新成立的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党团书记;次年2月,改任刚成立的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江苏临委”)宣传部长。1937年7月,胡乔木在冯雪峰的安排下由上海来到延安。从此,他将原名“胡鼎新”正式改成“乔木”。至于现名“胡乔木”,则是后来的事了。

  改名,是那个特殊年代许多革命青年的一种时尚举动,以示告别旧我,焕然一新。“乔木”之名,显然是受《诗经•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 的启示。乔,形容高大;乔木,就是高耸、挺拔的大树。号角在前,光明在前,大时代在前。红色延安的红色青年,谁不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株拔地擎天的栋梁之树?改了名的“乔木”不仅自己全身心地予以向往,后来竟然还动员起自己的妻子李桂英也改名“谷羽”。“谷”,就是山谷;“羽”,就是鸟。鸟儿从深谷飞出,一翅落在高枝上——不正好象征着嫁给了他这个“乔木”吗!

  “乔木”来到延安后,先任安吴堡陕北战时青年训练班副主任,后调任中共中央青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主编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自此,“乔木”声名鹊起。“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先写《五四运动》一文,继在抗大作《青年运动的方向》讲演。恰在此时,“乔木”也在延安复刊后的《中国青年》发表《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于是,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这件事上,胡乔木这个才子与毛泽东这一伟人竟“心有灵犀”地结下了缘份!

  时隔不久,由于毛泽东十分赏识“乔木是个人才”,胡乔木一步跨进毛泽东的窑洞,正式出任毛泽东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秘书,开始直接为党中央和中央最高领导人起草、修改和完善各类重要文件、决议、社论、政论、报告、讲话及重要纲领和重大宪法等,时间长达20多年,直至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从而成为驰名中外的“中共第一枝笔”!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胡乔木出任《中国青年》杂志主编,并为毛泽东激赏“乔木是个人才”的同时,远在“世外桃园”的南国香港,亦有一支劲笔在以“乔木”的笔名不辍笔耕。他的那些既目光如炬、洞中肯綮,又文气淋漓、感性十足的,以剖析时局而独树一帜的篇篇国际述评文章,能将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梳理得清楚了然,其笔之所触,入木三分,剔透清晰,读后令人荡气回肠。时有香港“三个半国际问题专家”之一之称的这个“乔木”,正是后来为世人所熟知的又一位盐城籍青年乔冠华。

  乔冠华(1913-1983),笔名乔木、于怀、于潮。这位被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称为“才思敏捷,口才雄辩,知识广博的外交家”,自幼聪颖过人,人称“苏北神童”。还是在少年时代,他即口出惊人之语——“天下文章李杜乔”!当年,他的父亲在读到他的这一诗句时,虽然批批他过于狂妄,内心却十分赏识,认为小小冠华,志向远大,抱负不凡。即使现在看来,当年乔冠华自诩文章能于与千古诗人李白、杜甫相比,已足见其少年时代的壮志豪情。他那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豪放性格,由此亦可窥见一斑!

  胡乔木是天资过人、过目成诵,乔冠华亦是如此。他5岁开始熟读“四书”“五经”,12岁即广泛接触进步文学作品,14岁起频繁地投身于进步学生运动,16岁开始全面系统地研读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并逐步确立起共产主义理想信念,21岁译成日本进步作家山本申太郎的《日本帝国主义分析》一书,24岁时已分别留学过日本、德国并获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26岁时以“乔木”笔名饮誉香港及东南亚各地,成为名噪一时的国际问题评论家和进步青年中的“精神领袖”,同年加入中共实现了人生的重大政治转折。

  虽说乔冠华学的是哲学,但他熟悉天文地理,纵横古今中外,博采诸子百家,精通诗词歌赋和多国语言。因此,无论是当年在香港、重庆,还是日后在国际外交舞台,他都能纵横捭阖,折冲尊俎,举重若轻,游刃有余,始终不失大家才子的翩翩风度。

  与胡乔木一样,乔冠华那少年老成的逼人才气,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如痴如醉的业余收藏。他自幼读书藏书、看报集报,尤其喜爱收集珍藏地图。他的这种业余收藏几乎与他的学识水平的日积月累同步进行。到了青少年时期,他已将收集各国出版的各种类型地图的习惯,养成了一种独特的业余收藏癖好。一张张满布数十万个地名的极为详细的世界地图,他能象天文学家熟悉星座图一样地了如指掌。他自己后来曾直言不讳地说过,青少年时期所养成的这个习惯和癖好,对于后来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评论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各个战场局势的演变,以及日后所从事的职业外交官生涯,大有裨益。

