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再造青春之中华”
王海燕
20世纪初的中国，列强侵扰于外，军阀争霸于内。面对内忧外患，仁人志士纷纷探寻救国真谛，却屡遭挫败。在风云激荡的历史旋涡中，在信仰混乱、“主义” 庞杂的中国意识领域和知识阶层，思想上的争斗最终演化为水火不容、白刃相向的政治斗争。鲜血、屠戮，未能擦亮国人的眼睛。唯当马克思主义火种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由西方引进，加之俄国十月革命“惊秋之桐叶”的指引，中国的前途才出现了光明。而李大钊，正是当时中国极少数的、奋进在时代潮流最前列的先进知识分子。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但他并非生来就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早年提出的“再造青春之中华”的理想，于浪漫主义中蕴藏深刻的哲学思想，如东升旭日，为迷茫的青年拨云破晓；又如夜空星辰，点点照亮国人灵魂，激励了五四前后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自觉担负起拯救中华的的历史责任，也为他日后彻底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为实现“再造青春之中华”的理想，李大钊笔伐不止，战斗不息，矢志不渝，直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
1913年冬天的一个黄昏,残阳渐退，夜色正起。天津海河畔的码头，穿长袍着短褂的旅客熙熙攘攘，扛着箱、掮着包的码头苦力穿梭不息。时年24岁，当时名叫耆年、字寿昌的李大钊，便在这里登上了一艘开往日本的客轮。他高大魁梧，身着青布长衫，脚蹬圆口布鞋，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眼镜，两撇浓密的八字胡格外引人注目。他神态安详，举止儒雅，俨然资深的学者又像敦厚的长者。轮船行至黄海中，突然海风席卷，船体纵横颠簸。眼前的浊浪狂涛，一下子将李大钊的思绪带入了当年的甲午风云。他走出船舱，伫立船头，“追寻甲午覆师之陈迹，渺不可睹。但闻怒潮哀咽，海水东流，若有殉国亡灵凄凄埋恨于其间者”。东渡探寻救国路的强烈意念，使他不禁脱口自语：“师夷长技以制夷”。
李大钊，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他“在襁褓中，即失怙恃，既无兄弟，又鲜姐妹，为一垂老之祖父抚养成人。”1907年，生性爱探究宇宙、人生、世界、历史问题的李大钊，“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法政学校的学生多属改良派。基于非暴力的政治立场，李大钊当时承袭了严复、梁启超等重视文化变革的改良主义思想传统，希望通过广泛涉猎近代欧洲各种思想流派，研究各国政情及各种主义、学说，找到开启救亡真理大门的钥匙。在校期间，他参加过北洋法政学校要求清朝政府开设国会的罢课活动；目睹了他的老师白亚雨在领导滦州起义中的壮烈牺牲。李大钊初步认识到革命的艰难。为了勉励自己不畏艰厄、矢志革命，他依《方言》的“钊,远也,燕之北部曰钊”，以燕北慷慨悲歌之士自命，期具燕赵之士的豪情，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李大钊，字守常。1913年春，李大钊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长,负责主编《言治》杂志。4月1日，在创刊号上发表《大哀篇》，尖锐指出：“所谓民政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专政，非吾民自主之政也；民权者，少数豪暴狡狯者之窃权，非吾民自得之权也；幸福者，少数豪暴狡狯者掠夺之幸福，非吾民安享之幸福也。此少数豪暴狡狯者外，得其所者，有几人哉？吾惟哀吾民而已矣”，表现出当时青年少有的清醒与冷峻。后写下《文豪》，表达文人应以“唤醒众生于罪恶迷梦之中”为己任，担负起救国救民的历史责任。
李大钊此去日本是被北洋法政学校作为优秀毕业生选送留学的。而国内正值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制造震惊中外的枪杀宋教仁的“宋案”，孙中山讨袁“二月革命”惨遭失败后，袁世凯更加疯狂镇压革命党人。感时伤怀的李大钊在临行前忆及军中友人，信笔作诗寄托爱国情思：“班生此去意何云，破碎河山日已曛。去国徒生屈子恨，靖氛空说岳家军。风尘河北音书断，戎马江南羽檄纷。无限伤心劫后话，连天烽火独思君。”
日本经明治维新后由弱而强的不争事实、当时日本资产阶级革命出现的新变革以及日本学界对世界新思潮的研究成果，这一切对于与之一衣带水的中国和急于寻找救国良药的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而言，有着强烈的感染力。而日本首都东京，又是古老的东方最先欧化的城市，风行着世界上各种主义，诸家学说相融并存，这无疑更吸引了清末民初政治、思想、文化等诸多领域的领袖人物和精英之士。当时，中国向日本派遣留学生达到了鼎盛时期，远远超过历史上日本向唐朝派遣留学生的水平。
李大钊到日本补习完日语和英语后，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在这块相对自由的异邦校园里，在中国留学生中，聚集着中国各派势力的后起之秀。不用说食古不化、标榜“国粹”的复古势力与力图除旧布新的革新派之间，论战迭起，斗争日炽。单就革命党人之间的论战，就足以让人叹为观止。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改良主义、探求社会主义等“主义”，混乱杂呈，彼此舌战不断，争斗不息。
