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 贵 鸣
一位是学识渊博、才思敏捷的苏北才子乔冠华，一位是倚马千言、文采逼人的江南才女杨刚；他们由神交到一见如故，在被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友谊，就像他们各自浩气磅礴的文章一样成为一种永恒——
“金箭女神”悄然抵港
1939年，还是在《时事晚报》担任主笔的时侯，乔冠华即已注意到《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正义性，尤其是副刊主编萧乾的妙笔更是每篇必读。乔冠华十分清楚，《大公报》基本上是替国民党说话的；然而，萧乾却利用《大公报》老板胡霖为拉拢读者所给予的一点文艺自由，成功地坚守住了这块相对独立的阵地。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终于有一天，《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的一篇题为《重申〈文艺>宗旨〉的文章，立刻又引起了乔冠华的注意。读罢文章，顿觉文风大变，一股阳刚之气透袭全身。文中指出，文艺副将要“披上战袍，环上甲胄”，进一步为祖国的抗战宣传服务。这一神圣的宗旨可谓浩气磅礴!这是对该报原有“小骂大帮忙”政策（即以“小骂”显示报纸的“大公无私”，以便在“大帮忙”时更显威力、更具欺骗性）的进一步发展！乔冠华不禁为之拍案叫好。不久，当他终于得知萧乾已于是年8月31日踏上开往法国的“阿拉米斯”邮轮，只身奔赴那战云笼罩的欧洲，而前来接替《大公报》副刊主编的竟是萧乾自己力荐、从内地上海而来的杨刚时，这才恍然大悟起来。
原来，近期《大公报》副刊的一系列严辞谴责文章，皆出自杨刚这位女性的手笔。
好一个杨刚！难怪她在圈内有着“浩烈之徒”之称!
杨刚原名杨季征，又名杨缤，虽生于封建大家庭，却是一位勇敢的叛逆者。早年，她就读于江西南昌葆灵女子学校，积极参加学生爱国运动。1927年免试入北平燕京大学英文系学习，被美籍女教授视为最有才华的得意门生；但她却于次年秘密加入中共、并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不久被捕入狱。出狱后，她继续在党的领导下从事革命文化工作，为北方“左联”发起人和组织者之一。1932年于燕京大学毕业后，赴上海从事革命活动并参加“左联”工作，与鲁迅、茅盾等文学巨匠过从甚密。期间，不仅结识了史沫特莱，还应斯诺邀请，与萧乾一道协助斯诺编译中国现代短篇小说选——《活的中国》，并应斯诺的要求用英文写了一篇革命题材的小说《肉刑》（原题《日记拾遗》），署名“失名”收入该选集。1935年，她翻译的英国长篇小说《傲慢与偏见》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是这部名著的第一个中译本，原书有吴宓教授的序）。斯诺称她为“敢于冲破国民党文化禁区，显示出一种解放精神的革命现实主义女作家”。
抗战爆发后，她抛家别女，频繁地转战于武汉、南京、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地，艰难地从事着党的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和党的统一战线工作；1944年，又以特别记者身份赴美，担负着中共留美党员工作组的领导重任。建国后，杨刚先后在外交部、国务院总理办公室、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对外事务和宣传工作，曾任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秘书、《人民日报》副总编等职。1957年猝然谢世后，毛泽东、周恩来等痛惜“她死得太早了。她是能作出大贡献的人”！
对于乔冠华来说，“杨刚”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她来香港前，曾在上海出版过一本名为《沸腾的梦》的散文集。作品中，那些发自肺腑而又撕碎人心的呼唤与振聋发聩的呐喊，竟是那么令人刻骨铭心——
中国的孩子们，北平的儿女们，还记得古城灿烂如星的琉璃瓦脊吗?为何容它以同样的光辉去迎接敌人?那高昂尊贵的白玉桥，岂能由屠人溅血的痕蹄留下脚印?让污秽的踪迹刻在端严崇伟的白塔上，让纯洁的玉泉为感染了敌人的污秽而呜咽，这岂是我们作人的本分?难道我们生的是为了替仇人制献华贵，我们的死是为了装璜寇仇的尊荣?中华民族的心血，祖先几千年的创造都是为了敌人的毒心而尽忠?中华的儿郎们啊，谁说我们的祖先在几千年前，在无闻无知里，已注下了奴隶的悲运?