  还是在1936年留学于德国图宾根大学时,踌躇满志的乔冠华即已不甘做“书生”和“书呆子”(乔冠华自称在清华园时“是百分之百的书生”,“是一个书呆子”)了。他一方面与进步同学频繁往来于图宾根与柏林之间,积极参加柏林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各种抗战活动;一方面开始“不务正业”地钻研起军事科学,认真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后来干脆自开新课,广泛研读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书籍,并且面对着欧洲地图和世界地图,反复思考当时乃至日后整个世界的战争局势!国内“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德国后,欣喜若狂的乔冠华与留德同学们一起,创办了一个《抗战时报》的油印刊物,及时向留学生们传播国内的抗战消息。

  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后,胡乔木已从上海抵达延安;此时的乔冠华也合上书本,离开课桌,并果断地决定:回国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

  1938年春,乔冠华经香港来到广州,开始在自己主办的内部刊物上发表早期的国际评论文章;广州沦陷后,又被点将赴港,协同余汉谋部的黄范毅创办《时事晚报》并出任主笔。从此,他以“乔木”笔名撰写的差不多每天一篇的国际述评文章,不仅仅在香港,同时在华侨最为集中的东南亚等地区广为流传开来。

  于是,分处南天北地的乔冠华和胡乔木,几乎同时在以“乔木”的笔名发表那遥相互应的国际述评和社论文章。一时间,风靡新闻文化界乃至中国政坛的“乔木”被传为佳话。

  然而,也有许多细心的读者在捧读之余颇感跷蹊:“乔木”一会儿在延安发表社论文章,一会儿又在香港发表国际述评,莫非他有分身之术不成?

  1995年5月15日,笔者在采访胡乔木女儿胡木英时,她曾谈及到这样一个笑话:

  时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妹妹胡文新(即方铭),一次在看到香港报纸上发表有署名“乔木”的述评文章后,误以为哥哥胡鼎新已经到了香港。于是,她随即给香港的“乔木”写了一封家信。其结果可想而知。“家信”令乔冠华莫名其妙:怎么会在白区突然出现了个胞妹?此时的乔冠华,并不知道胡鼎新已赴延安,并且在以同样的笔名撰写社论文章。

  后来,当人们终于弄清楚这一南一北两个“乔木”并非同系一人时,才干脆以“南乔”(乔冠华)、“北乔”(胡鼎新)相称。


  同 名 之 争


  两个“乔木”同为文坛奇才,皆是风云才子,可又各怀雄才大略,互有千秋之色。

  “北乔”胡鼎新,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理论精深,其严谨的学风,堪称光辉的典范。因为他长期活跃在中国共产党的上层,中共许多彪炳史册的重要文献都是出自他的手笔,如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由他一手整理,跨度长逾两个革命阶段的中共第一个和第二个《历史决议》也是由他参与或负责起草。当年,“和他(胡乔木)在延安相识,长期共事,断断续续,前后有五十多年”的杨尚昆,“因为他的丰富知识和写作才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他的音容笑貌,至今还不时浮现在我的眼前”,故而曾深情地写下《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称颂“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期望,都已经流泻在他毕生写作的不计其数的文字之中了。这些文字写上他个人名字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的是用了党的和国家的名义。他个人已经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终生用笔来为人民服务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境地,也是我们最应该学习乔木同志的地方”。

  胡乔木的天赋和才华,确实非常人所及。杨尚昆回忆说,当年毛泽东甚至用过“靠乔木,有饭吃”来戏说过他的积累和才气。乔冠华也曾由衷地感叹过:“写文章,搞文件,我们十个也顶不了一个胡乔木!”

