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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史者的修为
来源: 时间: 2017-04-01 浏览次数: [ ]

  

韩立坚

《资治通鉴》是我国最大的一部编年史,上自战国初期韩、赵、魏三家分晋,下至五代末期宋太祖赵匡胤代周前,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计294卷,近400万字。元丰7年(1084年)这部史籍编成,司马光进呈神宗皇帝,神宗皇帝极为看重,将书的每篇首尾都盖上了皇帝睿思殿图章,钦赐书名《资治通鉴》,降诏奖谕司马光:“博学多闻,贯穿古今,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依据。”后世史家更是推崇备至,清代大史学家王鸣盛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不可不读之书。”梁启超评价《通鉴》:“其结构之宏伟,其取材之丰赡,使后世有欲著通史者,势不能不据以为蓝本,而至今卒未有能逾之者焉。温公(司马光被封为“温国公”)亦伟人哉!”

读《资治通鉴》,我常常在想,司马光为什么能够创造出如此经世伟业的?对后人有什么启迪?虽然我还远远没有想透,但感到至少有这样几点启示值得认真思考。

家教立身。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月十八日,司马光出生于光州光山,此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令,所以给他起名。司马池对孩子的教育非常重视,坚持身教言教并举。司马光六岁时,就教他读书;七岁时,司马光不仅能背诵《左传春秋》,而且能讲明白书中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举动。司马池不仅在文化上抓紧教育司马光,在做人上也严格要求司马光。大概在五、六岁的时候,有一次,司马光要去胡桃皮,不会做;他姐姐想帮他,但也不会,就先行离开了。后来有一婢女用热水帮他顺利地将胡桃皮去掉了,他姐姐回来问:谁帮你做的?他欺骗姐姐说是自己做的,父亲便训斥他:小子怎敢说谎!从此,司马光再也不说谎了,年长之后,还把这件事写在纸上,策励自己,严格要求自己。他一辈子以诚待人,而且低调淡泊,官至宰相了,家中的一个老仆还不知道,仍然称他为“君实(司马光字)秀才”,苏轼觉得很惊讶;坚不纳妾,张氏夫人不生育,数次为他张罗美妾,都被他推辞掉了,最后过继一个侄儿为嗣。他为官40多年,而且位高权重,竟仍然“食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张氏夫人故去,他家无余资,只好典田葬妻。他说:“自己没有什么超过别人的地方,只是我一生所作所为,从来没有不可告人的。”在历史上,他曾被奉为儒家三圣之一(前两圣是孔子、孟子)。我们现在常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不少人家不惜花重金为孩子请名师、进名校。其实,真正的起跑线就在家教!良好的家教塑成非凡的人格,非凡的人格造就非凡的事业,这是司马公留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

善思多谋司马光于宋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登进士第,出任地方判官、权知县事等下级官吏,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不错政绩。后进中枢,长期担任谏职,下至边关上至皇室,屡进谏言。为了一件事常常多次上状,直到引起当政重视。他自己总结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在谏官的位置上,一方面使他处于与人树敌的不利位置,另一方面也使在参与政事中开阔视野,了解民瘼,洞察积弊,能够立足大局做出深邃的探索和思考,从资政的角度从事治史,为当朝和后世提出丰富而透彻的资政参考。实践出真知,谋国利资政,司马光治史具有一般书生所难有的优势,这也是他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博闻精研。司马光父亲对儿子着意栽培。每逢出游或与同僚密友交流,司马池总喜欢把司马光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在见识方面,都凛然如成人。好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等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司马光得以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人生阅历和社会知识。司马池病故,司马光三年守孝,更是三年苦读,撰写文章。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把司马光当作自己的儿子培养、教育,直到司马光入仕为官了,他还尽可能把司马光调到自己身边,让他跟班学习。司马光好学强识,通过刻苦研学,他的学问可谓博大精深,苏轼评价他:“博学无所不通,音乐、律历、天文、书数,皆极其妙。”司马光把做学问与写文章结合起来,虽无意为文而文自工。他务为可用之文,推崇文以载道;认为华而不实的诗词无用,他赞赏的不是辞藻堆砌的诗,而是平淡闲远,抒发真性情、真自我的诗;在经学上,司马光弘扬儒术,力辟佛老,对儒家精义做了许多开创性的阐述,朱熹将他与同时期的周敦颐、邵雍、二程(程颢、程颐)、张载合称道家六先生;书法上也有建树,宋高宗称:朕有光隶书五卷,日夕展玩其字不已。正是这种卓异的学识基础,才使司马光能够胜任这部皇皇史著的编篡之职。做学问来不得丝毫侥幸和取巧,必须博学精研,具有深厚的治学功底, 功夫在诗外,这是司马光带给我们的又一个启示。

矢志不渝。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并不是如人们一般所说的是退居洛阳的15年,实际用时应该是20多年。宋英宗治平三年(1069年),司马光将编成的《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记》5卷,《秦记》3卷,计8卷),进呈英宗,英宗阅后大为赞赏,要求司马光接续编纂,决定设立书局,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助手。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司马光因与王安石变法主张不合,自请罢相(枢密副使,副宰相),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连上5道札子,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西安),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全力编撰《通鉴》,又历时15年,至元丰七年(1084年),66岁了,才全部修完《通鉴》,以后虽出任宰相之职,但仍负责最后校订,直至元祐元年(1086年),68岁故去。从发凡起例到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绝不假他人之手。《资治通鉴》耗费了司马光的全部才智和毕生精力。司马光拒绝的不是一般繁华,而是权势极大的相位,退居自己修造的独乐园,编修史书,冷板凳坐了15年,直至修纂成功。宋神宗赵顼感慨地说:“未论别者,即辞抠密一节,自朕即位以来,唯见此人。”司马光如此潜心向学,殚精积虑,矢志不渝,是一般人所难以做到的,所以他能攀登上一般人难以攀登的史学高峰,创造出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传世绝品。像司马光那样,二十多年磨一剑,集中全部精力从事经世伟业,一般人可能难以做到;但是像司马光那种“大国工匠”精神,则是我们干任何工作都应该努力做到的。拒绝诱惑,聚精会神,矢志创新,追求极致,始终不渝,这是司马光带给人们最为深刻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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