虽身在异乡，李大钊却时刻关注着国内的革命形势，找寻适合中国国情的思想指南。不久，他零星听说，在日本高级知识阶层正在传播欧洲新起的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听说有一本名为《共产党宣言》的书，立论奇特，许多观点闻所未闻，便迫不及待地直奔图书馆借阅。也正是日本早期工人运动领袖辛德秋水翻译的这本《共产党宣言》，开启了李大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闸门。袁世凯企图复辟的消息传到日本后，李大钊愤慨不已，写下《国情》一文投寄给章士钊和陈独秀创办的《甲寅》杂志，愤怒指出在 “汉江之血潮未干，盟誓之墨痕宛在”的时下，切不可“求国情于外人”。该文受到章士钊的特别赏识，于是章士钊约见李大钊，两人相谈甚欢，引为知己，被后人称之为“钊钊相知”。《国情》写于袁世凯称帝的一年前，可谓中国人民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最先声。
1915年2月，为抗议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的卖国的“二十一条”，留日学生总会集会，推举李大钊执笔《警告全国父老书》，李大钊形象地比喻道：“中国等于自缚的春蚕，列强如争食的饿虎。”5月7日，是袁世凯与日本政府签订“二十一条”的国耻日，李大钊迅速编印《国耻纪念录》，发表《国民之薪胆》，号召全国人民以卧薪尝胆之精神，“勿灰心，勿短气，勿轻狂躁进，困心衔虑，蕴蓄其智勇深沉刚毅果敢之精神，磨练其坚忍不拔百折不挠之志气。”虽同怀“切齿国仇”，但李大钊所表现出的坚韧顽强与当时国人中普遍存在的悲观绝望截然不同。青年自杀的消息时有传递，连大名鼎鼎的陈独秀也写了论调悲观、情绪低落的《爱国心与自觉心》。对此，李大钊撰文《厌世心与自觉心》，善意批评了陈独秀，指出：“自觉之义，即在改进立国之精神，求一可爱之国家而爱之，不宜因其国家之不足爱，遂致断念于国家而不爱”。陈独秀读后折服于李大钊真挚深沉的爱国情感和弥足珍贵的乐观思想，要求公开发表在《甲寅》上，以挽回其厌世主义观点在青年中的不良影响，由此引发了李大钊与陈独秀的第一次会晤，促成了他们的战斗情谊，此事也成中共历史上一段关于“南陈北李”的传奇佳话。此时的李大钊还没有提出“青春之中华”的思想，但隐约朦胧而又美好的中华新姿容与新形象已然在他心底呼之欲出。
袁世凯自复辟称帝之日始，就注定了他将自己投入了熊熊的讨袁烈火之中。为协同讨袁，1916年1月底，李大钊毅然回国，在舟中写诗称：“逆贼稽征讨，机势今已熟”。他到上海将留日学生筹募的军火费送交目的地后，会见了也已回国的陈独秀。陈独秀正忙于恢复原来创办的《青年杂志》，并将之更名为《新青年》。陈独秀诚邀李大钊撰文为之呼应，李大钊欣然应允。于是不久便诞生了李大钊那篇划时代的雄奇之作《青春》。
回东京后，正值自然之春，他独辟一舍，闭门谢友，专事创作《青春》。舍外园中，池边野外，春意盎然，不远处，几只鸟雀绕樱树嬉闹，樱花盛放，俏立枝头。此时，“青春中华”的潮声随澎湃的浪涛，在李大钊的心海奔涌撞击，每一朵浪花就如同一个朝气蓬勃的青春少年，一位曼妙多姿的青春少女，他们将以“青春之我，创造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
临近毕业了，同学们都在忙于撰写学位论文。李大钊很清楚，当时很多留学生借洋人的一纸凭证跻身中国社会上层，混迹于官场，高薪厚禄，尽享荣华。可是，如李大钊在后来《狱中自述》中所言：“留东三年，益感再造中国之不可缓”，他突然决定放弃已经唾手可得的洋学位，不顾器重他的教授的竭力劝告甚至责骂，谢绝了同窗挚友的挽留，毅然回归了饱经磨难的祖国。
“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春日载阳，东风解冻。远从瀛岛，反顾祖邦。肃杀郁塞之象，一变而为清和明媚之象矣；冰雪沍寒之天，一幻而为百卉昭苏之天矣”。正如李大钊在《青春》篇首所描绘的，他是在时令和心灵上一同舞动的春天里回归祖国的，他更是怀着“再造青春之中华”的历史使命回国参战的。回国后的李大钊暂居上海。一日，昔日好友白坚武携原北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汤化龙的一封信前来拜望李大钊。原来，曾资助李大钊东渡留学的老校长得知他的得意弟子归国后，想请李大钊赴京创办报纸。此时的白坚武已投军营，虽说人各有志，但李大钊是誓不从乱军之政和军阀之军的。加之，汤化龙校长曾一度在袁世凯“善后借款”问题上发表过愧对国人的联合声明，并因此获封教育总长兼学术委员长，遭到国人谴责，李大钊不愿与之为伍。但他转念一想，陈独秀在南方创办《新青年》，以“科学、民主”独树一帜，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它将有力冲击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壁垒，震动混乱的思想界，但如果没有北方的鼎力呼应，《新青年》将显得孤军奋战，势单力薄。于是，李大钊决定进军封建文化的大本营、顽固的堡垒北京，在那里开辟新文化运动的新战场。1916年6月，李大钊乘坐新铭号轮船离沪北上，筹办《晨钟报》。8月15日，《晨钟报》创刊号问世，李大钊发表了《晨钟之使命》，开宗明义地指出该报旨在振此晨钟，唤醒民族之自我的自觉，激励青年“急起直追，勇往奋进……索我理想之中华，青春之中华”，号召青年“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以创造环境，征服历史。”而正当古都“青春”之风劲吹的时候，远在上海的《新青年》第二卷第一号发表了李大钊的《青春》，南北之“春”，遥相呼应，犹如在中华大地上炸响的一声春雷，惊醒了昏然长睡的国人，国人张开惺松的睡眼，猛然发现自己的青春之躯，已在浑浑噩噩中被“白首之我”悄然扑杀。而读着这样的文字，他们感到麻木的心在复苏――