当年与乔冠华同乡校友、时有“北乔”之说的胡乔木，后来为萧乾主编《杨刚文集》所写的《序》中说：“她的散文，特别是散文集《沸腾的梦》，是中国人爱国心的炽烈而雄奇的创造，在现代的散文中很难找出类似的作品来。其中的《此马非凡马》一文，私见可以编入中学语文译本。我想，单是这个散文集，中国的文学史家就永远不能忘记她。”
乔冠华更注意到，杨刚作为一位杰出的诗人所展示出的雄伟气魄和非凡才华。在她的诗作里，往往总是蕴含着她对民族命运的深沉思考，赞颂着中华民族“千年煮不熟，万年捶不烂”的顽强精神，从而揭示出中华民族“站在生命最后防线上，奉着了地球新生命的使命”! 当时，圈内文化人甚至还根据杨刚那篇长达800余行的著名长诗——《我站在地球的中央》，干脆送了她一个“金箭女神”的美名。
如今，这位文采斐然而又浩气磅礴的女作家、女诗人竟同在港岛，乔冠华自然感到一阵欣喜。他想亲眼领略一下这位神交已久、并被誉为“金箭女神”的风采。
一见如故的“杨兄”与“乔兄”
1940年4月14日，乔冠华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年会上，终于如愿地与自己神交已久的杨刚握手相识。
第一次见面，乔冠华就感到眼前这位“金箭女神”实在是一位不平凡的女性。她着装朴素大方，面容圆润清秀；在她那热情爽朗的笑声和机智动人的眼神中，始终折射出一股逼人的才气。她不仅性格豪爽、侃侃而谈，而且文思敏捷，倚马千言。她精通英、德等多门外语，对时局的分析、论断、预测竟是那么地精辟、缜密、准确，尤其是在文艺创作方面所显示出的火焰一样炽烈的感情和丰富而又优美的想象力，更令乔冠华叹服不已。
对于杨刚，乔冠华那署以“乔木”笔名的文章已频频拜读。前不久他的一篇《地中海是欧洲近代史的一面镜子》，就像似领着人们在环绕地中海的实地边走边说：“从地中海的苏伊士镇苏伊士运河直至那军舰云集的直布罗陀港止，全程三千海里，……如若意大利要控制地中海，它非控制直布罗陀不可，因为它是一个贸易的国家，它的原料，必需自外来，而这一入口的最主要的渠道，是直布罗陀，如若直布罗陀被英国封锁了，意大利会饿死……”
不知不觉间，人们似乎又被他引领到了大西洋的沿岸。
只听得乔冠华又接着说道：“我们再来看大西洋的波涛，我们就会发现，西班牙不但有它的摩洛哥在军事上的利益，且在西非它还有加那利和伊夫岛以及‘黄金河’等西非陆地。这些地方都可以造出或已经造出优秀的潜水艇拓展地和空军根据地。……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大西洋航海甚至有被逼着放弃的可能，谁先占好望角，航海就百分之百的安全……”
乔冠华是何等敏锐，何等聪明！他用这种独特的方式分析形势，不光让人们获得地理知识，更让人们了解当时多方面的形势；既分析敌人长处，又道出敌人弱点；既说明英国所面临形势的严峻，又试图在竭力挽救相关的三方。“不然，即将全部英国的军队集中，填满地中海亦救不起人类文明这个摇篮”！
乔冠华就这样在广博的世界地理、历史、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知识的背景叙述中，向人们评论、透析着时局的焦点症结，思想集中，内容深刻，给人以极大的启迪和教益。
眼下，能与这位如雷贯耳的“乔木”如愿相识，杨刚自然是兴奋不已。
初次的接触，杨刚便感到，乔冠华不仅学识渊博、才华横溢，而且口才雄辩、才思敏捷。他既是一位学有根底、才高八斗的大手笔，又是一位出色、天才的宣传家和演说家。他身材颀长瘦削，走路微微弓背，鼻梁上架有一副黑边眼镜，腋下夹着一只黑色皮包，其举手投足之间，展示的是专家学者的风度。特别是他那双睿智深邃的眼睛，以及他那特有的雍容姿态和潇洒风度，都给杨刚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一位是学识渊博、才思敏捷的风云才子乔冠华，一位是倚马千言、文采逼人的江南才女杨刚。他们由神交到一见如故，在被誉为“东方之珠”的香港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这友谊，就像他们各自浩气磅礴的文章一样成为一种永恒。
