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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幸之情系抗战文艺
来源: 时间: 2014-01-08 浏览次数: [ ]

王 海 燕

 

别了,孤岛

 

 1940年深秋,一直坚守“孤岛”上海的许幸之的住所。一位不速之客秘密造访。

 当时的上海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一切抗日救亡活动均遭禁止,敌伪势力不时制造各种事端,抗战文化横遭摧残,文化工作者倍受迫害。 因此,对于曾积极投身左翼文化运动,其时正从事进步剧运工作的许幸之而言,这位神秘的造访者的突然出现不能不引起他的警觉。

 来人看出了许幸之的疑虑,刚刚入座,便开门见山地自报家门:“我叫司徒阳,是苏北新四军派来的。”

 一听“新四军”,许幸之的眼睛一亮。对于新四军,许幸之早有所闻,最近还听说新四军在苏北黄桥取得了反顽战斗大胜利,新四军、八路军两军在盐城会师,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怎么,新四军派人来找我,莫非……”不及许幸之细想,司徒阳已揣摩出他的心思,忙接着说:

 “许先生,想必您对新四军也有所了解,如今上海已无正义之声,我想许先生也一定倍感压抑。而在苏北,黄桥决战的胜利为苏北抗战打开了新局面,苏北抗日根据地虽处于开辟伊始,百废待兴,条件艰苦,却是比较纯净的抗日热土,陈毅同志思贤若渴,想广纳英才,共商抗日大计。先生德高才高,却无施展之处,一腔爱国热忱难觅用武之地,先生如蒙不弃,可愿与我同往苏北抗日根据地从事抗日文化活动和新四军文艺工作?”

 司徒阳一席话可谓一语中的,又似一股股热流冲击着许幸之那颗快要冷却的心。许幸之擅画,长于诗文,精于影剧编导。他早年师从著名美术教育家吕凤子,后入上海美专和东方艺术研究所深造,又就读于东京美术学校,在画艺上造诣颇深,1927年,应郭沫若电召回国,在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科从事美术工作。1930年与沈叶沉、王一榴、刘露等创办了左翼美术团体,建立时代美术社,参加左翼文化运动。1934年,他任上海天一影片公司美术设计、电通影片公司导演,导演过轰动一时的《风云儿女》,其插曲《铁蹄下的歌女》便由许幸之作词、聂耳作曲,它伴随整个影片风靡全国。     抚今追昔,许幸之百感交集,与其困于“孤岛”,空怀抱负,不如投奔新生,寻找光明。经过一番思考后,许幸之慨然应允。

次日傍晚,华灯初上,外滩码头,熙熙攘攘,人头攒动,随着一声汽笛长鸣,一艘巨轮缓缓离岸。许幸之伫立船头,目送着海关大楼、中国银行、外白渡桥从视野中一一逝去,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状的复杂情愫。

历经两日的颠簸,经过了日伪军的道道关卡和层层封锁线,许幸之和司徒阳终于来到了苏北新四军驻地海安。

到海安后,许幸之巧遇陈毅,他们一见如故。虽是第一次见面,又仅仅是简短的寒暄,但陈毅对文化工作者的亲近和热情,令许幸之很受感动,而许幸之的谦和礼貌与温文儒雅也给陈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刘少奇、陈毅等正积极筹办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关于院长人选问题,刘少奇、陈毅和鲁艺筹委会主任丘东平反复考虑决定请时在上海的鲁迅的夫人许广平担任,派谁去请呢?陈毅很自然就想到了刚从上海来到海安的许幸之。许幸之欣然受命。

可惜,当时的许广平正全身心地投入编辑《鲁迅全集》,加上儿子海婴需要留在上海治病,无法离沪去苏北“鲁艺”工作。许广平虽未能成行,但感念陈毅一番盛情,她帮助许幸之动员了一批进步青年前往苏北。

 

在“鲁艺”的岁月

 

当许幸之再次回到苏北时,军部已由海安迁至盐城。大批人员抵盐那天,正值农历除夕,陈毅和粟裕亲自前往探望。正月初一,在“鲁艺”的筹备处举行了一次盛大的欢迎会,欢迎从上海来的新同志,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出席了迎新会,对许幸之此行表示衷心感谢和诚挚慰问。