“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由今年今春之今日今刹那为时中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其职志，而勿逡巡不前……宇宙有无尽之青春，斯宇宙有不落之华，而栽之、培之、灌之、溉之、赏玩之、享爱之者，舍青春中华之青年，更谁与归矣？青年乎，勿徒发愿，愿春常在华常好也，愿华常得青春，青春常在于华也……青年之自觉，一在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勿令僵尸枯骨，束缚现在活泼泼地之我，进而纵现在青春之我，扑杀过去青春之我，促今日青春之我，禅让明日青春之我。一在脱绝浮世虚伪之机械生活，以特立独行之我，立于行健不息之大机轴。袒裼裸裎，去来无罫，全其优美高尚之天，不仅以今日青春之我，追杀今日白首之我，并宜以今日青春之我，豫杀来日白首之我，此固人生唯一之蕲向，青年唯一之责任也矣……青年循蹈乎此，本其理性，加以努力，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青春》雄奇而瑰丽，饱含浪漫主义理想和乐观主义倾向，洋溢着激昂澎湃的青春豪情和乐观雄健的青春之气，一如江河奔涌，汩汩滔滔。李大钊以独特的进化论和再生论哲学，提出了青春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指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不在白首中华之不死，而在于青春中华之再生。如此丰厚的哲学内涵，对当时封建伦理纲常桎梏下的中国，可谓惊世骇俗，但它发出的铿锵之音和声声殷切呼唤，在国人尤其是知识界和青年学生中，如同一股强劲的旋风，劈波斩浪，一扫人们心中的阴霾，更如催征的战鼓、嘹亮的号角，鼓励青年抖擞精神，向着灿烂的明天，昂扬前行。《青春》，无论从文学还是哲学角度考量，都不愧为一篇奇文妙作，一时广为传颂，成为五四以前革命民主主义的宣言书，对前期新文化运动有着重大影响。
由于李大钊倡导自由开放的办刊理念，其文或针砭时弊，或揭露军阀、政客与官僚间的倾轧暗斗，笔风犀利，无拘无束，自然为当权者所不容。已是众议院议长的汤化龙遂派白坚武前来劝告，白坚武在说明北洋政府大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矛盾激化，各地军阀均翘首窥视，时有一触即发的危险之后，道出汤化龙处在风口浪尖，万不能滋事的苦衷，希望李大钊理解。李大钊沉思良久，他为老校长深陷其中感到不值，长叹之后，语气略带忧愤地说：“我办《晨钟报》绝不是为了替汤议长捉刀代笔，写些只顾个人腾达而不顾国家、民族、人民受难的文章。”李大钊宁可放弃亲手创办、虽自筹备以来仅三个月却已形成一定影响的《晨钟报》，也不愿违背他的办刊宗旨。
秋灯孤雨，沉沉斗室。李大钊他独自徘徊屋中，心情异常复杂，他放下刚刚写成、墨迹未干的《辞职声明》，无法释然，两道耿立的眉毛蹙在一起。良久，他停住脚步，旋即重又坐下，提笔，在铺展开的稿纸上落下“泪别”两个字。李大钊的小说《泪别》，以志向迥异的三位少年的争论，曲折地表达了自己复杂的心境以及对《晨钟报》的不舍与怀念。“青春中华”的理想经历了这样的挫折后，李大钊逐步认识到了他思想中浪漫的、理想化的成分。当他再次研读马克思主义时，他陷入了沉思……
1917年1月，时任《甲寅日刊》主笔的章士钊邀他任该刊编辑。有了前车之鉴，李大钊在应允前，毫不含糊地声明自己将借此阵地抨击黑暗的鲜明立场，他从章士钊 “注意策略” 的反复提醒中，听出了回避阁阀政府之议的弦外之音，深深地感到历经风云变幻后，许多昔日胸怀报国宏愿的革命青年，或更旗易帜，或退却消遁，一些革命党人当初的锐气已渐渐为现实磨钝了。他向章士钊投去了痛惜的目光。为迎击时有抬头的复辟势力，使“民主、科学”思想广为传播，为新文化运动摇旗呐喊，李大钊以“虽冒毁圣非法之名，亦所不恤”的勇气发表了《自然的伦理与孔子》，直指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基 ，同时结合国际形势，写下了《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大战中欧洲各国之政变》、《欧洲各国社会党之平和运动》。李大钊的文论使复辟派和北洋独裁统治者如坐针毡、如临大敌。张勋复辟的丑剧上演后，李大钊遭到辫子军的缉捕，无奈南下沪上。一连经历了几番变故后，李大钊认真回顾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的变革历程，痛感过去革命的“流产胎殇”，清醒地认识到封建势力的顽固、“再造青春中华”所遇到的艰难险阻。他在七律《复辟变后寄友人》中流露出了淡淡的悲愁。他在思考“青春中华”新的出路。
“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