  与“北乔”胡鼎新那严谨、稳健的作风大相径庭的“南乔”乔冠华,则秉性旷达,浪漫洒脱,不拘小节。他博学英才,思想开阔,睿智超群,其才思如行云流水,文章明快活泼,令人拍案叫绝。崔奇称颂他“早在年轻时,就以文才著称”,其“学识渊博,思想开阔。天文地理,古今中外,诸子百家,诗词歌赋无不涉猎。他研究过文艺理论和文化思想问题,写过这方面的论文。在病中,我看见他还在读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和钱锺书的《管锥编》”;“他是一位真正的诗人。他有诗人的气质,诗人的情怀,诗人的才华”。章含之说,他应当是文学家或者是音乐家,惟一不适合的就是政治家,遗憾的是他偏偏选择了政治!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倘若不是为政治所羁勒、所击溃,以乔冠华的天赋完全可以写出如天马之行空,独往又独来的大匠之作,大美之作。然而,即便如此,胡乔木还是公允地评价他虽“遭遇坎坷”,但“博学英才”,“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魔灭”。

  与胡乔木一样,当年的乔冠华同样也深得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世纪伟人的极度赏识。毛泽东生前即曾赞说过,“乔老爷”当年那气势恢宏的国际述评文章,可顶抗日战场上的千军万马!伴随着乔冠华日后的外交辉煌,由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袖人物戏说的“乔老爷”这一美名,更是风靡全国,妇孺皆知。最后,他竟带着世纪伟人们戏送与他的这一雅号,走完了人生最后的传奇岁月。虽然他在晚年仕途大翻车,从云端跌落沼泽,但他以大笑为人格象征的那种特有的奇男子形象,已牢牢地定格在世人的心目之中。

  在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曾出现过与一代枭雄孙策、周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江南二乔”,她们那国色天香的“风流姿色”可谓倾国倾城、家喻户晓;到了二十世纪后的中国共产党内,又并世而出了“苏北二乔”,他们那才华横溢的“风流文采”更是风靡华夏、誉满全球。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坛、政坛上的一桩奇事、趣事。

  更为有趣的是,“苏北二乔”不仅同出清华园,还同为盐城人。当年,这两个“乔木”家的住地,相距只不过十多公里。“北乔”比“南乔”年长一岁,“南乔”比“北乔”早一年步入清华; 两人几乎是同时参加革命, 后又几乎是同时进京在中央担任要职。所以,毛泽东曾亲切地将“苏北二乔”称之为“盐城二乔”。

  “盐城二乔”分处南、北两地时,尚可分别以“南乔” 、“北乔”相称;可一旦相聚,“二乔”两人之间的重名问题便马上显露了出来。

  1945年,“北乔”胡鼎新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此之前的1942年秋,“南乔”乔冠华从香港秘密撤退后,也已从韶关辗转至重庆曾家岩50号,来到了周恩来身边,开始出任《新华日报》编委,继续负责“国际述评”专栏的撰稿和编辑工作,并主编《群众》周刊(党在国统区公开出版的机关刊物,创刊于1937年12月11日),同时参加中共代表团外事组的有关活动。

  这两个当年的同乡校友,一别竟是十多年互无音讯;如今在山城重庆,他们却意外地得以握手重逢,双双自然是高兴异常。然而,一番寒暄叙旧之后,“麻烦”也接踵而至——两人已不约而同地同时起用了一个名字:“乔木”!当年与乔冠华同在《新华日报》社一起工作的同仁刘白羽,在回忆毛泽东抵渝当天的情景时曾有过这样一段介绍——

  ……就在红岩一间小会客室里,毛主席接见了我们。报社(按:指新华日报社)有潘梓年、熊瑾玎、乔冠华、胡绳等人,我是延安就熟悉的,在重庆见面格外欢喜,当介绍到胡绳时,毛主席打量了一下,亲切地说:“哲学家。”乔冠华(当时叫乔木)和毛主席握手时,毛主席幽默地说:“跟我来了个乔木(按:指胡乔木),这儿又有一个乔木(按:指乔冠华),不能叫大乔小乔,就叫南乔北乔!……”立即引起哄堂大笑,我觉得我又看见了延安时候的毛主席……

  在接下来的一段日子里,因为两个“乔木”经常聚集在一起,又频繁地在同一份《新华日报》发表署以同样笔名的不同文章,这可真的让人生出“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雌雄”的感慨了。他们的同事和朋友们都希望他俩之间能有一人把名字改一改,以减少因同名带来的“麻烦”。然而,在谈及这一问题的时候,他们谁也不愿放弃这个亦已为社会所普遍仰视、并且日益发出强光烈焰的“乔木”名字。

