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贵鸣
一方水土一方人。位于苏北平原、濒临东瀛黄海的盐城，是一座富饶美丽、历史悠久的海滨城市。就是这块丰蕴灵秀的“水乡泽国”，曾经孕育和造就了无数在中国历史上各领风骚的大家名人──
落笔成章而文雄海内，终成“建安文学”之要角的汉末文学家陈琳；负帝蹈海而与国共亡，终成“海国孤忠”的南宋民族英雄陆秀夫；隐居白驹，著就千古宏篇《水浒传》的元末明初文学巨匠施耐庵；安贫乐道，自创“泰州学派”的明代哲学家王艮；甘为“野人”，誓不为官，自成一代诗风的清初贫民爱国诗人吴嘉纪；为民治水，足遍江淮，一生著述等身的清代水利学家冯道立；冠虎榜之英，且诗文高绝，堪称骚坛一秀的晚清武科状元徐开业；孜孜以求，学富五车，率先开拓新闻学和中国新闻事业史研究之先河，成为中国“近代新闻界的第一人”的近代新闻学家戈公振；……这些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民族精英,无疑是“风流姿色天下闻”。然而,“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在二十世纪中国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之中，盐城又石破天惊，同时出了两个引世人瞩目、令政坛震惊的彪柄史册的风云人物：一位是被誉为“中共第一枝笔”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胡乔木，一位是纵横国际时局、笑傲国际外交舞台的著名国际评论家和外交家乔冠华。
本文主人公，便是这盐城“二乔”之一的胡乔木。
胡乔木，这位被胡绳誉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几十年如一日，把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党的思想宣传事业，奉献给了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和编纂工作。“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期望，都已经流泻在他毕生写作的不计其数的文字之中了。这些文字写上他个人名字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用的是党和国家的名义”。当年“和他在延安相识，长期共事，断断续续，前后有五十多年”的杨尚昆，曾深情地写下《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称颂“他个人已经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终生用笔来为人民服务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地，也是我们最应该学习乔木的地方”。为此，江泽民亲笔题书“深切怀念乔木同志”！
今年的6月1日和9月28日，分别是胡乔木诞辰90周年和逝世10 周年纪念日作为胡乔木家乡盐城的一名普通的史志工作者和曾经得到过他亲切教诲的一名晚辈，笔者依据多年来陆续采访、搜集的资料和有关研究成果，着重选取胡乔木与盐城有关的一些历史片断，撰写了这部长篇纪实文学，力图真实生动地向读者展示一个既具有传奇色彩又富于故乡情愫的才子胡乔木。
谨以此作纪念胡乔木诞辰90周年和逝世10周年。
○ 默立于图书馆广场，凝视着胡乔木塑像，人们无不感慨万千：他是根植于盐阜大地的“乔木”
1997年6月1日。江苏盐城。
这是一个令儿童们欢庆的特殊节日。这是一座还不为世人所熟知的普通城市。八十五年前，一个平凡的生命就在这个儿童的节日里诞生；八十五年后，一项庄严的活动则在这座普通的城市中举行──
经中央批准，中共盐城市委、盐城市人民政府于胡乔木诞辰85周年纪念日，在盐城市图书馆广场隆重举行胡乔木塑像揭幕仪式。
胡乔木，一个长期与毛泽东联系在一起的名字！
这位生于江苏盐城，一辈子出头露面不多的“国笔”、“国士”，长期从事着党的政治、理论，机要、秘书，文献、档案，党史、方志等领导工作，终生致力于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致力于社会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为党的政治理论、文献编纂、党史研究、档案管理以及党的文艺理论等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那超群的睿智、精深的理论、广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使他在党内外享有极高的盛名，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象他这样长期为党中央起草各类文件，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起草、修改、充实各类文章和讲话，并且勤于思考，敢于独立地提出新的理论观点，还无人与其匹比；他先后参加过党的两个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重要的历史文献的起草，这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也是唯一的。他是名副其实的“中共第一枝笔”。如今，在纪念胡乔木诞辰85周年和逝世5周年之际，中央和省市有关领导， 为他在生前离开了半个多世纪的家乡盐城，举行隆重的塑像揭幕仪式，其纪念意义和教育作用尤显重大。
上午9时，揭幕仪式开始。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为胡乔木塑像揭幕。中共江苏省委副书记顾浩，中共盐城市委书记林祥国，分别在揭幕仪式上讲话。
应邀参加揭幕仪式的，有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逢先知，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李力安，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陈威，全国党史学会副会长郑惠，《人民日报》副总编周瑞金，原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田畴，全国政协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傅庚辰，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陈昊苏，全国文联书记处书记董良辉，原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方铭，公安部中国国际友谊促进会常务副会长黎虹，《胡乔木》编写组副组长程中原；有江苏省委办公厅、省政协办公厅、省委宣传部、省委党史工办、省委老干部局、省文化厅、新华社江苏分社，以及当代中国出版社的主要负责同志；有胡乔木的子女胡木英、胡石英及其他亲属等。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嘉璐，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博士，胡乔木的家乡盐都县、鞍湖镇、张本村及其母校扬州中学等，也派代表参加了揭幕仪式。
矗立于盐城市图书馆广场、静静地簇拥在鲜花和松柏之中的胡乔木汉白玉胸像，洁白晶莹；镶嵌在红色花岗石底座正面，由江泽民亲笔题写的“深切怀念乔木同志”这8个金色大字，熠熠生辉。
这是一座由中央美术学院设计的、具有胡乔木个性特征的塑像。其上部的汉白玉座姿胸像，高2.2米，宽1.5米，生动地展示出胡乔木博学英才的睿智形象：左手翻压书页，右手握笔待书，目光深邃自如，神态安祥自若；下部的红色花岗石底座，呈正方形，高2米，上嵌江泽民的亲笔题词。整座塑像，构思新颖独特，制作精湛完美。
默立于图书馆广场，凝视着胡乔木塑像，人们无不感慨万千：作为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我党思想理论文化宣传战线的卓越领导人，胡乔木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是追求真理、献身共产主义的光辉的一生。生前，他虽然长期离开盐城，却始终情系着故乡。他是根植于盐阜大地的“乔木”。
○ 父亲为其取名“鼎新”，盖因高山仰止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革故鼎新”。“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公元1912年6月1日（农历壬子年四月十六日），胡乔木出生于盐城西乡张本庄（今盐城市盐都县鞍湖镇张本村）。父亲为其取名“鼎新”，盖因高山仰止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革故鼎新”，一举结束两千多年的封建半封建制度，建立了中华民国。《周易•杂卦》云：“革，去故也；鼎，取新也。”
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原名胡应庚，盐阜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这位生于清光十一年(1855年)的盐城有名的社会贤达，自幼勤奋好学，善文工诗，17岁时应淮安府学考试，科试策论均优，中式第九名；次年荐考县学，又以第四名被取为博士生员。主考老师赞其文曰：“有笔有墨，立论不凡，为一般后生所不能及。”后来，由于他追求真理、关注民生、热心公益，在进步人士中备受尊崇，社会声望日高，1913年2月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此时的胡乔木，尚未满周岁。
当时，共和党与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企图在国会中形成多数席位，借以通过袁世凯卖国大借款章程。时为共和党成员的胡启东，坚决反对两党合并，竭力主张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以抵制袁世凯。由于不同意掌握共和党权力的元老派的意见，他参加了川、鄂、湘、赣、苏五省的共和党少壮派独立运动，时称新共和党。后者始终与国民党合作反袁。袁世凯死后，段祺瑞窃取了国家领导权，并利用日本西原借款来贿选新国会。这时，孙中山在广州首先举起了护法大旗，号召国会同仁南下，共襄大业。胡启东等反段议员拒绝段的贿赂挽留，欣然前往广州，参加非常国会，推选孙中山为军政大元帅。这段时间，他写下了诸如《吊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冢》等许多诗章。史学家孟森在为他的《寓穗集》所写的 序文中，称“启东诗天机清妙，格律工细，乘其方盛之年，必于诗外有无穷之展拓，以待发之于诗也”。
胡乔木自幼喜文善诗，勤于思考，富有主见，不能不说与父亲的熏陶和影响有关。他的中学同窗乐怡然说：“胡老先生的道德文章和爱乡爱国的正气风范向为县人所敬佩。乔木幼承他父亲的训教与熏陶，养成了潜心读书的良好习惯，奠定了比较好的文史知识基础，并具有较强的组织文字的写作能力。乔木一生爱好诗文，富有‘杜甫式的’诗人气质和中国传统文人的优秀品德，当也是从他父亲那里一脉相承而成为自己的特色。”