正当李大钊等一批中国的先进分子在苦闷中摸索、在黑暗里苦斗的时候，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了。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三天就传入中国。它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对于有着相似背景和国情的中国而言，本身就有着特殊的冲击力，而对于时时关注俄国革命的李大钊而言，更是令人兴奋的消息。李大钊苦苦思索的许多问题似乎一下子有了新的合理的解答。就在这时，他突然接到已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逻辑学教授的章士钊的来函，称经他推荐并获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意，欲邀请李大钊接任他的图书馆主任，这一消息令李大钊着实有些欣喜若狂。他攥着信函，在院中踱着步，反复自语：“我可以到北大工作了！”两撇黑黑的胡子微微翘起，双目闪着喜悦的光。这是1917年寒冬里的喜讯。李大钊终于可以置身“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的青年之中了，他重又感觉到他已向“青春中华”的理想迈近了。
北京大学，这所辛亥革命后由京师大学堂更名而来的、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和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原来的校风极为散漫。自蔡元培任校长以来，北大“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渐渐呈现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景象，面貌日新月异。正是这“囊括大典、网罗众家”的办学理念，云集了李大钊、陈独秀、鲁迅等大批学者大师和新文化运动健将以及当时最优秀的青年大学生。这一时期，北大群星璀璨，学术繁荣，名家辈出，他们共同构成了北大精英群体。无怪乎北大日后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和民主科学思想的发祥地、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以及中国共产党最早的活动基地，为民族的振兴和解放、社会的文明和进步做出无可替代的贡献，而李大钊对北大精神的形成与发展，功不可没。
位于景山东街马神庙的北大图书馆，虽藏有百家争鸣之说、历代名家名著，可谓洋洋大观，但极少关于欧洲现代文明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李大钊负责图书馆后，购置了许多西方思想理论书籍，特意订购了介绍俄国革命的报刊书籍，他一方面向青年学生积极推介并不时为其解惑，另一方面，自己率先研读，笔耕不辍。1918年7月他研究撰写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刊登在《言治》季刊上，指出，英、法、德之文明均已“臻于熟烂之期”，“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 ，“桐叶落而天下惊秋，听鹃声而知气运，历史中常有无数惊秋之桐叶、知运之鹃声唤醒读者之心”。他最早料定中国的革命将要走俄国的道路，预言：“俄国的革命，不过是使天下惊秋的一片桐叶”。这石破天惊的预言，以后终于被历史所应验。
经李大钊的苦心经营，昔日的藏书楼焕然一新，青年学子们听说那脍炙人口的《青春》的作者李大钊来北大任图书馆主任，都好奇地纷纷前来探看，而见了李大钊，他们很快发现，这位学贯中西、激进而不失温和、平实而富有哲思的学者，像朋友亦如兄长，闻君一席言后，更觉如沐春风。很快，图书馆师生盈门。追求真理，探求新知，在北大蔚然成风。不久，陈独秀连同他创办的《新青年》，也入户北京了，而且陈独秀就在北大任文科学长。于是，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刘半农、钱玄同等常聚集一起，为使《新青年》在新文化运动中更好地发挥战斗作用，展开热烈讨论。由于《新青年》编辑部成员中既有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又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思想上的差异常导致“主张不一”，有时难免因观点分歧，出现争执不下的情形。为把他们拧成一股革命力量，李大钊提出以反封建为目标， “为文学革命”而奋斗，在编辑部内部形成了统一战线，并以此为核心，团结了大批读者和进步青年，形成新的革命力量。
1918年的秋天的北京城，天高云淡、秋色宜人。一座红砖砌就的四层楼在沙滩大街路北拔地而起。步入楼内，只见红漆地板配以红色楼梯，显得既温馨又热烈。这就是新落成的北大图书馆，人们习称“北大红楼”。图书馆有21个书库、6个阅览室，李大钊的主任室在东南角，外有会客室。新馆落成后，青年学生几乎每天来这里泡上几个小时，一来有好书读、借，二来他们更喜欢围着李大钊讨论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和马克思主义，有时，同学间还为某一个观点争论不休。每当这时，他们便请李大钊作是非裁决，而李大钊无论这时多忙，都会放下手中的事，一一倾听，然后逐个点评，然后畅抒己见，说到激动处，不断用中指轻弹桌面。他思路清晰、观点鲜明，逻辑缜密，令大家心悦诚服。每每这时，他总及时引导同学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思考问题，肯定他们的争鸣精神，倡导在争鸣中追求共同救国救民的人生理想，同时劝导他们关注时局，特别是当前欧战形势以及它将带给中国的命运。红楼图书馆，成了莘莘学子汲取知识的宝库、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课堂、追求新思想新思维的园地以及学术争鸣的阵地。