在这次文协香港分会年会上，乔冠华和杨刚分别当选为以许地山为主席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9人理事会成员之一。这之后，他俩经常在一起探讨国际问题，交流创作经验，从事革命活动。特别是不久后的一场关于战时文化究竟应该写些什么的所谓“新式风花雪月”论战，又使他们一同走进同一战壕，进而成为同一阵线的战友。
论战的导火线是由杨刚于1940年7月在《文艺青年》第2期所发表的“大方向有些小毛病”的那篇《反新式风花雪月》所点燃。随后，香港各大报刊纷纷发表或赞成或反对的文章。
以乔冠华、杨刚、冯亦代、袁水拍、郁风等为主要代表的赞成方，积极主张战时文艺应该为抗战服务，创作者要努力写出有血有肉、反映时代风貌的文艺作品。
以胡春冰（国民党港九地区支部书记、《民国日报》副刊主编）、曾洁孺（国家社会党中央委员）、张若荣（青年党代表）等为主要代表的反对方，则坚持认为：以“新式风花雪月”的风格所创作出的以情感人的文艺作品，也未尝不可。因为，不但文艺本身是多采多姿的，读者的口味也是多种多样的。
双方各执一词，论战逐步升级。
《立报》、《大公报》、《星岛日报》、《民国日报》、《国家社会报》等都被卷入这场论争。最后，这场见诸报端的笔墨论战竟发展成为双方面对面的辩论！
11月24日，一场有200余人参加的关于“新式风花雪月”的唇枪舌战，终于在抗战文协香港分会展开。乔冠华、杨刚、冯亦代、胡春冰、曾洁孺、张若荣等双方代表，针锋相对，各自都在会上作痛快淋漓的辩论……
对于这场持续了约半年之久的文艺论争，冯亦代后来感慨良多。他说，最后的那场辩论会自然是以胡春冰一方的败北告终。当时自己虽然也陪了末座，但看到自己这方的一员员论将获胜，十分振奋。然而在今天看来，那时是缺少策略的。照当时文艺界的统一战线状况，如果不是采取兴师动众的方式，而是留一手的话，岂不更能达到团结抗日的目的吗？
作为当年亲历这场文艺论争的当事人，冯亦代能作出如此理性的反思，难能可贵！作为研究历史的后来人，不能以今天的思想去看待历史，更不能用今天的眼光去苛求故人。
事实上，在共同经历了这场文艺论争之后，由于共同的革命理想和高尚的精神情操，乔冠华和杨刚已经在香港的风雨之中结成了相互关心、相互尊重的亲密友谊。他们是同志，是战友。他们互称“杨刚先生”和“乔木先生”，然而更多的则互称“杨兄”和“乔兄”
频繁的工作接触，使杨刚隐隐地感到，只要能与“乔兄”一起就会觉得是平添了一种愉快，平添了一份享受；倘有几日不见，便会陡感缺少了些什么。
“莫非自己已爱上了‘乔兄’?”杨刚在想。
“这可不行！”杨刚对自己说。她觉得，自己的青春年华已在革命的风雨中一去而不复返了，眼下的“乔兄”却正是风华正茂之时。自己可是个结了婚的女人，况且身边还带有一个6岁的女儿啊。万万不可这么自私！
想着，想着，杨刚又想起了自己妙龄少女时所心爱的林源——一位在敌人屠刀下壮烈牺牲的革命志士，是他将自己最终引上了革命的道路。他可是自己的启蒙老师和引路人呀！
满眶的泪水，潸然而下。朦胧之中，杨刚隐约地感到，林源的身影又出现在自己的眼前：高大而挺拔的身躯，英俊而潇洒的脸庞，明亮而深沉的眼睛……只是鼻梁上忽地架起了一副黑黑的宽边眼镜，腋下夹住了一只黑黑的公文皮包……。她觉得，这个身影既矫捷机警，具有革命军人的气质，又文质彬彬，带有专家学者的风度！
这个形象似乎越来越接近，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完美……
——杨刚仿佛重又回到了她妙龄少女时期那段初恋的梦幻之中。
很自然也很温馨的纯真关系
“皖南事变”发生后，为了及时揭露蒋介石谋的阴谋，迅速报道事实真相，杨刚和乔冠华商量后征得史沫特莱同意，决定以《大公报》和美国记者的名义，约请香港各大报刊记者和“抗战文协香港分会”的作家，在“聪明人”咖啡厅举行座谈会。
开会那天，军事评论家羊枣（原名杨潮，杨刚胞兄）、国际问题专家金仲华、《文汇报》总编刘思慕，以及郁风、宗钰、袁水拍等，计有50余人应约如期到会。