1922年，吴佩孚利用“法统重光”名义，恢复旧国会。随后，准备推举曹锟为大总统，胡启东与吴江议员（后任农民工民主党中央副主席）王绍鏊等坚持先定宪法后选总统，并共同组织宪社以示决心。曹锟唆使军警，逼走大总统黎元洪，旋以五千银元一票的代价收买国会议员。在部分议员屈服于威胁利诱的时候，胡启东愤然离京，抵南京火车站时，遭直系军阀江苏督军文燮元部的恐吓。面对特务亮出的匕首，他不为所动，绝裾而去。抵沪后，他又与王绍鏊等171 人联名发表《移沪国会议员宣言》，继续声讨曹锟的违宪贿选“闹剧”。不久，他参加众议院议员张相久的“舆地学社”，开始了地学研究。
1924年,胡启东闻讯寡母病重,即回故里。从此,他便告别宦途，隐居不出,潜心致力于家乡的教育、水利及社会公益事业。他曾先后校订了《盐城乡土历史》、《盐城乡土地理》等小学教材，写有《告淮南下河各县人士论工赈书》、《新洋港筑坝代闸权宜救急书》、《射阳河建闸问题之商榷》等文，主纂《续修盐城县志》十四卷(建国后在北京又带病增补了《续修盐城县志校补》三卷)，著有《张荣事迹考》、《鞍湖文存》、《鞍湖诗存》等。与此同时，他更多的是关心自己子女的成长，教他们如何做人处世，教他们如何救国为民。
○ 说他“土”，是因为他总爱穿一身黑色的粗布衣裳；称他“痴”,则是由于他读书过于用功
胡乔木的母亲夏氏，是一位相夫教子、勤劳而又贤慧的娴雅女性，生有子女五人。在众兄弟姐妹中，胡乔木居中：上有大姐胡履新和大哥胡达新，下有大妹胡穗新（夏青）和小妹胡文新（方铭）。众兄弟姐妹，从小都受到父亲进步思想的影响和母亲早年的传统文化教育。
胡乔木6岁那年，父亲应孙中山的号召，在拒绝了段祺瑞的贿赂挽留后，准备离京南下广州。途中，他绕道回家探望，见次子胡乔木已能熟背大量的唐诗宋词，满心欢喜，遂与妻子商量，决定让他入鞍湖小学（今张本小学）读书。
“鞍湖小学是利用胡氏宗祠改建的。北面的大殿仍作宗祠，西厢房是初级小学的教室，东厢房是高级小学的教室，南面正房是教师和学生的宿舍，有寄宿生住校，也供应伙食，办得还是不错的。……记得学校里还有一个我的平辈胡光培教我们英文。”七十多年后，胡乔木的远房叔叔、原中国标准草书协会会长胡公石先生，在回忆童年时代与胡乔木小学同学这段早年生活时，仍然记忆忧新。他说──
我和乔木小时候一直是同班。我父亲和乔木的父亲都是这个小学的校董事，说来真巧，我的父亲和他的父亲也是同学。我的父亲胡鉴清和他的父亲胡应庚（应庚是学名，字启东，后以字行）都是独生子，……我的父亲考中了清末最后一榜秀才，应庚早我父亲一年考中了秀才。在北洋政府时我的父亲被选为省议会议员，乔木的父亲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胡氏一门出了两个秀才，又是两个议员，这在当时当地算是很了不起的事。……1949年10月，应庚应中央政府邀请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他才在北京定居下来。
入学后，胡乔木很快便显露出爱好读书的天性。当时，小伙伴们都戏称这位嗜书如命的“土包子”为“书痴”。说他“土”，是因为他总爱穿那一身黑色的粗布衣裳，不象一些富家子弟讲究穿着，不断翻新；称他“痴”，则是由于他读书过于用功，不但读老师教的书，还把父亲大量的藏书一本本地翻出来“啃”，常常是晚饭之后，一个人坐在小油灯下入迷地看到深夜。
酷爱读书的胡乔木，后来又受父亲影响，逐渐养成了藏书的习惯。于是，读书──藏书──读书，成了他一生中最大的嗜好。
事实上，后来的胡乔木之所以如此博学英才，与他酷爱藏书与博览群书是分不开的。生前，胡乔木住处最大的一间是藏书室，三米多高的高大书架一排17个，整整齐齐共八大排计136个，加上办公室中的4个特大书架，共有140个， 珍藏着他心爱的宝贝书籍 4万余册，有马、恩、列、斯、毛、刘、周、邓的著作；有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化，还有新闻、小说、剧本等各类书籍，真可算得上是一个门类种多、品种丰富的小型图书馆。他女儿胡木英在1995年12月于北京举行的胡乔木藏书档案资料捐赠仪式上，曾动情地介绍说：“爸爸生前酷爱读书。他平时没什么爱好，就是喜欢逛书店，每次总要买回许多书。”
胡乔木是个爱书如命的人，进城后的几次住地变动，他都首先考虑有无适合藏书的足够地方。在他后来的4万余册私人藏书中，除少数为出版社赠送， 其余都是自己几十年工资自费购买。由于工资支出主要用于买书，有时遇上孩子生病，也只好借钱赊帐。
胡乔木的读书方法亦很独特。他能同时看上五六本内容完全不同的多门类书籍，如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小说、剧本等，都可以交叉着阅读。他视这样的读书方式为“休息”。
由于好学上进，博学多思，早年在小学时代，胡乔木便展露出了他那与众不同的写作天赋。一次，他读罢晚清诗人陈玉澍（盐城上冈人）《后乐堂集》中的《七夕》诗，十分赞赏诗人所表达的对银河、娲皇的批判和对牛郎、织女的同情。他认为，《七夕》这首诗，从一个侧面表达了诗人对世俗礼教的愤懑和抗争。有感于此，他随即写了一篇《读〈七夕〉》的作文，为此深得国文老师张持白的赞赏。鞍湖小学校长李慕白曾多次当众表扬胡乔木，号召全校同学都要像他那样刻苦读书。
1924年，12岁的胡乔木高小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江苏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这一年，他是鞍湖小学唯一考入江苏八中的学生。
○ 扬州中学当时并没有为我们指引革命的道路，却给了我们“正直向上，乐于求知”的教育
江苏八中是一所校风正、学风严、质量高、名气响的省属重点中学。这里有治学严谨的校长，有经验丰富的老师，有学习宽松的环境。今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中，有十多位皆出自于该校。在这样一所学校里学习，这为胡乔木日后的学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后来回忆说，扬州中学当时并没有指引我们革命的道路，也没有教导我们许多革命的道理，但却给了我们“正直向上，乐于求知”的教育，给了我们宽松自如的读书环境。这使我们至今非常感激。对当时的许多老师和同学，我们一直不能忘怀。他赞颂道：“扬州中学，我亲爱的母校！我生命的摇篮！六年似水的光阴，多么值得眷恋！愿你美妙的青春永远，青春永远驻守在校园！愿你放射的光辉永远照耀，永远照耀人间！”（胡乔木生前为母校扬州中学建校90周年的校庆题词，后经他“稍加扩充”，“又补充写了一段作为第一段”后，现已成为扬州中学的校歌歌词）
八中的图书馆是当时一般中学所不具备的。它不仅藏书丰富，管理方式也很独特。为方便学生阅读，该校在每个教室都设有图书专柜，每次放上各类书籍百余册并定时更换，学生们可以各取所好地自由取阅。胡乔木本来就喜欢读书，老师又指定由他负责到图书馆选书换书，这正中他的下怀。几年下来，他几乎将图书馆的藏书通览了一遍，其中如鲁迅、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人的作品竟是爱不释手，数看不厌。
不知不觉间,胡乔木已在默默地思索着社会,思索着人生。胡公石说：“初中时，他已经接触到鲁迅的《彷徨》等作品，这可能正是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契机。”
作为名牌中学的省立八中，其生源来自于全省各地，学生的思想也异常活跃。当时，年长4岁的长兄胡达新也在这所学校就读， 而且还是国民党的左派人物。胡乔木开始从哥哥他们的言谈中耳闻到“共产党”、“国民党”、“社会革命”等许多新名词，偶尔也目睹一些同学在秘密地传看进步书刊。不久，他终于也借到了一本《中国青年》杂志。读罢内容，不禁耳目一新。从此，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张太雷、任弼时、李求实等名字，已深深地印记在他的脑海。他想亲眼目睹一下恽代英这位大主编的风采。果然，恽代英次年来到扬州省立第五师范进行演讲。消息传到八中，兴奋异常的胡乔木随即前往。恽代英的这次富于鼓动性和影响力的演讲，着实振奋了在场的每一位听众，使他们一下子明白了读书与救国的关系，懂得了读书为了救国、读书不忘救国的道理。
从此，胡乔木与《中国青年》结下了不解之缘──二十多年后的1939年4月，胡乔木成了《中国青年》在延安复刊时的主编！
1926年，八中学生自发地组织游行。他们走上街头，宣传国共合作北伐，准备迎接北伐军的到来。时已升入初三的胡乔木不仅参与游行，而且还进行街头演讲并带头高呼“打倒军阀孙传芳”口号，为此遭到被捕，幸因年幼得以获释。此后，胡乔木读到了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等人的文章使他一下子着了迷。不久，他又读到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及其他众多的进步书刊。胡乔木逐渐认识到共产党提出反帝反封建口号，要在中国消灭剥削、消灭贫困，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含义和实际内容；同时也了解并知道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马克思主义学说及其认述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胡乔木的政治倾向，日渐明朗。
1927年春，北伐军抵达镇江，第一、二、三纵队兵分三路攻打南京。驻守扬州的军阀孙传芳部在闻风欲逃之际，拟抓捕一批学生补充兵员。八中校长叶维善当即决定：全校停课，学生全部离校疏散！胡乔木随大哥胡达新赴镇江躲避。再返学校时，省立八中已与省立第五师范合并，正式改称了江苏扬州中学。
改名后的扬州中学，高中部分为文、理两科。胡乔木由于数理化成绩突出，特别是物理和化学出类拔萃，加之又受哥哥酷爱理科并考入上海交大的影响，复校后被编入了理科。但他仍旧醉心于文史，其作文文卷常被老师作为范文在班上传阅；他的五言古诗，被有“淮南才子”之誉的张煦侯老师发现后，未作一字一韵改动便拿到班上，一边朗读一边击节赞赏不止。
胡乔木的英语也好。据中学同学乐怡然回忆，胡乔木的英文“大体上和班上几位从教会中学初中毕业考进来的同学外语水平差不多，又因他中文好，所以他的英文翻译作文很出色，他所译的语句或小段文章就很典雅、俏皮和有趣，颇受师生们欣赏”。
业余时间，胡乔木还经常撰写文章和诗稿在校刊上发表。他的《淮扬方言概论》、《近代文艺观测》、《逸──赠人及有同感的人们》、《别辞》等许多作品反响很大，深受读者的欢迎和喜爱。他还是扬州中学颇有知名度的校刊编辑。
1929年，苏北大旱，田中无收。胡家虽有三百余亩田产佃种，但因无从收租进银，经济一时陷入困顿；而此时，胡家的五个子女尚有四个正在上学。迫于现状，父母欲让胡乔木暂时休学，以保证其他三个兄妹特别是刚刚考入上海交通大学的长兄胡达新完成学业。
失学！这对即将毕业的胡乔木而言，无疑是个重大的打击！
胡乔木实在不愿中途退学。无奈之际，他找到校长叶维善。兼教他们化学课的叶校长，平时对胡乔木就十分赏识，闻言消息，随即表态让他做助手──或批改作业或刻印讲义。于是，胡乔木在叶校长的亲自关顾下，终于半工半读地完成了高中学业。
1930年夏，胡乔木于扬州中学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取清华大学历史系。
○ 吴有训的一句话，虽然使日后的中国少了一位物理学家，却在不经意间为中共造就了一位大“秀才”
清华，一所校园之美与声望之高相得益彰、堪称双璧的世界著名学府！
这所以圆明园遗址东侧的皇室花园──清华园工字殿为主体、前身为1911年建起的留美预备学校，融中国传统、西方古典、苏式风格、现代个性于一处，体现出了中西合璧、古今兼容、动静结合、虚实相间的独特风格。登上闻亭，东望绿树掩映中的大礼堂，红墙如幕，穹顶接天；西看波光云影中的水木清华，楹联照水，亭台入画。如此天然造化与匠心独运的双美结合，将东西方两种风格迥异的建筑，通过一泓池水和一片林木的过渡，竟呈现出如此妙不可言的景象，实乃鬼斧神工之作！