红楼落成后不久还迎来了一位远道而来、操浓重的湖南口音的师范学生，他就是毛泽东，此后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与李大钊一起工作了4个多月。后来毛泽东在同埃德加·斯诺的访谈中说：“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思想上前所未有的开放，带来了学术上的自由空气。李大钊不仅是新文化的缔造者，更是新文化的大力传播者和深入实践者。在他的组织指导下，各种报刊、学会、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应运而生，其中最有影响的要算筹备于1918年6月、成立于1919年7月的“少年中国学会”。李大钊是该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和核心人物，他建议改学会宗旨为“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 广泛团结爱国青年和进步学生。少年中国学会渐渐发展成为当时影响较大的革命团体，成员分布全国各大城市，毛泽东、邓中夏、恽代英、黄日葵、高君宇、张闻天、刘仁静、张申府、许德珩等，都是该学会的会员。李大钊还任会刊《少年中国》的编辑主任。蔡元培曾称赞说：“现在各种集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因为他们的言论、他们的举动都质实得很，没有一点浮动与夸张的态度。”少年中国和青春中华的理想是息息相通的，《青春》的精神事实上为这种少年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不久一个叫“马尔格斯学说研究会”的学会在红楼悄然成立了，这是李大钊等为躲避视十月革命为洪水猛兽、马克思主义为过激党学说的北洋政府的干涉、追查，而故意混淆视听的，它实际上就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看到那些前来探头探脑的警察满脸疑惑无知的表情，会员们露出了鄙夷的笑。
“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1918年秋，李大钊奔忙于北大“学生救国会”、“国民社”和“新潮社”等团体之间，指导“救国会”组织南下宣传团赴天津、济南上海等地串联学生，帮助创办《新潮》月刊，为他们撰写文章，还从图书馆专门辟出一间房供他们使用。与青年的充分接触，使李大钊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但他也发现这些象牙塔中的青年学生存在一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和轻视底层劳动人民的倾向。于是他撰写了《青年与农村》、《现代青年活动的方向》等文章，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劳工阶级就是农民……他们的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号召青年到民间去，到农村去， “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 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思想。为实现“青春中华”的理想，他在努力播种、浇灌。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的胜利结束了。曾参加“协约国”，表示向“同盟国”的德、奥宣战的北洋政府，为此举行庆祝胜利大会和游行。北京城里，到处响起“胜利了!胜利了!”的欢呼声。北洋政府还命令北京各高校放假3天，庆祝“胜利”。然而到底是谁胜利了?人们莫衷一是，甚至糊里糊涂。北京大学也在天安门前搭台举办为期两天的讲演大会，蔡元培、胡适等，在演讲中都异口同声称赞这次战争的胜利是“正义”，“平等”的胜利，是“公理战胜强权”。一些对英美抱有幻想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立即鼓吹这是民主的“象征”、公理的“化身”，认为“协约国及美国大战成功”，“使国防全无之中国……亦以立国东亚”。部分先进青年和知识分子陶醉在一种虚幻的烟雾中。就连陈独秀在也将美国总统威尔逊视为“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好人”，使不少青年们受到迷惑。11月30日晚，北大学生提灯游行，竟到段祺瑞住宅前表示祝贺。北京部分学生还跑到美国使馆高呼“威尔逊总统万岁!”在如此混乱的视听面前，唯有李大钊以惊人的的洞察力和冷静，揭示了这场“胜利”的本质。他在天安门前的演讲台上，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的著名演讲，明确指出，这次的胜利者“不是那一国的军阀或资本家的政府，是全世界的庶民。”我们不应该为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的胜利而欢呼，应当为“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而庆祝，大胆预言：“须知今后的世界，变成劳工的世界。”11月28日起，北京大学又在中山公园举办了三天演讲大会，李大钊再次登台面向市民演讲《庶民的胜利》，给依然蒙在鼓里的群众打了一针清醒剂，使听众由惊愕而沉思，由沉思而幡然醒悟,其影响无异于空谷足音。