会上，史沫特莱以一位美国新闻记者的身份，大谈抵港前在中国解放区、国统区、特别是在皖南地区访问时的所见所闻和感受。史沫特莱指出：
蒋介石对日本侵略军的态度是暧昧的，对抗日是消极的。为了取得英、美两国的援助，他口头上声称要抗战到底，全力抗击和牵制日军南进，可在得到援助后又违背诺言，继续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制造摩擦。日军为了巩固其后方，早日解决中国问题，决定集中兵力向华北抗日根据地进攻；而在华南则转入收缩态势，并以撤出南宁、龙州为诱饵，继续向“老蒋”诱降。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不仅不停止反共改弦抗日，相反却在进行政治投资，趁机大肆反共，并蓄意挑起事端，发动中国内战。这就是“老蒋”制造“皖南事变”的真相。最后，史沫特莱严正声明：
“我强烈抗议蒋介石破坏抗战、挑起内战的罪行！事变发生后，我通过国际组织从香港采购和海外捐助的医药用品，国民党政府却禁止运抵八路军和新四军的伤病员手中。这是对国际法的严重破坏。我表示最强烈的抗议！”
座谈会结束后，乔冠华由衷地对杨刚说：
“今天史沫特莱女士的演说真是太棒了，而杨兄你的即兴口译更是迅速、准确，滴水不漏。难怪你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译得那么好！”（《论持久战》最初英译稿连载于项美丽在上海主编的英文杂志Candid Comment 即《公正评论》月刊上，于1938年11月1日第三期至1939年2月9日第六期4次载完。该文英文题为《Prolonged War》，作者署名Mao Tse Tung即“毛泽东”，译者署名为Shih Ming,“士敏”即杨刚。）
“乔兄过奖了。你别忘了，我可是科班英国文学系的高材生呀。当然罗，比起乔兄你的博学多才，我是自叹不如了。”
乔冠华哪里知道，此时的杨刚对他已爱慕有加。倘若不是年长他8岁，或者不是已婚少妇、为人之母，她一定会勇敢而热烈地去追求他——这位与她志同道合的心爱男人！
然而，杨刚必竟是杨刚。她把对乔冠华的这种炽热的爱，默默地深藏于心中，而将全部的精力倾注于钟爱的革命事业，十分理智地关闭了自己感情的闸门。
事实上，在当时乃至后来的工作交往中，杨刚始终与乔冠华保持着同志和“兄弟”般的亲密友谊。她认为，保持这种纯真的友谊很自然也很温馨，否则就有可能失掉这份和谐。后来在重庆，杨刚还与冯亦代、郑安娜夫妇一起出面为乔冠华与龚澎当起了红娘，最后终于成就了一桩令世人交口皆碑的“才子佳人”姻缘！
乔冠华同样也十分珍视杨刚对他的这份友谊和真情。
1955年，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并具体负责国际宣传工作的杨刚，因不幸遭遇车祸导致严重的脑震荡。此后，虽经休养，却一直没能恢复正常。杨刚为此十分苦恼，担心自己将成为废人。好友萧乾曾几次去杨刚所居住的煤碴胡同寓所看望她。他回忆说：
记得有一回她兴奋地告诉我，她的病看来是可以治好的，她已经为报社写过两篇国际社评了。……我深知文艺在她心里所占的位置远比国际问题要大。归来，我就从自己那时还颇可观的藏书中为她选了一些中外作品，分几批给她送去。
1957年10月，杨刚偶然遗失了一本重要笔记本。尽管没有受过任何责怪，而且许多同志都曾劝她务必不要为此着急，可她依然感到特别的紧张（这无疑跟当时十分紧张的政治空气有关），竟于10月7日在精神极不正常的情况下离开了人间。
乔冠华在得知了“杨兄”这一连串的不幸之后，十分震惊。崔奇在《忆乔冠华二三事》的纪念文章中，这样记述了乔冠华后来的沉痛心情：
冠华同志很重友情。有一次我去他那里发现他比往常沉默，情绪好像不大好，原来是他看当天报上发表一篇纪念杨刚同志的文章，勾引起他对杨刚的回忆。他对我说：你们都不大了解杨刚，她不仅是杰出的新闻记者和国际评论家，她是一位通古博今，学贯中西的我党少有的女才子。她写过一篇《论苏轼》，很有见地，你们读过吗？她对西洋音乐也很内行，你们知道吗？他说：其实比起那位写文章的作者我更了解杨刚，本来我应当写篇文章来纪念她，可现在难以提笔，所以心里很不安。