日本的《每日新闻》（1995年6月13日）， 盛赞中国这所“人才辈出的清华大学”，“是日本大学无法比拟的”。“在今天领导中国的共产党和政府的高级官员中，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人最多。……清华大学的固体物理等被认为处于世界的最高水平，加入美国籍的、几名诺贝尔奖获得者也是毕业于清华。……另外，清华大学的校长退职后几乎都是就任国家教委主任。从这一点也可以看出，它是中国名列第一的大学”！
风华正茂、踌躇满志的胡乔木，一步跨入素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的清华园，似偶然实为才学所使然。
日后的胡乔木果然脱颖而出，成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他的清华校友季羡林（1941年获德国哥廷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及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我国现代为数不多的著名梵文专家，世界上少数几个通晓吐火罗文的资深学者之一），称胡乔木是“官越作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俨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名满天下”。
其实，学习理科的胡乔木，最初报考的是清华物理系而非历史系。
入学后，时为物理系主任、后任中央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吴有训教授，找新生谈话。他问胡乔木最感兴趣的是什么，将来作何打算，又如何发展。胡乔木据实回答，说的却是文史方面的东西。
“既然你喜欢的是文科，大可不必念物理系。你可以转到文科去嘛！”
吴有训的一句话，虽然使日后的中国少了一位物理学家，却在不经意间为中共造就了一位大“秀才”！毛泽东早在三十年代末就曾断言：“乔木是个人才！”
如此“伯乐”，可谓慧眼独具！
胡乔木很快转到了文科。本想转入国文系，因为该系的系主任朱自清是他倾慕已久的散文名家，其散文集《背影》，他在扬州中学时久读不厌，影响极深；可惜该系的招生名额已满。无奈之际，胡乔木忽闻历史系尚有余额，随即毛遂自荐。于是，他终于被幸运地转进了少时就钟爱的历史系。
日后，胡乔木在填写有关表格时，总喜欢称自己是党史学者，个中的直接原因，恐怕与他当年在清华念过历史系不无瓜葛。
○ 清华园的学术氛围浓厚，进步活动也十分活跃一时间,18岁的胡乔木成了清华园内的活跃人物
清华园的学术氛围浓厚，进步活动也十分活跃。
1930年3月，为推动革命文学运动与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 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的革命作家鲁迅、茅盾、郭沫若等50余人，在中共的领导与支持下于上海召开会议，成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通过了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服务的文学纲领。“左联”成立后，组织了各种研究团体并在各地设有分部，先后出版有如《萌芽》、《拓荒者》等大量刊物。这为团结革命作家、哺育革命青年、揭露反动统治、打击反动文人、开展马列主义的文艺运动等作了大量工作。
此时，清华园内亦已集聚了相当的左翼力量，其中学生会的领导权亦已掌握在中共地下组织的手中。刚刚步入清华大学的胡乔木，很快也融入了进步学生的社会活动之中。
1930年底，胡乔木经经济系的同学、时任中共地下党负责人的曾迪先介绍，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胡乔木正式走上了红色的革命之路。六十年后的1991年，胡乔木惊悉当年的引路人曾迪先病逝，“深为痛悼”。他在给曾迪先之子曾昭凯的信函中称：“令尊曾迪先同志……是我参加革命的直接介绍者，他在清华大学最后一学期的活动对我后来的生活道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我永远不会忘记他。”其怀念之情，溢于言表。
在曾迪先的领导和帮助下，一时间，18岁的胡乔木成了清华园内的活跃人物。
胡乔木与曾迪先等一起，团结进步学生，成立读书会，广泛宣传进步思想；他积极参加学生会的工作,编校刊,散传单；他和吴组缃等同学一道，在学校里办起了工友子弟夜校，动员清华大学的工友们参加学习；他还办起了“平民夜校”，除校内职工外还吸收附近的农民参加，宣传进步文化；他还积极发展团员，并组成了两个农民团支部……
季羡林在《怀念乔木》一文中，如是回忆道──
我认识乔木是在清华大学，当时我不到二十岁，他小我一年，年纪更轻。我念外语系而他读历史系。我们究竟是怎样认识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总之我们认识了。当时他正在从事反国民党的地下活动（后来他告诉我，他当时还不是党员）。他创办了一个工友子弟夜校，约我去上课。我确实也去上了课，就在那一座门外嵌着“清华学堂”的高大的楼房内。有一天夜里，他摸黑坐在我的床头上，劝我参加革命活动。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是我觉悟低，又怕风险，所以，尽管他苦口婆心，反复劝说，我这一块顽石愣是不点头。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最后，听他叹了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早晨，在盥洗室中我们的脸盆里，往往能发现革命的传单，是手抄油印的。我们心里都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但是没有一个人向学校领导去报告。从此相安无事，一直到一两年后，乔木为了躲避国民党的迫害，逃往南方。
○ 胡乔木“下岗”了。他的名字“胡鼎新”同时也上了北平市警察局要抓捕的黑名单
1931年，日本关东军发动蓄谋已久的“九•一八”事变，悍然袭击并占领了沈阳城。在蒋介石“绝对不能抵抗”的卖国政策下，驻守东北的张学良部被迫撤至关内，日军长驱直入，很快占领东北三省。
“九•一八”事变的突发，震撼了中华大地，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怒潮。已于是年8月调任共青团北平市委委员、宣传部长的胡乔木， 亲自参与并领导北平学生进行游行示威、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向政府请愿，强烈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策略，积极主张出兵抗日，收复失地。与此同时，他们还组织各界抗日救亡团体，积极开展抵制日货等多种抗日救亡活动。
然而,由于当时的王明路线在中共占着上风,一些不切实际和脱离群众的“左”的口号，诸如“武装保卫苏联”、“第三国际以苏联为中心”、“工人阶级无祖国”等，很有市场。胡乔木等团市委领导很不赞成这些脱离实际的“左”的东西，为此遭受中共河北省委的严肃批评。不久，因为团市委内部有人捕风捉影的原故，又出现了所谓“北平团市委与托派有联系”的新的风波。于是，时有“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之称的陈远道代表中共河北省委，下令解散了共青团北平市委。
胡乔木“下岗”了。他因所谓“同情托派分子”而被“挂”了起来。他的名字“胡鼎新”同时也上了北平市警察局要抓捕的黑名单！
胡乔木想再返清华，可此时翁校长（即翁文灏，后来曾一度出任过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总统府秘书长）暑假前的一番“诫勉”谈话又在耳边响起──
清华好比一座戏台。既然是戏台，各类角色就都可以登台表演一番。不过，如果连戏台都塌了，那就什么戏也演不成罗。你演的戏太危险，会把戏台搞砸的。作为校长，我要你保证不再进行此类危险的政治活动！
看来，清华暂时是不能回了。他只得临时借住于在北平任教的盐城籍郁士元（盐城大冈人）家，以辗转于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中国大学进行旁听自学，同时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这年寒假，胡乔木没有返回盐城。
春节过后，学生们正在陆续返校。此时，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却收到了一张写有“有难言之隐”的明信片。联想到数月前胡乔木曾有信回家，说来书请寄北京大学顾卓新转交，胡启东意识到儿子似乎已不在清华大学。
父亲不放心了。他让大女婿张肃堂作陪，一起北上清华看个究竟。
来到清华后，乔冠华接待了他们。
乔冠华，这位后来同样深得毛泽东、周恩来赏识和器重的又一位风流才子、我国著名的国际评论家和外交家，时在哲学系就读。他小胡乔木一岁却早他一年考入清华，都是盐城人，两家住地相距仅约十多公里。这两个同乡同学，交往密切，感情甚笃，只是胡乔木调任团市委专职从事宣传部长以后联系少了。
乔冠华很快帮胡启东找到了自己的同学。
胡乔木果然不在清华， 也无正式工作。 父亲十分理解儿子此时的“难言之隐”。从儿子的身上，父亲似乎看到了自己当年追随孙中山的身影。然而，鉴于胡乔木的现实处境，加之目前又正在生病，父亲建议他先回盐城调养一下身体，然后再作打算。
胡乔木采纳了父亲建议。经请示，组织上很快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胡乔木离开北平，准备回家乡盐城隐蔽。
○ 众望之中，一本综合性文艺刊物──《海霞》,如“海 边激浪”所“跃出的一轮红日”，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盐城， 在经历了1930年以 “左”倾冒险形式出现的“八一”暴动失败和盐城“双十事件”之后，中共地下组织遭受了严重破坏，党的斗争环境更加恶劣，斗争的开展更加艰难。白色恐怖之中，惶惑、迷茫、甚或有些慌乱的热血青年们，时刻在企盼着能够了解时局的发展和外面的世界。
众望之中，一本以宣传民主和自由为主旨的综合性文艺刊物──《海霞》，如“海边激浪”所“跃出的一轮红日”，突然出现在世人面前。其观点鲜明的政论、主题明快的小说、文笔优美的散文、清新洒脱的诗歌以及轻松自由的文艺评论，恰似一股迎面而来的清风令人荡气回肠。于是，《海霞》主编乔冠军（乔冠华长兄），一时成了盐城文化人关注之焦点。
其实，乔冠军的“幕后”还有一位更重要的人物──《海霞》的策划创办人和实际主编。这位“幕后”，便是从北平暂回盐城的清华学子胡乔木。
胡乔木于1932年3月抵达上海交通大学， 在大哥胡达新和同乡王翰（时名陈延庆，与胡达新相差一届于土木工程系读书）那儿逗留两个月后，5月回到盐城。为了隐蔽身份，他先到近临张本庄的秦南宋村小学，以帮助姐夫张肃堂上课改作业为名，观察形势等待时机。有了在上海与王翰等地下党员的一段秘密交往，他坚信能在盐城找到组织，接上关系。
是年暑假，胡乔木来盐城探望姨父朱木香。
朱木香时任盐城贫儿院院长。当时，该院教师刘必余恰巧是中共地下党员。胡乔木的到来，自然引起了他的注意。从言谈举止以及所阅读的书籍判断：这是个左翼人物，至少是个值得信赖和依靠的对象。刘必余在设法接近他的同时，很快将自己的发现报告了时任中共盐城县委书记的嵇荫根（时名蔡道生）。于是，嵇荫根也开始与其接触了。
经过几次交谈，他们基本弄清了对方的身份，而此时的胡乔木更是喜出望外：自己离开北平之后，曾去信与组织联系，但至今尚无回音，没想到回家乡后，中共盐城县委竟主动与自己接上了关系！
胡乔木很快加入了中共组织。时为1932年秋。介绍人为嵇荫根。
加入中共后，胡乔木被点将宣传工作──这可是他擅长的拿手“好戏”！