夜晚，他挑灯撰写了《 Bolshevism 的胜利》，一针见血地指明帝国主义战争是掠夺战争，深刻指明“对于德国军国主义的胜利，不是联合国的胜利，更不是我国徒事内争、托名参战的军人和那投机取巧卖乖弄俏的政客的胜利，是自由的胜利，是民主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的胜利，是 Bolshevism 的胜利，是赤旗的胜利，是世界劳工阶级的胜利，是20世纪新潮流的胜利”，“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如是运用马克思的学说来揭示这场战争，这是破天荒的，也给予麻木昏聩的北洋政府以极大的嘲讽。军阀政府对李大钊恨得牙痒。李大钊的这篇文章可称作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新纪元的先声，至此，李大钊已由一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
再看国内的政坛，军阀连连混战，统治舞台上，你方唱罢我登场。而此时北洋军阀政府掌握实权的段祺瑞，正竭力投靠日本帝国主义。时已步入1919年的元旦，李大钊发表了《大亚细亚主义与新亚细亚主义》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宣扬的所谓“大亚细亚主义”，就是“吞并中国主义的隐语”，“是侵略的主义”，“是吞并弱小民族的帝国主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提出的“帝国主义”的概念。而对出卖民族利益的北洋政府的卖国行径，李大钊同样毫不留情：“那卖国的官吏，那个不是忙着和外国人勾结，做点合办事业，吃点借款回扣，好去填他的私囊”。这些崭新的观点，精辟的论述和无情的揭露，及时澄消了许多人存在的模糊认识，不仅使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迅速醒悟过来，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思想，而且使普通民众也迅速觉醒起来。陈独秀受李大钊的积极影响和事实的教育，思想也发生了转变。但因此，李大钊被军阀政府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为开辟新的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阵地，以便与《新青年》协同作战，李大钊提出创办一种新的杂志，并建议《新青年》重学理阐述，新刊物重时弊快评，发挥“长枪与短炮”的不同作用。1918年岁末的一天。已是凌晨4点了，一直守候在印刷机旁的李大钊，急切地等待第一份《每周评论》的问世。嗅着刚从机器中吐出的纸张，散发出的阵阵油墨香，他的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他将一份《每周评论》揣入怀中，掖了掖身上的棉袍，迈步冲进了刺骨寒风……新年伊始，李大钊在社论《新纪元》中热情洋溢地称：“这个新纪元是世界革命的新纪元，是人类觉醒的新纪元”。
“登高一呼群山应，从此神州不陆沉”
举城的欢庆之声还余音缭绕，举世关注的巴黎和会召开了。《每周评论》以很大篇幅密切关注并及时报道会议动态。当巴黎和会上传出中国代表争取收回山东主权的斗争遭到失败的消息时，举国震怒了：这是由英美法等帝国主义策划召开的一次分赃会议。正如李大钊后来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中的愤慨之言：“我们且看巴黎会议所议决的事，那一件有一丝一毫人道、正义、平和、光明的影子，那一件不是拿着弱小民族的自由、权利，作几大强盗国家的牺牲!”他强烈呼吁：“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由于对欧战、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入透彻的研究，以及对国情的了然于胸，李大钊对北洋政府在和会中的败局是早有估计的。他预感到一场革命风暴即将到来。
在中国，1919年以前的每一个5月1日，只不过是一个平常的日子。但这一天清早的北京街头，童子军式的报童手中挥舞着《晨报》，叫卖着：“看喔，《晨报》副刊有劳动节专号！”这叫声，吸引了不少为生计正在奔忙的路人的目光。不错，由李大钊主编的《晨报》副刊，在这一天开了中国报纸纪念世界无产阶级节日之先河。他在《五一节杂感》中称这一天是工人阶级“直接行动”取得成功的日子，第一次公开提出“直接行动”，为即将来临的“五四”革命风暴发出了战斗讯号。与此同时，李大钊还利用5月5日马克思诞生纪念日，专辟《马克思研究》专栏，持续6个月陆续登载马克思主义理论文章。
风暴在酝酿。5月3日晚，北大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北京20多个高校派代表参加。有热血青年当场咬破手指，蘸鲜血在撕下的衣襟上写下“还我青岛”四个大字，震撼了全场。与会者一致决定于5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抗议日本强占中国山东半岛，声讨北洋政府出卖民族利益。
5月4日下午，3000多名青年学生聚集于北京天安门广场。一时间，“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等横幅标语，如云蔽日；“打倒卖国贼”、“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声，不绝于耳；五颜六色的传单如雪片般，漫天飞舞。很快，工人、商人和市民纷纷加入了游行队伍。愤怒的人群火烧了赵家楼、痛打了章宗祥，与反动军警进行了英勇搏斗，当场被捕去学生32人。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