  鲁艺华中分院成立后,许幸之身兼文学、戏剧、美术三个系教授,成为鲁艺全体师资中唯一身兼三个系教授者。

  因许幸之博学多才,又曾受过系统正规的专业教育,开学不久,丘东平便请许幸之给各系的教员们补补课。补课就安排在每周末的晚上,许幸之每次都认真准备,从“艺术的起源及原始艺术”进到“欧洲文艺运动的发展及特征”,引经据典,深入浅出,拓宽了教员们的眼界和思维。

  许幸之擅画。他早年在东京美术学校就读时的画作曾获得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人的好评。30年代初,他创作了《工人之家》、《逃荒者》、《铺路者》等反映劳动人民困苦生活的现实主义的油画作品,在上海八仙桥展出后,引起绘画界强烈反响。

  “鲁艺”的校址设在盐城的贫儿院,这里断垣残壁,破旧不堪,为了把它改造成一座像样的艺术殿堂,艺术家们也颇费思量,许幸之想:由于条件艰苦,这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新四军的艺术摇篮,自然比不上大上海的高等艺术学府典雅、气派,但无论如何不能失去艺术气息、艺术氛围。这位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科的元老决定亲自动笔,化平庸为神奇。一天后,一幅文学大师高尔基的巨型油画诞生了,画像人物逼真,神情俊逸,色调鲜明。随后他又与刘汝醴教授共同绘就了沙士比亚、贝多芬、达·芬奇等世界文学艺术大师的画像,这四幅画像被悬挂于戏剧系教室的左右墙壁上,顿然显示出浓郁的艺术气息。

为了使美术教学能更好地适应抗战文艺宣传,“鲁艺”美术系的教学除系统的理论学习外,更注重素描和写生。对此,许幸之作了大量探索。为了使同学们在短期内掌握写生的方法和必要的人体知识,他苦苦寻找写生模型,终于发现附近破庙中有几尊比例较准确、神态安详的菩萨,这可乐坏了他,他忙请人在菩萨头像上刷上一层白粉,立刻,写生模型有了。渐渐地,由“静”到“动”,美术系的学生们结合构图、解剖、透视等理论知识,创作出一幅幅鲜活的人物形象画、水乡风俗画等,为日后广泛应用于抗日宣传的墙画、漫画和连环画的诞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许幸之长于诗文。在日本求学时,创作的抒情长诗《牧歌》,引起校园轰动。30年代写有叙事长诗《卖血的人》、《大板井》和抒情诗《扬子江》等,出版了《永生永世之歌》及散文集《归来》。

许幸之来到苏北后,惊异地发现,这里文人荟萃,才子云集,更是那位以一代儒将著称的陈毅将军在诗歌创作上的造诣尤令他钦佩、折服。

陈毅闲暇时,常去许幸之的宿舍聊天。一日,两人论及古典诗词。陈毅谈到他最喜欢的两位古典诗人是白居易和陶渊明,并称白、陶二人的诗纯朴、清新、易懂。他随后谈论起今日的新诗和诗坛的种种倾向:“现在的许多新诗人,多半离不开旧的圈套那就是‘自我呻吟’,很少如白居易那样,为大众而歌唱,被大众所欣赏的诗人。”他主张诗要和歌谣携起手来,方能开拓新诗歌的道路。

陈毅对于诗歌的精辟的论述,深深影响着许幸之。 皖南事变后,许幸之以满腔的悲愤和火热的激情写下了在苏北很有影响的长诗《革命要用血来完成》,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打起你的战鼓吧,同志们,举起你的战旗,用你们的歌声,喊出你们的悲愤”。

接下来,诗人如泣如诉地叙述了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茹毛饮血,英勇杀敌,成绩昭著的史实,谴责了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以使亲痛仇快的罪行。

诗里没有无病呻吟,有的则是爱憎分明的灼热情感和震撼人心的有力的呐喊。

在苏北根据地,许幸之亲眼目睹了根据地欢乐祥和的动人画面,深受触动,于是满怀豪情地写下了著名诗篇《黄金谷》,刊于《江淮日报》。

在许幸之、刘保罗、路汀等人的推动下,根据地的新诗创作风起云涌、蔚然成风。

1941年端午节,为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许幸之主持举办了诗歌朗诵会,他还特意向陈毅发出了邀请。