此时，在集仙堂做教师的乔冠军周围，已团结了四五十个进步青年，并成立了一个“综流文艺社”的团体。胡乔木随即与乔冠军商量，拟通过成立理事会并采取以民主选举理事的办法，全力推荐乔冠军担任理事长，同时让中共盐城县委委员还佩琮和胡乔木刚刚介绍入党的新党员胡扬（时名邱剑鸣）担任理事。于是，“综流文艺社”被牢牢地控制在了地下党组织的手中。
接着，胡乔木、乔冠军、胡扬等，又利用这个文艺团体的名义，开始进行文艺刊物的筹划工作：刊名、组稿、设计、编辑、印刷……
一切都是那么地井然有序，水到渠成。
一番紧张的筹措，准备工作基本就绪。胡乔木因系北平回乡，且无固定职业，不便抛头露面，主要负责组稿、撰稿、编辑，从事实际主编工作。刊物以“综流文艺社”名义主办，文艺社理事长乔冠军则名正言顺地出任名义主编；刊名定为《海霞》，由毕业于上海美专、时任盐城女中和景鲁中学文艺教师的陈栖山负责封面设计和美编；印刷由陈廷显负责，与其哥哥陈廷启（时任民声印刷厂的老板）联系承印；资金依靠大家共同筹措拼凑。
1933年春，三十二开本的《海霞》半月刊终于在盐城正式创刊。
《海霞》的面世,即刻引起强烈反响,受到进步青年们的欢迎和喜爱。那“海边激浪，跃出一轮红日”的海霞封面，别具一格；而以反封建独裁，争民主自由为主要内容的各类题材文章，更是令人耳目一新。其中，胡乔木从俄国著名作家契诃夫原著英译本转译的小说《凡卡》，既忠实于原著又优美流畅。他的同学乐怡然，称其“达到了‘信、达、雅’的要求。我读后印象很深，至今脑海中还留有小说里的那个孤苦无依，在极其悲惨的生活中备受煎熬的小凡卡的影象”。
《海霞》很快引起了国民党县党部的注意。为避免损失，加之经费不济，出完第三期后，胡乔木等果断决定：立即停刊，改出《文艺青年》！
○ 那篇有名的出自胡乔木手笔的《告盐城人民书》，就是在这里刻印而成，尔后趁深夜分别从门缝塞进各家各户
《文艺青年》为八开四版一大张的小报，名为周报实际不定期，仍由胡乔木主编。该报无论内容还是形式，都比《海霞》更为活泼。为了使刊物办得有品位、有特色、富于时代性，胡乔木除了亲自撰稿并继续翻译一些作品发表以外，还约请尚在清华读书的乔冠华供稿。乔冠华陆续翻译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等人的短篇小说，以及爱因斯坦、柯勒惠支夫人等反对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宣言等文章，先后均发表在家乡盐城的《文艺青年》上。
是年5月，时在上海南市区工委从事地下工作的王翰， 因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暂回盐城隐蔽。两个热血青年在家乡握手重逢，喜不自胜。王翰得知胡乔木已与盐城地下党取得联系并创办了《海霞》和《文艺青年》，大为赞赏；胡乔木则对他因怒砸《柴拉报》报馆被捕并被交大校方开除学籍，深表同情。他主动将王翰引荐给嵇荫根并约请他为刊物撰稿。很快，王翰撰写的介绍巴黎公社和苏联现状的两篇文章，亦被《文艺青年》发表了出来。
与此同时，胡乔木还积极组织他们开展革命宣传活动。他介绍《民声日报》的青年记者胡扬入党，介绍时在盐城县中读书的妹妹方铭（时名为胡文新）和她的同窗袁玉清入团，并将他们编成一个党团小组，指定胡扬任组长。
胡扬的父亲时为盐城县教育会的录事，平时独自在空旷的陆公祠内办公。胡扬利用这个条件，干脆搬来铺盖住于祠内。这个为纪念南宋丞相陆秀夫而建的祠堂，一时成了他们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每到夜晚，他们相聚于此，或由胡乔木宣讲马列主义、党的知识以及苏俄革命情况；或一起刻写蜡纸、油印革命传单，尔后分头散发。那篇有名的出自胡乔木手笔的《告盐城人民书》，就是在这里刻印而成，尔后趁深夜分别从门缝塞进各家各户。
陆公祠由于比较隐蔽，便于从事革命活动，胡乔木索性也从姨父家搬出，与胡扬住到了一起。他们谈形势、谈理想、谈爱情，推心置腹，从此建立起了终身不忘的革命友谊。日后，胡扬在回忆当年与胡乔木朝夕相处的这段日子时，不无感慨地说：“……这些也是我在革命低潮时期能够坚定信念，由一个思想激进的青年，迈向革命的重要推动因素。”1981年冬，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路 经南京时，曾专门安排半天时间，约见“文革”期间因所谓党龄问题受他牵连而遭受不公正对待的胡扬夫妇。两友重逢，共叙往事，自有谈不完的知心话。六年后的1987年5月，重病在身的胡乔木再次来南京疗养。这次， 他索性亲自登门，拜晤时已丧失行走能力并有严重语言障碍的胡扬。临别时，两位饱经沧桑的老人竟紧紧地相拥相依，久久不愿分开，那“相看泪眼”、“无语凝咽”的感人场面，令人动容、让人震憾……
形势急转直下。盐城似乎将要面临着一场腥风血雨的考验自中共淮盐特委书记王伯谦因叛徒出卖被捕后，国民党反动派为破坏淮盐地下党组织，采取“防制和争取并重”的“自首政策”，提出所谓“利用叛徒，以毒攻毒，扩大线索，一网打尽”的反动策略，企图自上而下地破坏党的各级组织。王伯谦很快变节自首，一下供出中共淮盐特委委员、淮盐区各县县委书记及委员几十人名单。这为他们进一步实施上述阴险的计划提供了前提条件。
1933年5月， 国民党江苏省特务室加紧了专门破坏淮盐地下党活动的步伐。在叛徒、特务这群民族败类的率领下，国民党特工在淮盐地区大肆搜捕共产党人。6月，叛徒林士钧充任国民党阜宁县特务员，破坏党的地下活动。8月，中共淮盐特委继任书记陈霞霖又被密捕，淮盐特委再遭破坏，淮盐党组织与省委联系中断。一时间，在叛徒的指认下，地下党员纷纷被国民党特务逮捕。9月，中共盐城县委书记嵇荫根秘密赴阜宁县城，准备与淮盐特委来人联络，岂料又是自投罗网，成了叛徒特务的“瓮中之鳖”！
消息传到盐城，胡乔木与胡扬星夜兼程，步行一夜来到阜城，准备设法营救。此时，却意外地得知嵇荫根亦已变节，并供出了包括胡乔木在内的盐城地下党员名单。他们大惊失色，随即返回，准备通知盐城地下党员迅速疏散隐蔽。
然而，胡乔木刚回盐城，搜捕的敌人在嵇荫根的带领下也随后赶到。他们直扑贫儿院而来。机警的门房一看势头不对，赶紧设法通知。急中生智的胡乔木随即翻墙而去，果断地藏身于邻家床下。朱木香明知嵇荫根知其姨侄底细，却故意戏弄于他：“鼎新是清华的学生。因为生病，他父亲才特地将他接回休养，怎么一下子就成了共产党了呢？真是不巧，前几天他已回北平了。”
未见胡乔木，嵇荫根等只好怏怏而归。
风云突变，必须即刻脱离险境！胡乔木未及细作打算，稍事收拾，便悄然南下……
○ 方铭在为家乡党史征研办公室撰写的一篇《关于在盐城活动情况的回忆》文章中，曾有如下记述
八十年代初，胡乔木的妹妹方铭， 在回忆起这段她与胡乔木一起所经历的历史时说：“1932年初，乔木同志回到盐城，同年初秋，与地下党中共盐城县委书记蔡道生（即嵇荫根）接上关系，并加入了共产党。胡扬同志经乔木介绍也在那里参加了党的组织。1932年秋天，……乔木同志介绍我加入共青团。袁玉清和我是同班同学，我曾多次把她带到我家，乔木同志也认识她。不久，她又由我们介绍加入了共青团。胡扬同志曾以共青团员的身份和我们编入一个团小组，由他担任团小组长，总的工作由乔木同志领导。”
1981年5月， 方铭在为家乡党史征研办公室撰写的一篇《关于地下党时期乔木同志在盐城活动情况的回忆》中，曾有如下记述──
从1932年到1933年，在乔木同志的领导下，我们主要搞了这样一些活动：
一、散发传单。……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散发传单。传单是用十六开红纸油印的，上面写有“日本打进中国，国民党腐败无能，中国的出路只有一条，建立苏维埃！”等标语。我和胡扬、袁玉清曾多次到北城、西城散发传单，有的人还把传单塞到农民家的门缝里，我是住校生，就因工作需要，住到了袁玉清家里。
二、出《海霞》半月刊。《海霞》半月刊是1933年春创刊的，由乔木同志主编。它是三十二开的小册子，属一种文艺性的刊物。刊有散文、小说、诗歌等。记得有一期还刊登了乔木同志翻译的德国诗人海涅的诗歌，主题是反对封建思想、反映民主要求，《海霞》半月刊由民声印刷厂托印，听说乔冠华的哥哥乔冠军在民声报，也参加《海霞》编辑工作。《海霞》半月刊，出过三期后，又出了八开的单张周报或几日刊的另一 种刊物，刊物的名称记不清楚了。
三、演戏搞宣传。1933年春，我们在泰山庙彩排了郭沫若编写的历史剧《棠棣之花》，剧情是：韩国侠客聂政，憎恨亲秦势力的代表韩相侠累，在侠累与秦使臣在东孟地方相会时，聂政杀了侠累和秦使。因聂政与他姐姐聂安面貌相象，他怕连累姐姐，便挖掉了自己的一双眼睛，破坏了自己的面容，后自杀了。聂安也是一位凛烈女性，她得知聂政自杀的消息后，毅然挺身去认她的哥哥，在宣传了她哥哥侠情义气后，自己亦自尽了。这个历史剧，由我扮盲叟的孙女，我姐姐胡瑞新扮聂安，乔木扮聂政。在彩排这出戏时，日本军国主义的魔爪已伸向中国。中国已出现了抗日与亲日两派势力，我们演这个戏，也反映我们当时的思想吧。
对嵇荫根（蔡道生）的叛变，胡乔木险遭被捕，以及他果断撤离盐城的有关情况，方铭在该文中也有一段回忆：
1933年暑霞，我准备考高中。有一天，我到上冈找一位在苏州高中部读书的同学成少实，而途中听说，蔡道生被捕了，蔡带信给他的老婆杨顺亲，叫她设法营救，后来杨顺亲化装成卖袜子在胡小石家找到我，我还给她十块钱，过了不久，蔡、杨都叛变了。蔡还带人到盐城抓地下党员。当时，我姨失朱木香是贫儿院的院长，他们找到我的姨父打听乔木的去处，我姨父回答他们，乔木已离开盐城。实际上乔木还在盐城。晚上，我姨夫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乔木。此后，乔木转移到上海，并考入浙江大学，我考入苏州中学，我姐姐考进暨南大学……
方铭在这篇回忆文章之后，还特意附了一封她于1981年5月18 日写的便函，述及了胡乔木对当年他在盐城这段历史时期的三点回忆。便函内容照录如下：
曾与乔木同志谈过盐城的事。他说：①当时老蔡是以中共县委书记身份与他发生联系。是党的关系而不是团的关系。胡扬参加的也是党组织。为什么他未填写盐城入党这段事呢？这是因为当年在延安中央组织部认为一时弄不清这段历史，就从上海算起，他之认识老蔡是由贫儿院刘××介绍的；②老蔡是叛变了；③《海霞》出过三期，出了八开的单张周刊、日刊，名字忘了。
○ 为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胡乔木和王翰，这两位盐城知名人物的后辈，又开始了他们逐潮黄埔的孤旅生涯
上海，一座“冒险家的乐园”！
对于这座既广纳百川、又藏污纳垢的国际大都市，23岁的胡乔木已不再陌生。再次抵沪后，他很快在闸北江湾路租了个亭子间住了下来。
三年时间，三次变故，又三次来沪。胡乔木想理一理思绪，试图考虑一下在沪上究竟要做些什么，能做些什么，又该怎么做。裹夹在往来穿梭的人群之中，迈步在光怪离陆的霓虹灯下，置身于繁华而又黑暗、喧闹而又险恶的十里洋场，三年来的三次变故，象似发生于昨天一样在眼前浮现──
三年前，北平团市委被解散后，由于身份暴露，无法再返清华，自己听从父亲建议并经组织同意回盐城隐蔽，途经上海交通大学，不仅意外地遇到扬州中学时的同学丁冬放，还结识了与哥哥胡达新同在一系读书、时任中共学生支部书记的王翰，并与他们进行了两个月的交往和接触。一年后，家乡盐城的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自己在成功地摆脱了叛徒的严密搜捕后，第二次避到上海与王翰相聚，王翰建议自己报考浙江大学，一面学习一面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没想到，考入浙大外语系二年级，仅读一年，又因参加并组织学运被校长郭任远视为赤色分子而开除！眼下，怀揣着教务长费巩教授私下为自己开具的“学籍证明”，又第三次来到了上海滩上……
是转学上海继续求学，还是寻找组织逐潮黄埔？两年前，回乡隐蔽的王翰自盐城返沪时，曾劝说过自己：“你学业未就，应继续读书，因为在校读书同样可以做革命工作，共产党的组织各地都有。”然而，眼下的中国到处是血雨腥风，一片白色恐怖，热血青年又怎么会熟视无睹于窗外时局而静默于书斋？自己于清华和浙大的两次经历不正是如此么！寻找组织？与北平的联系早已中断，盐城的党组织亦已瘫痪，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又叛变自首……