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李大钊自始至终站在斗争最前线，领导运动。他和青年学生并肩战斗，一起参加了当天的示威游行。为了便于统一指挥，李大钊从宣武门附近回回营的家中搬出，住进了红楼图书馆主任办公室。他在此召集进步青年组织的负责人，研究分析形势，组织罢课，部署营救被捕学生的具体方案和下一阶段的斗争方法等。当运动扩展到全国时，这里又成了各地学生代表交流情况的集合地，成为他组织、发动和领导各地斗争的指挥部。红楼会客室的灯，彻夜长明。为营救被捕学生，李大钊以教职员联合会代表的身份，亲赴国务院。面对铁门内的机关枪，李大钊愤怒异常，一个人跑出队伍冲将上去。随之，京城14校校长连日开会，各地驻京的商会代表四处奔走，还有爱国的山东籍国会议员也上下活动，远在上海的孙中山先生也拍来措辞强硬、保释学生的电文……这一切迫使反动的卖国政府深感民愤浩大，众怒难犯，迫不得已放弃原拟严惩学生、解散各大专学校、更换蔡元培校长等计划，于5月7日上午，释放了被捕学生。北洋政府对这次学生滋事甚为恼火，大总统徐世昌召集心腹分析原因商量对策，最终将罪责归于北大校长蔡元培，同时尤恨李大钊的过激主义言论。5月9日，蔡元培受逼辞职出走。李大钊又联合其他教职员奋起抗议，投入到挽留蔡元培的斗争。6月3日之后，上海、唐山、长辛店、杭州等地举行工人罢工、商人罢市，运动迅速扩向全国。6月28日，是所谓巴黎和会签字日子，李大钊满怀悲愤地撰写短评，在发表于《每周评论》的《新华门前的血泪》和《哭的笑的》中，他写道：这一天，“巴黎的欢声必将送入全世人的耳鼓，可是我们应该常纪念着今年今日新华门的哭声。”“这样的炎天烈日，大家又跑到新华门前，一滴血、一滴泪地哭。唉，可怜！这斑斑血泪，只是空湿了新华门前的一片尘土。”他有力地控诉了巴黎和会背后的阴谋者和国内的卖国者。在如此强大的民愤和舆论压力下，北洋政府不得不拒绝签约。李大钊密切注视着运动进展并思考如何将之引向深入。
五四运动以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崭新姿态，形成了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的群众性革命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范围，第一次实现了青年学生与工人群众斗争的初步结合。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显示了强大的力量，成为五四运动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力量。这绝不是偶然的，它与李大钊始终重视工人运动、强调“工人联合实际行动”是分不开的。早在五四前，他就深入唐山煤矿，报导煤矿工人的生活境况，此后他经常组织工人夜校，关心劳工问题，不断指导各地工人运动。五四运动震撼了反动统治，给了帝国主义、封建买办势力以沉重打击，迫使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陆、章”，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胜利。李大钊不仅是从思想理论上指导五四运动胜利发展的导师，而且是五四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
6月11日，李大钊、陈独秀到街头散发《北京市民宣言》，陈独秀意外被捕。李大钊立即投入营救陈独秀的斗争。经李大钊等积极营救，陈独秀于9月出狱。1920年春节前夕的一天清晨，李大钊装扮成下乡讨账的商人，一辆布篷骡车，一本账本，机智地蒙骗过警察的盘查，顺利地出了戒备森严的朝阳门，护送陈独秀去上海。
在由北京到天津途中，李大钊和陈独秀对过去的革命作了深刻的反思，他们深感，眼下必须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两人仔细讨论了建党问题，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同时建党。回京后，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团体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随后会见了来帮助建党的共产国际代表，并介绍其到上海与陈独秀会见。这期间，李大钊又兼任教授，在北大开设了“唯物史观研究”课程，并赴北京各高校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9月，李大钊在北京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出版工人通俗读物《劳动音》，举办长辛店工人劳动补习学校，在铁路工人中建立俱乐部和工会，统一领导工人斗争。
如果说十月革命前李大钊所憧憬的“青春之中华”，仍打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理想的烙印，而此时，他对此有了新的更深的理解：这样美好的理想必须通过自觉的有效的斗争才能实现。他也正是这样，“冬一棉袍，夏一布衫，茹苦食淡”地为这一理想奔劳着。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