提起杨刚之死，他就讲起那次政治运动毁了不少像杨刚这样的人才…… ②
乔冠华对杨刚的怀念之情溢于言表，对杨刚的赞美之辞力透纸背。
一段真诚而感人的友情，竟以杨刚非正常情况下的不幸离世而结束。
“举杯，向香港告别！”
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的突然爆发，使毫无戒备的香港即刻被卷入太平洋战争；17天后的12月25日黄昏，香港上空那面已不可一世了整整100年的英国“米”字旗，终于被另一面刺眼的象似一张膏药的日本“太阳”旗所取代！
这是一个“黑色的圣诞节”，那圣诞的钟声，仿佛成了惨死于日军炮火之下的孤魂哭泣；节日的蜡烛，似乎流淌着整个香港的屈辱泪水。可怜那160万不分高低贵贱的香港人，在这一百整数之后的第一个圣诞节里，迎来的竟是屈辱和死亡的一天！就这样，香港又从英国人的手中沦落到法西斯的日军铁蹄之下，从此开始了它此后长达三年零八个月的苦难深重岁月。
身陷孤岛，劫难当前！
怎么办？坚决执行由周恩来从设于重庆的中共南方局一次次发来的中共中央和南方局的指示精神，不惜一切代价，尽快把日军计划搜捕的一大批滞留在港岛的爱国民主人士和文化名人营救出来，使他们从速安全地撤离孤岛并迅速转移内地；同时，务必争取抢救国际友人！
于是，在廖承志的亲自领导下，一场秘密的大营救在白色恐怖的香港迅速拉开了序幕……
一天傍晚，乔冠华根据廖承志的统一部署，奉命在中环云咸街头约见杨刚。他一改往来的风趣与幽默，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口气严肃地对杨刚说：
“杨刚同志，中共中央和南方局对滞留在港九的这批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的安全十分关注，指示我们要多方设法予以保护，并尽快营救他们撤出香港。现在日军还立足未稳，虽然是群魔乱舞，气氛恐怖，但在这貌似险恶的形势之下，咱们彼此间的联络还不算困难，而且日本人对目前在香港的这批爱国人士的搜查追捕，似乎也还没有来得及进行周密的部署。这是我们抓紧工作的极有利时机。请你立即通知羊枣、郁风、金仲华、俞颂华、萨空了等人，一律改穿唐装，以小商人、店员等身份隐蔽起来，以等候随时撤离香港的通知。咱们立即分头行动。有情况及时联络。”
两人握手互道珍重。随后，各自消失在夜幕之中……
1942年元旦，乔冠华与廖承志、连贯三人趁夜色冒险渡离香港；抵九龙近郊后，又与等候在此的东江游击队政委尹林平秘密地接上了头。经乔冠华提议，他们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举杯，向香港告别！”
第二天清晨，身着大褂、鼻架眼镜、头戴狐皮帽的乔冠华俨然成了教书先生，而肥胖的廖承志、矮小的连贯和精瘦的尹林平则一律唐装，全都成了商人。他们混过了日军的哨卡，一路逢凶化吉，最后终于安全到达了惠阳游击区。
杨刚与胞兄羊枣，则根据撤离计划随同邹韬奋、茅盾、金仲华、胡绳、廖沫沙、于伶、叶以群等文化名人，于1942年1月9日夜晚撤出孤岛，并在东江游击队的护送下安全抵达东江游击区。
此时，乔冠华已奉命奔赴韶关，具体负责组织接待从香港、东江疏散回来的同志，同时负责安排他们向内地转移。韶关任务完成后，乔冠华在辗转至重庆的途中，在桂林与先期抵达的杨刚再度重逢。不久，他们都相继到达重庆。
至此，昔日风流于香港的才子乔冠华与才女杨刚，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又重操旧业于陪都重庆，并依然频频地以各自超群的文章风行于山城，蜚声于海内外……
（本文选自茆贵鸣著：《乔冠华传 从清华才子到外交部长》。该书日前已由凤凰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公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