对，找王翰去！听听他有什么意见。也许，他会有办法。
1935年2月， 胡乔木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组织部长的王翰取得了联系。
王翰，这位后来与胡乔木结下深厚革命情谊的又一盐城同乡，时名陈延庆。其父陈曙东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既带有旧时代思想烙印又接受现代文化影响的知识分子。他与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同为盐城知名人士，两家交往密切，世交很深。历史上，陈、胡两家曾两度编修过《盐城县志》，只是到了王翰和胡乔木这一辈，因为早年外出求学之缘故才渐趋疏远。王翰于1923年在家乡小学毕业后，考入上海南洋中学，后因参加学运转入浦东中学，1930年考入上海交大土木工程系；1931年发动并帮助上海大学生抗日救国会组织6000余人赴南京示威，因在宁组织捣毁《中央日报》社被捕，经营救获释后，参加上海民众反日救国会并加入上海“社联”组织；1932年加入中共并很快成为交大党支部书记，曾因组织捣毁白俄《柴拉报》报馆而被捕；1933年被交大开除后，任中共南市区工委组织干事，后因组织遭破坏回家乡盐城隐蔽，同年返沪，免试插入复旦大学土木工程系四年级； 1934年出任“社联”常委、“社联”党组成员并兼任宣传部长,次年1 月出 任“社联”组织部长……
如今，为了共同的理想和追求，胡乔木和王翰这两位盐城知名人物的后辈，又并肩相遇在黄浦江畔，开始了他们逐潮黄埔的孤旅生涯。
此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二万五千里长征途中。虽说遵义会议的召开，解决了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和组织问题，结束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但在上海，因中共地下组织屡遭破坏，秘密电台亦被国民党警察搜走，上海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断。一时，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处于孤军奋战的状态之中。
身为“社联”组织部长的王翰，一方面要继续领导沪东区的工作；另一方面还领导着“社联”编辑部的工作，大量的组稿、编辑、校对、发行及日常行政事务工作忙得他不亦乐乎。因此，急需人手的王翰，一见胡乔木的到来，高兴得连连叫道：“天助我也，天助我也！”
王翰立即汇报并介绍胡乔木参加“社联”。很快，胡乔木被任命为沪东区干事会干事，并参与“社联”编辑部的工作，隶属于王翰领导。至此，他与王翰进入了同一个战壕，共同进行着“社联”的宣传和组织工作。
○ 王翰对胡乔木是钦佩有加。乔木的才思敏捷、工作细致、处事沉稳等诸多特点，给王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恰在此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
1935年2月19日，中共上海中央局、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委”）、上海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以及“左联”、“社联”的负责同志和一些共产党员计约30余人被捕。其后，上海中央局先后又间接遭受了6次破坏。
面对如此恶劣环境，胡乔木与王翰一起坚守阵地，勇敢接受考验，努力办好“社联”机关刊物《盟报》。 针对所谓“红军垮了”、“毛泽东被杀害了”、“朱德正被悬赏捉拿”等众多谣言，胡乔木写下《评红军是不可消灭的》文章发表于5月份的社联刊物；与此同时， 王翰写的国民党特务破坏复旦学生反对“何梅协定”的报道、郑伯克写的《建设天府之国的新四川》等文章也一起发表出来。一时，以刊登揭露国民党卖国投降，传播朱毛红军北上抗日的《盟报》，社会反响很大。为此，敌人千方百计地企图查禁，而《盟报》则或更换刊名、或迁移地点、或调换印刷厂家，以灵活多变的形式显示出了自身顽强的生命力。
这期间，胡乔木还为《知识》创刊号写下了《友乎，敌乎？！》一文，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亲日派徐道邻的《敌乎，友乎？》谬论。主编钱亦石评价胡乔木的文章：像个老手笔。
是年5月，胡乔木经王翰介绍重新入党（实质是重新接上组织关系）。不久，升任“社联”常委、宣传部长。他与王翰一起，继续负责《盟报》的编辑工作。
此时的上海，在经历了七月份的又一次大破坏之后，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上海的各区委等，几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全部破坏，共青团上海中央局也不复存在。国民党开始宣称：“上海共产党已被我们斩尽杀绝！”
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虽然党团组织的上层已被破坏，与中央的联系也完全中断，但劫后余生的党团员们还在，部分基层组织还在。这些革命的“种子”们，始终抱着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和为民族解放事业奋斗到底的坚定意志，在与上级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在缺少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指导的情况下，仍然在正确地把握斗争形势，继续坚持着上海地区的地下革命斗争。
是年夏，上海党重新组建了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周扬任书记。10月，在“文委”的领导下又成立了新的左翼文化界总同盟领导机构，胡乔木出任“文总”党团书记，王翰、邓洁分别为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
“文总”是左翼文化人的大本营，它领导着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中国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音乐工作者联盟、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中国左翼社会科学家联盟和世界语小组等八个文化组织，并创办有《文化斗争》、《文化月报》等刊物。
这样一来，胡乔木又成了王翰的领导。然而，无论是谁领导谁，他们都互相尊重，互相支持。过去，王翰领导胡乔木是这样；现在，胡乔木领导王翰依然如故。事实上，王翰对胡乔木是钦佩有加。乔木的才思敏捷、工作细致、处事沉稳等诸多特点，给王翰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连毛泽东都赞誉“乔木是个人才”。胡乔木对王翰也十分敬重。他对王翰敢说敢为的品行、雷厉风行的作风、诚挚坦荡的胸怀和对革命事业的忠诚不渝，倍加赞赏。江泽民称颂王翰是“革命信念，始终如一”。
10月25日，胡乔木、 王翰、 邓洁等一起草拟并以“文总”常委会名义发出《关于新纲领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左翼文化运动，必须结合广大群众的积极要求，不问政治立场和派别，在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在反帝抗日反蒋，在保卫新文化等等口号之下，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以抗日反蒋为最主要的斗争目标。”围绕这一目标，他们大胆探索工作的新思路，全力做好党的工作，积极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各种斗争。在这之前，胡乔木的两个妹妹也都已相继来到上海：胡穗新考入暨南大学，方铭被苏州中学勒令退学后，转入爱国女中。方铭回忆，那时的胡乔木忙极了，每天总是深更半夜才回来。
面对国民党特务所制造的白色恐怖，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艰难之中，仍然在苦苦地孤军奋战着……
○ 终于有了党中央的消息！终于有了党中央的指示！胡乔木等内心是充满了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1935年秋，正当胡乔木等为失去上级党的领导而倍感苦恼，期盼着能尽快与党中央取得联系之际，在苏联驻华使馆新办的书店，他们意外地买到了《共产国际通讯》和《莫斯科日报》，上面竟刊有共产国标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包括季米特洛夫关于反帝统一战线的报告；更值得高兴的是，他们同时还买到了登有中共《八一宣言》内容的《救国报》！
终于有了党中央的消息！终于有了党中央的指示！胡乔木、王翰等阅读着这些虽不齐全、但却透露了党中央许多新精神的英文刊物，内心是充满了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文总”立即行动起来。他们首先把《八一宣言》和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文件，译成中文并组织学习；尔后，开始讨论工作转变，提出了准备解散“文总”和各个“联”，以迎接抗日高潮的问题。因为“社联”、“左联”、“教联”等组织，所吸收的对象要求过高，组织生活的方式同支部没有什么差别，开展的活动也太左；而过“左”的做法又不便于团结进步力量,更不适合组成民族统一战线。后来客观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也确实推动了“文总”工作转变的完成。
恰在此时，“左联”亦收到萧三从莫斯科发来的密信。信中要求“左联”的工作“要有一个大的转变”，在“组织方面──取消左联，发宣言取消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极力争取公开的可能”，“凡是不愿作亡国奴的作家、文学家、知识分子联合起来”。
显然，这封密信的内容并不仅仅代表萧三个人的意见。事实上，这些意见与上海目前正准备解散“文总”等组织，并成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计划完全一致的。
为了统一各组织行动，使上海地下党的工作更加适应新的形势，以胡乔木为党团书记的“文总”，在东方旅馆及时召开上海各革命组织联席会议，讨论《八一宣言》中提出的停止内战，实行抗日，组成联合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随后，又与胡扬等具体研究上海革命组织的现状。
正当他们在反复思考成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更为适宜的时候，“一二•九”运动爆发。于是,“文总”果断决定：抽出王翰和何家槐(“左联”成员),组成“文总”系统学生运动的领导班子，把“文总”及各“联”的学生组织关系，都集中于“文总”系统，统一指挥，统一行动。“这个班子实际上成了文总的学委”。王翰后来在题为《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之后》的回忆中，这样说道──