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不仅遭到军阀统治者的极端仇视，就是在新文化运动的领导阵营中，也出现了尖锐的斗争。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公然反对马克思主义。面对《新青年》阵营的急遽分化及昔日的盟友，李大钊坚持“不能丧失真理，换取友谊。”刚回故乡两三天的李大钊，专门来到了位于昌黎城北碣石山中的五峰山，他要在此酝酿撰写著名的、也是中国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兼写批驳胡适的文章。
此次登临无峰山，距当年日军惨杀昌黎路警时登峰，已有6载，如今重上五峰山，他想起了自己为其吟诵的短诗：“长天一碧，万木葱森，人影在山，樵歌出谷”，顿觉，大浪淘沙，物是人非。他终于运用马克思阶级分析的方法、以浓厚的辩证思想写下政论《再论问题与主义》，驳斥了胡适把问题与主义割裂开来的谬论，反对改良，坚持革命，提出了著名的“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的解决” 的“根本解决论”， 义正辞严地批驳了胡适的“点滴改良论”。《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体系、唯物史观、阶级竞争说以及经济理论等作了阐述，指出：马克思主义“这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自俄国革命以来，“几有风靡世界的势子”，如此有力的宣传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陈独秀后来感慨地称赞李大钊说：“世人称他为马克思主义先驱，革命家的楷模，是一点也不过誉的。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比当时的人深刻得多。”李大钊的文论或大气磅礴、洋洋洒洒，或文辞犀利、振聋发聩，既博古通今、逻辑缜密又哲思深邃，这也是他在中国知识界深孚众望的重要原因。这一点同样也赢得了何香凝的赞誉：“透彻而伟大的言论，一见便使人折服”。 他手中的一尺狼毫，成了他苦心孤诣地“再造青春之中华”的武器。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代表党中央领导北方的全面工作,亲自组织领导工农运动，创办理论刊物。1923年到1924年初，经李大钊等人的艰辛努力，他与孙中山实现“巨人的握手”，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作出重大贡献。在五卅运动中，他领导开展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军阀斗争。在他领导召开的“北京国民大会”之后，20万群众举行游行，他们先顶烈日后冒暴雨，行程 20多里，此情此景，如同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1926年，段祺瑞制造了“三·一八”惨案后，大肆“讨赤”、“驱赤”。李大钊和国共两党的北方领导机关，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兵营内，继续坚持斗争。
不久，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进入北京，白色恐怖更加严重。缉捕李大钊的告示满城尽是，军警宪特无孔不入，东交民巷巷口，暗探装扮的“洋车夫”神出鬼没。1927年4月6日，张作霖的奉军、京师警备厅出动数百名宪兵、警察、特务，联合列强悍然包围并突袭苏联驻华大使馆和中东路办事处等地，逮捕了坚守在此的李大钊等80余人。在狱中，李大钊备受钉竹签、剥指甲等种种酷刑，坚贞不屈。据当时不明受刑真相的报纸报道，李大钊在法庭受审时，“精神甚为焕发，态度极为镇静，自承为马克思学说之崇信者，故加入共产党，对于其他之一切行为则谓概不知之，关防甚严”，不得不承认“李无确供”。为了表明志向并保护党组织和同志，李大钊留下了永垂青史的《狱中自述》，其中写道：“钊自束发受书，即矢志努力于民族解放之事业，实践其所信，励行其所知，为功为罪，所不暇计”。
李大钊被捕后，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声讨，这更让反动军阀恐惧万分，视他“为赤党祸根”，认为“巨魁不除，北京终久危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密电张作霖，主张“将所捕党人即行处决，以免后患。”4月28日，反动军阀置国内外广大舆论于不顾，秘密举行了所谓的“军法会审”，宣判对李大钊等20人立即处以绞刑。这天下午，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大院里，岗哨森严，阴森恐怖，杀气腾腾。李大钊身着灰布棉袍，面无惧色。当被问谁先受刑时，李大钊站了出来，他环视其他同难的战友，以目光传递关切与勇气，然后第一个走上绞刑架，在漫长的惨无人道的绞杀下，从容就义。时年38岁。他终于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了“再造青春之中华”的伟大理想……
李大钊牺牲后，当时《晨报》报道，“李妻闻耗，悲痛号泣，气绝复苏者数次，病乃愈益加剧，以致卧床不起。小儿女绕榻环立，其孤苦伶仃之惨状，见者莫不泪下。李之乐亭原籍，家业毫无。生前唯知努力学问，不事生产，平素又极俭朴，故境状萧条”。在时隔六年以后的1933年，中共发起举行了隆重的李大钊烈士公葬活动，再次遭到国民党军警、特务的镇压。当李大钊的灵柩被送到香山万安公墓时，一辆骡车拉来了一块用层层棉絮包裹着的石碑。这是一块历经千难万险送抵的石碑，上面刻着鲜红的五角星、镰刀和斧头……
发表于《传记文学》2009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