  “南乔”乔冠华巧舌连珠,据理力争。他风趣地对长他一岁却低他一届的老校友说:

  “我的列祖列宗本来就姓乔嘛!再说,你们看我这一米八三的个头,不正是一棵挺拔的乔木吗?我用‘乔木’这个名字,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啦 。”

  “北乔”胡鼎新则不紧不慢。他和声细雨地向他的这位老校友、老同乡娓娓道来:

  “《诗经•周南》有《汉广》一首。开篇四句,明白如话:‘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乔木’者,林中之秀木,挺拔坚直,可作栋梁砥柱。我到延安以后,之所以取‘乔木’为名,旨在喻以自励。况且,1935年我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文学评论时,署的就是‘乔木’笔名;1938年7月,我在延安与李桂英结婚时,甚至连她的名字也改成了‘谷羽’。谷羽者,‘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之鸟也。你们说,我这个‘注册’在先的‘乔木’是否该用这个名字呢?”

  各说各的理由,谁也“不可休思”。好在这场同名之争,因重庆谈判的结束和毛泽东离渝返延而暂告休战。因为,“北乔”又回了延安。

  有关两个“乔木”的同名之争,胡风于1977年7月18日在狱中被勒令撰写的一份长篇交代材料中亦有述及。他是以“附记”的形式记述的——

  胡乔木随毛主席到重庆后,和乔冠华见面后是成了知交的。梅志说乔冠华向我谈到胡乔木抢取了他早就用起的乔木这个名字,表示气愤。这件事我毫无记忆。只模糊记得邵荃麟告诉我,毛主席对两个乔木打趣地说:“大乔小乔,南乔北乔,真乔假乔……,你们谁占哪一边呀?”所以以后曾用南乔北乔分别称呼过他们。1950年我问乔冠华,是否放弃了乔木这个名字,他说还没有 。


  毛泽东为“二乔”断名


  在经过了整整的四年“休战”之后,随着新中国的即将诞生和中央人民政府的即将成立,乔冠华奉召由香港护送最后一批爱国民主人士北上,于1949年9月顺利抵达北平;而一年前即已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和总编辑的胡乔木,则跟随毛泽东先由西柏坡北上京城香山双清别墅,继入中南海静谷院,早于乔冠华半年进入京城。

  新中国建立后的1949年11月8日晚上8时,周恩来在外交部“老部”(原为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办理外事的一所主体为上下两层的德国式建筑,建国后被改为外交部办公楼。该楼虽已被拆,但外交官们仍习惯地称其为“老部”)大礼堂主持召开外交部成立大会。在随后宣布的新中国外交部领导成员名单中,乔冠华出任外交政策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前身)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由周恩来兼任),并代理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司长夏衍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因陈毅市长的挽留实际未能到任);在此之前,乔冠华已任政务院办公厅副主任和政务院出版总署下的国际新闻局局长职务。

  政务院出版总署的首任署长不是别人,正是与乔冠华有过同名之争的胡乔木!

  事实上,此时的胡乔木不仅仍然兼任着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1950-1954年,为中宣部常务副部长)、新华通讯社社长和《人民日报》社社长职务,而且还多了一项非常恰当的任命——中央人民政府发言人。胡乔木成了名副其实的“新闻人物”。

  两个“乔木”因各自非凡的学识和出色的才华相继聚于首都北京,并同时在中共高层机

  关任职。如此一来,他们之间由于重名而引起的“麻烦”又再度凸现了出来。虽说这“盐城二乔”是同窗好友,但为了拥有“乔木”,双方依然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同名官司”终于惊动了毛泽东。为了妥善处理好他们之间的重名问题,毛泽东特意召集“盐城二乔”这两位党内才子,并欲为他们断名。

  毛泽东先问“南乔”:原来用什么名字?