各条战线的救国会相继成立，群众性救亡运动广泛开展，形势变化了，文总这样的组织就不适应了。文总原来是文教界的，它所领导的群众团体八大“联”等，都是文化教育界为主的进步群众组织，而现在救国会的成员不同，有工人、店员、民族资本家、学生界等等，是按社会职业划分的不同阶级成分的群众性组织。并且，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各界群众都纷纷投入到抗日的洪流中来，这样文总再领导整个群众运动，就不太适宜了，所以就决定成立一个相应的组织来领导……
1936年2月，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成立，邓洁任“临委”书记， 胡乔木和王翰分别为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重大事情由他们三人商讨决定。
“临委”成立后，由胡乔木起草宣言，宣布“文总”解散，“文委”则依然存在。“临委”与“文委”的关系不是隶属关系，双方在人员和工作关系上互有交叉，互有配合。
江苏临委成为领导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核心机构。
2月25日，胡乔木的一篇关于萧军《八月的乡村》书评， 在《时事新报》的《每周文学》发表。文章指出：“这本书使我们看到了在满洲的革命战争的真实图画，人民革命军是怎样组成的，又在怎样的活动……。这本书报告了中国民族 革命的社会基础，在神圣的民族战争当中，谁是先锋，谁是主力，谁为可能的友 军，谁是必然的内奸，……此外，它又向读者说明了革命战争过程中无比的艰难，这艰难却不使读者害怕，只使读者抛弃了各种和平的美丽的幻想，进一步认识为 自由而战的战士们的英雄精神。”
未料想，书评一出，很快引来了张春桥化名“狄克”的批驳文章。“狄克”这篇旨在攻击鲁迅的书评，发表在3月15日《大晚报》的副刊《大地》上。 鲁迅看穿了这个假“左”派的反动本质，随即写下《三月的租界》予以痛斥！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文艺界又发生了以鲁迅和周扬为代表的所谓“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和“国防文学”的口号之争。胡乔木认为，周扬号召各阶层、各派别作家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努力创作抗日救亡的文艺作品，其目的是对的；但提出“国防文学”口号具有片面性，容易使作者忽视无产阶级在抗日统一战线中的领导作用。他对王翰说：“鲁迅先生的口号，符合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我们不应该对他采取攻击。”
在后来由周扬、邓洁、胡乔木、钱俊瑞4人参加的讨论会上，邓、胡、钱3人都不赞成周扬对鲁迅的态度。鲁迅后来对代表江苏临委前去看望他的邓洁也说过，对蒋介石不能抱有过多的幻想，这就好像一个有毒的东西，不是用一块肥皂就能洗得干净的。我拥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不能因此放弃无产阶级文艺的原则，不要无产阶级文学。
鲁迅对“临委”所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
○ 一位重要人物秘密而至。三个月后，胡乔木接冯雪峰通知:速离上海,与李凡夫同赴延安
1936年4月，一位重要人物秘密而至。他会见鲁迅，接触胡风；周扬、夏衍、胡乔木等则全然不知。显然，由于长时间地与党中央失去联系，这位负有重要使命的人物，对中共上海地下组织持有谨慎观望态度。
很快，周扬等亦风闻中央已派来要员。经多方打听，方知来人为冯雪峰。
冯雪峰，原为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文委”书记。1933年因被国民党特务盯梢而奉命离沪，秘密前往中央苏区，后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这次秘密返沪的任务是：弄清上海地下组织情况，恢复与党中央的直接联系；同时，利用鲁迅关系,做好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至于对周扬等的不信任态度,从鲁迅后来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可看出端倪。文中有一段“驶来了一辆汽车，从中跳出四条汉子：田汉、周起应，还有另两个，一律洋服，态度轩昂”的文字描述。“周起应”即周扬，“另两个”为夏衍和阳翰笙。周扬等从此便有了 “四条汉子”之称。胡乔木虽不在“四条汉子”之列，大体也属不信任范围。
冯雪峰的秘密返沪，终于使上海与党中央取得了联系。江苏临委总算结束了孤军奋战的岁月。
据王翰后回来回忆：“冯雪峰来沪后，正式向我们传达了遵义会议的情况，带来了一批中央文件，如十二月瓦窑堡会议决议，红军将领致东北军军长董英斌的信，以及‘逼蒋抗日’的精神和有关文件。在建党问题上，邓洁向我们传达了冯雪峰带来的中央指示，指出要上海暂时不要发展党。……这样，临委就通过冯雪峰在中央的指示下进行工作了。”
中央在派出冯雪峰返回上海的同时，还派出刘少奇前往天津，以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5月，北方局派人来上海，带来了刘少奇的文章和北方局的文件。胡乔木、王翰等将其翻印，并将刘少奇的《肃清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等文章挑选出来组织学习。
然而，由于特务的盯梢，邓洁、丁华等江苏临委负责人，又于同年9 月先后落入了特务手中。随后，各救国会、武自会、共青团等许多抗日团体也相继遭到破坏。
白色恐怖日趋严重。胡乔木、王翰等，必须立即隐蔽。于是，位于新闸路的培明中学很快便来了一位英语教员。盐城籍的校长见这位年轻的同乡才华出众、教学在行，高兴地接收了他。
此人便是胡乔木。此时的王翰则与胡乔木的妹妹方铭喜结连理，住于徐家汇法租界西爱威斯路的一个里弄内。
胡乔木和王翰分头转移并各自隐蔽下来之后，方铭以妹妹和妻子的合法身份，穿梭往返于哥哥和丈夫之间，努力保持着他们之间密切的工作联系。
1937年1月，改组后的新的江苏临委成立，成员为李凡夫、胡乔木、 王翰、钱俊瑞、徐雪寒，李凡夫任“临委”书记，胡乔木、王翰仍分别分管宣传和组织。原“临委”书记邓洁，经组织保释出狱后已先赴延安。三个月后，胡乔木接冯雪峰通知：速离上海，与李凡夫同赴延安！
于是，胡乔木在真如车站告别战友，登上西去的列车，开始了他日后与毛泽东珠联璧合、风云中国文坛和政坛的“党内才子”的非凡人生……
同年10月，胡乔木的两个妹妹胡穗新、方铭也一同西赴延安。与此同时，与他同撑危局、共渡险境、并肩苦战于孤岛上海的战友王翰，也衔命前往武汉。
就这样，胡乔木和王翰，这两个患难与共的盐城知己，从此便天各一方。
○ 胡乔木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当得知他叫“乔木”、“盐城人”时，毛泽东若有所思地放下毛笔，停下了手头的工作
延安，中国革命的摇篮，战时的“红都”圣地！
这个古名为“肤施”的西北边塞重镇，原本也有一段古老的文明和昌盛史，明时延安知府顾延寿诗曰：“嘉岭叠叠倚晴空，景色都归西照中。塔影倒分深树绿，花枝低映碧流红。幽僧栖迹烟霞坞，野鸟飞归锦绣从。”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无休止战争、匪乱以及大自然所强加的各种灾害的摧残，这里早已成了一片贫瘠和荒凉；放眼望去，除了那些寥若晨星的令人生出无限遐想的古文明遗址外，不是满眼黄土便是无数张着大口的窑洞。然而,自公元1937年1月中国共产党总部由保安迁驻于这些近乎原始的土洞之后，风云际会的延安恰似“红星照辉中国”，立刻又放射出了耀眼的光辉。
1941年2月，中共中央秘书长王若飞突然来到大砭沟窑洞。 他通知胡乔木：“经毛主席‘点将’，中央决定调你到秘书处工作，担任主席秘书。”胡乔木异常惊讶。他没有也不可能料到毛泽东会调他去当秘书！
原来，为了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于1939年4月调任复刊后的《中国青年》主编的胡乔木，以他那支如椽大笔在该刊第一卷第二期上发表了一篇横溢才华的纪念文章──《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文章从青年运动和思想运动的密切联系 及革命运动必需要有先进的思想作指导说起，从“马列主义本身的优点”和“它实际的成果和行动的表现”，分别论述了马列主义的特点和“广大的中国青年趋向马列主义”乃历史发展的必然。
当时，毛泽东亦先写《五四运动》一文，继在抗大作《青年运动的方向》讲演。没想到，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这件事上，胡乔木这个才子与毛泽东这一伟人竟“心有灵犀一点通”，不经意间便结下了缘份！当毛泽东读到经陈伯达推荐的这篇文章后，惊呼“乔木是个人才”。
有了这一深刻印象,1941年2月19日, 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组织,自然就想到了“乔木”这个人才。他亲自提名调胡乔木等4人到秘书处工作。会后,王若飞根据中央决定,即同青委书记冯文彬商量（胡乔木时任中央青委宣传部部长、青干校教务长、《中国青年》主编），冯当然大力支持。
从此，胡乔木便与一代伟人毛泽东结下了不解之缘。
胡乔木来到中央首脑人物聚集的杨家岭，很快又被带到了一个小山坡下的三眼窑洞前。
延安的窑洞，多半是掏挖在陡峭的黄土高坡下，进深丈许数丈不等。远看这些层层叠叠一个挨着一个的拱形洞口，恰似无数双凝视远方、俯瞰人间世界的锐眼，正像它的主人们一样，尽管远离现代城市甚或还步履维艰，但能洞若观火，帷幄运筹。这些经天纬地的中共首脑们，诚如巍巍宝塔之下的著名题刻所言──“胸中自有数万甲兵”！
胡乔木走进了毛泽东的窑洞。
这是他平生第一次近距离地与这位伟人相处！毛泽东照例问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有什么经历。得知他叫“乔木”（抵延安后，胡乔木已将原名“胡鼎新”改为“乔木”）、“盐城人”时，毛泽东若有所思地放下毛笔，停下了手头的工作，口中似在自言自语：“乔木”，“盐城”，“苏北盐城”……
毛泽东对“乔木”固然留有“深刻印象”，但“苏北盐城”在他的心目中却占着更重要的位置。
自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华中”的战略决策、并设立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中原局以后，八路军、新四军迅速东进苏南，直逼沪宁；进而渡江作战，进入苏北。1940年10月10日，八路军、新四军在盐城胜利会师，完成了以盐城为中心的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不久，中共中原局和华中总指挥部亦进驻盐城。
皖南事变后，毛泽东于1月20日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 亲笔手书重建新四军军部命令。23日陈毅、张运逸、刘少奇、赖传珠、邓子恢等在盐城发表就职通电， 24日就职，25日新四军新的军部在盐城宣告成立。至此， 盐城成了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军事领导中心。
苏北的盐城，在华中乃至整个全国，已具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毛泽东时刻都在关注着盐城。
事实上，自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特别是两军会师以来，毛泽东与盐城方面的往返电文频繁不断。一时间，“陕北有个延安，苏北有个盐城”竟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毛泽东似乎还沉浸在对“苏北盐城”的回味之中。