当天上午9时许,陈毅军长骑着马,兴致勃勃地如约而至。陈毅与大家侃侃而谈,从屈原爱国的一生讲到自己也想做个诗人,并深情地希望大家到战士中去,到农民群众中去,为工农兵服务。他的话语情真意切,鼓舞人心,不仅教育激励了广大青年,而且深深影响了这些都市青年的创作观念,为他们日后的创作道路指明了方向,这种影响甚至伴随了他们一生。

许幸之在戏剧艺术方面也颇多建树。在“鲁艺”期间,许幸之经常帮助大家排演话剧。这些话剧多半是在盐城大众戏院排演的,这个旧戏院本是上演京剧和地方戏的舞台,不适于演出话剧,许幸之大胆提议将之翻新改建为“鲁迅艺术剧院”。他仔细画图设计并组织实施,把旧戏院的后台扩展为布景、道具、化妆室,又用倒塌的城砖将前台砌成有陡坡的池座。陈毅对许幸之的这一“杰作”颇为赞赏,曾多次给予表扬。以后该剧院就成了新四军活动和群众集会的中心,成功地演绎了许多具有战斗性的抗战话剧,皖南事变后新四军誓师大会也是在此进行的。遗憾的是,该剧院后来在日机轰炸时遭到毁坏。

新四军臂章的设计者

 

皖南事变爆发后,112日,蒋介石又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中共中央对此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25日,新四军新军部在盐城成立。斗争形势要求有新四军新的臂章,作为全军的标志。这个设计任务,便交由许幸之来完成。

他翻阅了大量图片,搜集资料,认真研究设计。当时已有多种新四军臂章设计图案,有持抢战士图案上书写“抗敌”二字的;有印汉字“新四军”三个字的;还有注明是第几支队字样的等等。经过反复琢磨和研究,许幸之终于独立设计出三、四个方案,并选中其中一个外方内圆蓝白二色的图案。至于“新四军”的标志问题,他接受了陆璀同志的建议,选用新四军三个英文字的头一个字母的组合,字体用黑体字和仿宋体。方案已成雏形后,许幸之征求陈毅的意见,陈毅赞成用新四军英文字母缩写,认为这能起隐蔽保护作用,同时提出“四”字还写阿拉伯数字“4”字好。这样,新四军臂章的设计方案最终确定下来。此后,丘东平、莫朴请来美术系教授庄五洲严格按照许幸之的设计图案画出正稿,这便是外方内圆、蓝白二色,中间书写“N4A”,两上角缀有五角星,中标一九四一年黑体字的臂章。这个臂章便成为新四军统一的臂章,一直使用到新四军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系列为止。

1941416日,“苏北文化界协会代表大会”在盐城召开,  这个盛会云集了艺术、文学、新闻出版等各界英豪300余人。刘少奇、陈毅、彭康、钱俊瑞等华中党的领导人均出席了会议。许幸之率“鲁艺”美术系师生全力投入筹备组织工作。 继之,在许幸之等人的组织和领导下,“苏北戏剧协会”、苏北诗歌协会、中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等相继诞生,这些抗日文艺组织开展了广泛的活动,如墙头诗运动、木刻展览、话剧演出等等,尤其是在诗协和“鲁艺”文学系联合举行的“关于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大讨论影响最大。

19417月下旬,对根据地如火如荼的抗日民主活动怀恨已久的日伪军大举进犯盐阜区。为避敌锋芒,军部分批转移,许幸之也随之转移到阜宁。“鲁艺”二队在转移途中损失惨重,军部研究决定华中鲁艺改建为军鲁工团和三师鲁工团。许多上海来的文化人返回上海隐蔽工作。许幸之也在组织的安排下返沪赴港,从事电影制片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许幸之在香港地下党的帮助下和留港文化人一起离开香港转入内地,历任中山大学、苏州社会教育学院、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其间摄制了大型抗战纪录片《中国万岁》,它就象一首中国人民英勇抗击外来侵略的伟大赞歌,响彻中国大地,受到普遍赞扬。(出自《飞鸿雪泥——文化名人与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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