  “南乔”答:原名乔冠华。

  毛泽东说:这个名字很好,以后你就叫乔冠华,仍然姓乔。

  接着,毛泽东又转向自己的大秘书胡乔木:至于“北乔”你嘛,本来姓胡,可以恢复胡姓,以后就叫“胡乔木”好了。

  ——“南乔”留姓,“北乔”用名,这实在是一种极佳的平衡!就这样,一团死结在毛泽东的手里一下子便迎刃而解了。

  毛泽东不偏不袒的这一居中“调解”,终于使得这一久拖未决的“同名官司”得到了圆满解决。打了“平手”的两个“乔木”,双双接受毛泽东的“调停”。但是,这次“盐城二乔”的“同名官司”,却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4年12月26日,毛泽东宴请参加全国三届人大会议的部分工农代表出席自己的生日便宴。当时,作为立志务农的盐城籍优秀回乡知青代表董加耕亦应邀入席,并作为头号客人与邢燕子分坐毛泽东的左右。他们由此也成了那个年代最为引人注目的风云人物。

  席间,毛泽东问董加耕:“你是盐城人,盐城有‘二乔’你知道吗?”

  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二乔”,指的便是乔冠华和胡乔木。

  对于这一有趣的插曲,目前流传的版本依然很多。笔者与董加耕同为盐城人,曾就此与他进行过联系和沟通。这里,不妨将盐城籍的另一位青年作家卞庆奎的采访著述,摘其有关部分抄录于后——

  董加耕怎么也不会想到服务员竟然避开主席将第一盘菜端了给他。他怀疑服务员搞错了,就将第一盘菜让给了主席,主席收下了。第二盘服务员又从董加耕开始,董加耕又让给了主席,主席又微笑着收下。到第三盘再让给主席时,服务员对董加耕说:“你自己吃。”董加耕这才拿起筷子吃起来。席间,主席不断给董加耕添饭夹菜,并说:“你年轻,农村来的,多吃一点。”并叫服务员给其他人添饭菜。

  服务员将餐巾纸递了过来,主席说:“人不能太干净,太干净要出修正主义。其实坏事也能变成好事,过去有个人有胃病,有一次病情发作,晕倒在阴沟里,后来,他疼得没法子,就将一把土吞下去。结果胃倒不疼了,医院一化验,原来阴沟里有盘尼西林的成份。”众人笑了起来。

  笑过以后,主席问董加耕说:“你是哪里人?”董加耕说:“江苏盐城人。”“你是苏北盐城人,你知道盐城有两乔吗?”

  董加耕心想:我们那里是水乡,桥很多,怎么能说有两桥呢?一时没弄懂主席此话的含义。

  见董加耕没听懂,主席便提示说:“两乔,他们都很会写文章。”

  在学校里董加耕也算是个爱好作文的小秀才,所以一下想起来,便高兴地回答

  说:“我知道,他们是胡乔木、乔冠华,两家相距不过10公里。”主席高兴地笑起来了。

  30多年后,有人为了猎奇而在报纸上给董加耕编故事,说当年毛泽东请董吃饭,问及盐城二乔时,董回答的是登瀛桥和凤凰桥,其实历史事实是不依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关于这段经历有关方面都早有详细记载,对于这些,董加耕觉得没追究的必要。

  “二乔”的重名“纠纷”并没有结束。及至乔冠华去逝前的100多天,仍然还延续了一则因当年“乔木”重名而发生的趣事。

  那是1940年冬去春来的时候,应华侨巨商胡文虎先生之邀,时名“乔木”的乔冠华和郑森禹乘船由香港抵达新加坡。乔冠华拟出任星岛《文汇报》主笔。

  未料,当时的英华民政务司却拒绝他们入境。几经交涉,最后只允许登岸48小时。《文汇报》同仁遂于当晚在南天酒楼设宴欢迎他们,郁达夫等出席作陪,众人欣然合影留念。于是,留下了他们当年相聚海外的这一历史瞬间。

  到了八十年代初,陈子善、王自立在编纂书稿《回忆郁达夫》时接触到了这一珍贵的历史照片,但因对当年这张合影中的“乔木”有疑,遂致函求教于缠绵病榻的乔冠华。乔抱病复曰:“胡浪漫先生提供的照片上那个人是我,不是胡乔木同志……”;“在整个抗战期间,现在的胡乔木同志没有在华南或海外工作,那时他在延安,也用乔木笔名写文章,故尔相混。”接着,他又指出:“互相混淆的情况至今未绝。”

  如今,“盐城二乔”虽然均已相继作古,但只要缅怀起他们的文采风流和他们之间的友谊佳话,人们总是能够体味到他们的流风余韵。


  (本文选自茆贵鸣著:《乔冠华传 从清华才子到外交部长》。该书日前已由凤凰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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