片刻，毛泽东问胡乔木：“东汉‘建安七子’有个陈琳，是你们苏北人吧？”“是的。他是古射阳人。南北朝时，梁武帝太清三年曾于盐城置射阳郡，后于陈宣帝太建五年改射阳郡为盐城郡。陈琳是否属于现在的盐城我不敢肯定，但在我们家乡的大纵湖附近，确有他的墓葬。”胡乔木自幼熏陶于父亲的地方文史知识，被信手拈来。
闻言盐城尚有陈琳墓葬，毛泽东很感兴趣，随即问道：“唐代诗人温庭筠写有一首《过陈琳墓》，读过吗？”“读过。”胡乔木吟诵道──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
问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
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
莫怪临风倍惆帐，欲将书剑学从军。
胡乔木日后才知道，毛泽东对这首七律十分喜爱。他曾亲笔抄录过此诗，墨迹已被录入《毛泽东手书古诗词选》（文物档案出版社1984年7月版，125页）。
○ “共产党有胡乔木这样一位了不起的大笔杆子，连反对我们的人都不得不佩服”
毛泽东对眼前这位文雅清秀的盐城“乔木”已是很看重了。
胡乔木到任后的第一项重要工作，便是协助毛泽东编校《六大以来》。这是一部大部头的文献集，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编选工作。有着当年创办《海霞》、编辑《盟报》、主编《中国青年》的经验，编校这样的文献理属“内行”，但向以学风严谨称著的胡乔木，始终不敢怠慢。虽然他“对这一段历史没有多少切身体验，但是，他能够把搜集来的一大堆文件，通过整理、挑选，很快理出头绪，编辑成书，使人读了，对党的历史来龙去脉看得清楚；对什么是正确路线，一目了然。这的确要有点本事。这件事办得好，主席喜欢他，大家也看重他”。杨尚昆在《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中，称“他的丰富知识和写作才华，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加之“到毛主席身边后，接触许多重要的政治事务，并不断受到主席的指点教育。他对党的历史的了解，对马列主义的了解，他的文字能力，自然就高人一筹”，“共产党有胡乔木这样一位不了起的大笔杆子，连反对我们的人都不得不佩服”！
对于年仅48岁的毛泽东来说，此时正处于毛泽东思想由发展到成熟的时期，能够得到胡乔木这样一个得心应手的助手，无疑是如虎添翼。胡乔木的突然出现，不仅大大有助于他所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而且特别有助于毛泽东的理论创造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
就29岁的胡乔木而言，来到毛泽东身边并与其朝夕相处，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这种常人难遇的机遇和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无论在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方面，还是学习和效法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能突飞猛进。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有了编校《六大以来》这党史研究“第一课”的实践和积累，接着编辑《六大以前》、选编《两条路线》，胡乔木自然是轻车熟路。后来，他又两度参加了《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两个重要历史文献的起草，这在党的历史上是唯一的；他那篇著名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长文几乎是一挥而就，而那篇《中国共产党怎样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力作，却是在他得了不治之症之后，并且正在加紧撰写《胡乔木回忆毛泽东》的同时写成的！
胡乔木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高深造诣，牢固地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史领域无与匹比的崇高地位。
与此同时，作为中央领导核心高级秘书中的一位难得的奇才，胡乔木对一系列国际国内重大事件问题，还有着穿透力的观察和思考。出自他笔下的大量社论、评论等政论性文字，其敏捷的思维、缜密的逻辑、犀利洗炼的文辞，总会令人拍案叫绝。他虽然不是处在中央领导核心地位的决策者，但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重要思想和重要理论观点，常常都是通过他那严谨而优美的文字向全党、全国乃至全世界公布的。战争年代，有时是毛泽东出个题目或说个意见，胡乔木就迅即写出一篇社论、评论或新闻；毛泽东稍加修改便让发表，让党内外和国内外迅速、及时地听到党中央的声音。
从1941年6月为《解放日报》写社论，到1946年11 月中共中央从延安撤退，这段时间胡乔木所写的社论，被收入《胡乔木文集》的就有56篇。其中，1942年3月9日的《教条与裤子》，因发表于整风运动刚刚开始， 再加上特别引人注目的题目，所以社论一出，即刻流传开来。1943年8月21 日的《请重庆看罗马》和1946年4月7日的《驳蒋介石》这两个名篇，前者借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权覆亡而批判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借用国际事件评论国内政局，十分新鲜；后者则在驳斥蒋介石讲话，揭露其撕毁东北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决议，旨在准备全面内战，是一篇动员解放区军民准备进行自卫反击的檄文，其立论鲜明严密，文笔尖锐泼辣，痛快淋漓。
这一时期，胡乔木有许多名篇被传诵一时。后来，在转战陕北的一年里，胡乔木更是笔底生风，文章迭出。仅新华社播发他所写的社论、评论及评论性新闻即达三四十篇。
有人据《人民日报》档案保存的胡乔木手稿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60年代初，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写（改）稿近500篇，其中国际评论约200篇。
如此才华，非常人所及。当年，毛泽东曾用“靠乔木，有饭吃”戏说过他的积累和才气。
○ 几乎是在同时,分处南天北地的乔冠华和胡乔木,都在以“乔木”的笔名发表那遥相呼应的国际述评和社论文章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胡乔木出任《中国青年》杂志主编,并为毛泽东激赏“乔木是个人才”的同时，远在“世外桃园”的南国香港，亦有一支劲笔在以“乔木”的笔名撰写文章。那篇篇以剖析时局而独树一帜的扣人心弦的国际述评文章，将千头万绪、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梳理得清楚了然，其笔之所触，入木三分，剔透清晰，读后令人荡气回肠。
时有香港“三个半国际问题专家”之一之称的这个“乔木”，正是后来为世人所熟知的又一个盐城籍的乔冠华。
乔冠华，这位令当今国际外交舞台为之而倾倒的世界一流外交家,1913年3月生于江苏盐城东乔庄（今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庆丰镇福初村）。他自幼聪颖，人称“苏北神童”。还是在少年时代，他即口出惊人之语──“天下文章李杜乔”！当年，他的父亲乔守恒在读到他的这一诗句时，虽然批评他过于狂妄，内心却十分赏识，认为小小冠华，志向远大，抱负不凡。即使现在看来，当年乔冠华自诩文章能敢于与千古诗人李白、杜甫相比，已足见其少年时代的豪情壮志。他那恃才傲物、狂放不羁的豪放性格，由此亦可窥见一斑！
胡乔木是天资过人、过目成诵，乔冠华亦是如此。早年读书时，他曾数次跳级插班，16岁时即成了清华大学哲学系的高材生，到24岁已分别留学过日本、德国，并获得图宾根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虽然，他学的是哲学，但他熟悉天文地理，纵横古今中外，博采诸子百家，精通诗词歌斌。因此，即使后来从政进入了职业外交官的政治生涯，乔冠华仍然始终不失为大家才子。
与胡乔木一样，乔冠华那少年老成的逼人才气，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他如痴如醉的业余收藏。他自幼读书藏书、看报集报，尤其喜爱收集珍藏地图。他的这种业余收藏几乎与他的学识水平的日积月累同步进行。到了青少年时期，他已将收集各国出版的各种类型地图的习惯，养成了一种独特的业余收藏癖好。一张张满布数十万个地名的极为详细的世界地图，乔冠华能象天文学家熟悉星座图一样地了如指掌。他自己后来曾直言不讳地说过，青少年时期所养成的这个习惯和癖好，对于他后来研究国际问题，特别是评论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各个战场局势的演变，以及后来所从事的职业外交官的活动，大有裨益。
还是在1936年留学于德国图宾根大学时，踌躇满志的乔冠华即已不甘做“百分之百的书生”（乔冠华自称在清华园时是一名“百分之百的书生”）了。他一方面与进步同学频繁往来于图宾根与柏林之间，积极参加柏林中国留学生组织的各种抗战活动，并曾几次与国民党驻德使馆发生冲突；一方面开始“不务正业”地钻研起军事科学，认真研读起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三卷本《战争论》。后来，他甚至干脆自开新课，广泛地研读起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并且面对着欧洲地图和世界地图，反复地思考起当时乃至日后整个世界的战争局势！是年12月，国内“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德国后，乔冠华等青年学生欣喜若狂，奔走相告。他们甚至还创办了一个名叫《抗战时报》的油印刊物，日出一期，及时向留学生们传播国内抗战消息。后来，乔冠华还结识了被迫来到德国的杨虎城将军及随行的杨明轩先生。
1937年“七•七”事变后，胡乔木自上海抵达延安；而风华正茂的乔冠华，此时也彻底打消在“纯学术”领域进行深造的念头，果断决定回国，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
1938年春，乔冠华经香港来到广州，开始在自己主办的内部刊物上发表早期的国际评论文章；广州沦陷后，又被点将赴港，协同创办《时事晚报》并出任主笔。从此，他以“乔木”笔名撰写的差不多每天一篇的国际述评文章，不仅仅在香港，同时在华侨最为集中的东南亚等地区广为流传开来。
于是，分处南天北地的乔冠华和胡乔木，几乎是在同时，都在以“乔木”的笔名发表那遥相呼应的国际述评和社论文章。一时间，风靡新闻文化界乃至中国政坛的“乔木”被传为佳话。
然而，也有许多细心的读者在捧读之余，颇感跷蹊：“乔木”一会儿在延安发表社论文章，一会儿又在香港发表国际述评，莫非有分身之术不成？
曾经有过这样一个笑话：时在白区工作的方铭，一次在看到香港报纸上登有署名“乔木”的国际述评文章后，误以为哥哥胡乔木已到香港，于是随即给“乔木”写信,结果弄得乔冠华莫名其妙。因为此时的乔冠华,并不知道胡乔木已赴延安，并且在以同样的笔名为《解放日报》撰写社论文章。后来，当人们终于弄清这南北两个“乔木”并非是同一个“乔木”时，才干脆以“南乔”（乔冠华）、“北乔”（胡乔木）相称。
○ “‘乔木’者，林中之秀木，挺拔坚直，可作栋梁砥柱。取‘乔木’为名，旨在喻以自励”
其实，两个“乔木”，同为文坛奇才，皆是风云才子；可又各怀雄才大略，互有千秋之色。“北乔”胡乔木，学识渊博，思想深邃，理论精深，其严谨的学风，堪称光辉的典范，即使恃才傲物的乔冠华亦十分敬重于他。乔冠华后来曾由衷地感叹：“写文章，搞文件，我们十个也顶不了一个胡乔木！”
与“北乔”那严谨、稳健的作风迥然有别的“南乔”乔冠华，则秉性旷达，浪漫洒脱，不拘小节。他博学英才，思想开阔，睿智超群，其才思如行云流水，文章明快活泼，令人拍案叫绝，就连毛泽东、周恩来等一代伟人亦十分欣赏。毛泽东生前曾赞说过，乔冠华当年那气势恢宏的国际述评文章，可顶那抗日战场上的千军万马！
在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期，曾出现过与一代枭雄孙策、周瑜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江南“二乔”，她们的“风流姿色”可谓家喻户晓；到了二十世纪后的中国共产党内，又并世而出了两个苏北“乔木”，他们的旷世之才更是誉满全球。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坛、政坛上的一桩奇事、趣事。
更为有趣的是，这两个苏北“乔木”不仅同出清华园，还同是盐城人。当年，这两个“乔木”家的住地，相距只不过十多公里。“北乔”比“南乔”年长一岁，“南乔”比“北乔”早一年步入清华；两人几乎是同时参加革命，后又几乎是同时进京在中央担任要职。所以，当年毛泽东曾亲切地将这两个苏北“乔木”称之为盐城“二乔”。
盐城“二乔”分处南北两地时，尚可以“南乔”“北乔”相称；可一旦相聚，两人之间的重名问题便马上显露了出来。
1945年，“北乔”胡乔木随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在此之前的1942年秋，“南乔”乔冠华从香港秘密撤退后，亦已辗转至重庆曾家岩50号，来到周恩来身边，开始出任《新华日报》编委，继续负责“国际述评”的撰稿和编辑工作，并主编《群众周刊》，同时参加中国代表团外事组的有关活动。两个“乔木”虽说是别后十多来的首次相遇，但谈及重名问题，“二乔”谁也不愿放弃这典雅形象、寓意深刻的“乔木”名字。
“南乔”乔冠华巧舌连珠，据理力争。他不无风趣地对老同学说：“我本来
就姓乔吗！你们看我这一米八二的个头，不正是一棵挺拔的乔木吗？”
“北乔”胡乔木则不紧不慢。他和声细雨地向他的这位“大个子”老同乡娓娓道来：“《诗经•周南》有《汉广》一首，开篇四句，明白如话：‘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乔木’者，林中之秀木，挺拔坚直，可作栋梁砥柱。取‘乔木’为名，旨在喻以自励。1938年7月,我与李桂英在延安结婚时，将她的名字也改成了‘谷羽’。谷羽者，‘出自幽谷，迁于乔木’之鸟也。”
各说各的理由，谁也“不可休思”。好在“北乔”很快又回了延安。
有关两个“乔木”的重名问题，胡风于1977年7月18 日在狱中被令写的交代材料（1995年由其夫人梅志编发在《新文化史料》第三期）中，亦有述及。他是以“附记”的形式记述的──
胡乔木随毛主席到重庆后，和乔冠华见面后是成了知交的。梅志说乔冠华向我谈到胡乔木抢取了他早就用起的乔木这个名字，表示气愤。这件事我毫无记忆。只模糊记得邵荃麟告诉我，毛主席对两个乔木打趣地说：“大乔小乔，南乔北乔，真乔假乔……，你们谁占哪一边呀？” 1950年我问乔冠华，是否放弃了乔木这个名字，他说还没有。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两个“乔木”又相聚于首都北京并同时在中共高层机关任职。于是，他们间的重名问题又表现了出来。虽说这盐城“二乔”是同窗好友，但为了拥有“乔木”，双方每每总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
“官司”终于惊动了毛泽东。为了妥善处理好他们之间的重名问题，毛泽东特意召集盐城“二乔”这两位党内才子，并为他们断名。
毛泽东先问“南乔”：原来用什么名字？
“南乔”答：原名乔冠华。
毛泽东说：这个名字很好，以后你就叫乔冠华，仍然姓乔。
接着，他又转向胡乔木：至于“北乔”你嘛，本来姓胡，可以恢复胡姓，以后就叫“胡乔木”好了。
“南乔”留姓,“北乔”用名,实在是一种极佳的平衡！两个“乔木”的重名问题终于得到了愉快的“调解”。但是，这次盐城“二乔”重名“官司”的“调解”，给毛泽东留下了印象。
1965年1月，毛泽东宴请参加全国三届人大会议的部分工农代表。当时， 作为立志务农的优秀回乡知青代表董加耕亦应邀入席。席间，当毛泽东得知董加耕是盐城人时，马上问他：“你是盐城人。盐城有‘二乔’，你知道吗？”毛泽东这里所说的“二乔”，便是胡乔木和乔冠华。
盐城“二乔”实在是新闻文化界乃至中国政坛的一对耀眼才子！他们不仅是“同喝家乡水，同出清华园，同用‘乔木’名”，而且还是有着半个多世纪深厚情谊的同乡至友。
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不幸于北京病逝， 划上了他那传奇曲折大起大落的人生句号。四个小时后的当天下午，身在外地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胡乔木惊闻噩耗，“不胜痛悼”，“惜因在外地，未能作最后的诀别，实深憾恨”。于是，他随即向章含之发来了情真意切的唁电。他称“冠华同志投身革命近半个世纪，对党和国家的贡献不可磨灭”，并痛惜乔冠华“晚年遭遇坎坷，方庆重新工作，得以博学英才，再为人民服务，不幸被病魔夺取生命。这固然是党的一大损失，也是我 个人失一良友”。其评价之公允，言语之动情，着实令人动容。章含之读罢这满含深情的电文，竟是泪如雨下。
“人间自有真情在”。如今，盐城“二乔”虽已作古，但只要缅怀起他们的业绩，想起他们之间的友谊和真情，人们无不肃然起敬。
○ 刘少奇突然从家乡盐城带回这么好的消息，使胡乔木常常眷恋起苏北的家乡，思念着远在盐城的双亲
1942年12月，任职于苏北盐城的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华中军分会书记、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奉命从盐城返回延安。当刘少奇得知毛泽东身边这位才华横溢的秘书是胡启东的次子时，十分惊喜。
原来，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衷心拥护中共，并身体力行地赞助新四军的抗日言行，给刘少奇留有深刻的印象──
1940年10月10日，八路军与新四军在盐城胜利会师。五天后，盐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11月29日，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应邀出席有50多名地方士绅参加的座谈会。会上，胡启东等对刘少奇、陈毅的抛开党派和阶级偏见、联合起来与新四军共同抗日的呼吁，表示坚决拥护和积极支持。他们还就统一全县税收、清剿匪患、救济贫民、调剂粮食等问题展开热烈讨论。会议最后一致通过了以县议政大会名义发出的呼吁全国、重庆国民政府、江苏省政府韩德勤主席为实现苏北和平而努力的通电，并成立了县参议会筹备委员会。
在1941年1月1日至4日举行的盐城县参议会上， 刘少奇作中共主张及目前形势的报告。胡启东等众多代表畅所欲言，踊跃提案。在政治方面，代表们希望抗日民主政权能“更进一步和民众融合起来”，真正变成“代表抗日人民大众的政权”；在社会生活方面，提出了许多关于社会治安、救济贫民等建设性意见；在发展经济方面，提出了一些减租减息、反对囤积居奇、发展农业生产等建议。会上，胡启东被推为县参议员，其好友宋泽夫当选为参议长。会后，《江淮日报》发表了《盐城县政参议大会的成就》社论，祝贺会议的巨大成功。
同年6月，刘少奇又参加盐城县一届二次参议会，并作《我们在敌后干什么》的长篇报告。胡启东在会上直抒胸意。他提出的开办各类学校，尽快培养抗日人才的议案，得到抗日民主政府的积极重视并很快被付诸实施。
此后，胡启东又带头减租减息，并相约其他士绅坚壁清野，有力地配合了新四军的反“扫荡”斗争。一次，乡人告知新四军游击战告捷，胡启东兴奋地赋诗一首，赠于同为县参议员的好友陈陶遗。诗曰──
故乡松隐今难隐，谁为乡人平不平？
欲向健儿论甲乙，一方游骑正纵横。
刘少奇突然从家乡盐城带回了这么好的消息，多年与父亲失去联系的胡乔木自有说不出的激动和兴奋。
此时的毛泽东，则记住了盐城“乔木”的父亲是苏北盐阜区的爱国民主人士。新中国成立时，胡启东果然应邀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时的蒋介石， 为了麻痹人民并作好内战的充分准备，先后三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为了揭穿国民党真内战、假和平的阴谋，毛泽东于8月28 日亲自率团赴渝，与国民党当局举行国共两党谈判。作为毛泽东的政治秘书，胡乔木随同前往。新加坡《南侨日报》的“新闻人物”专栏，评说胡乔木是“深得毛的赏识。他的长处是思想周密，眼光透澈，才文并茂。他随毛氏到重庆时期，中共在政治上所遭受的各种歪曲的指责，都由他在《新华日报》上经常撰文予以驳斥。他的文章，紧凑锋利，短而有力，学的是鲁迅先生的作风，常把最精彩的意思用精炼的笔调写出来警僻动人”（转引自叶永烈《胡乔木》，61页）。
9月2日晚，胡乔木随毛泽东出席为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字3 周年而举行的鸡尾酒会。没料想，他竟在席间与大哥胡达新相遇相认。
还是1936年4月，自己正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活动的时候， 胡达新曾从焦作来到自己栖身的“亭子间”，邀他和两个妹妹一同回盐城参加他的婚礼。此后，一别已近10年！
久别重逢，兄弟俩自然是兴奋异常。胡乔木获知，作为国民党左派代表应邀赴会的大哥，先后参加过陇海、平汉、黔桂、闽赣等七条铁路的建设工程，目前已是国民政府铁道部测量总处的高级官员和总工程师，正在重庆从事成渝铁路建设。胡乔木将大哥介绍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地握着胡达新这位铁路专家的手，勉励他“多修铁路，为百姓造福”。后来，胡达新果然拒绝了国民党当局要他去广西直山的调任，带领测量总处的员工们毅然投入了人民的怀抱。
兄弟俩在重庆的这次意外重逢，使得回到延安的胡乔木常常眷恋起苏北的家乡，思念着远在盐城的双亲。
○ 胡乔木决定让妻子谷羽去华中参加土改，并代他回家乡盐城探望父母，努力做好他们的工作
1946年，为了应付日趋严峻的国内政治局势，中共中央于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指出国内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农民迫切要求清除封建剥削，党必须及时将在抗战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指示》要求，各地党委必须明确认识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的最基本环节；各地要放手发动群众，坚决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为了响应中央号召，胡乔木决定让妻子谷羽去华中参加土改，并代他回家乡盐城探望父母，努力做好他们的工作。经报告中央并征得同意后，谷羽带着丈夫对家乡的思念和嘱托，从延安回到了盐城。
时任盐城县（时称“叶挺县”，盐城时称“叶挺城”。为纪念叶挺将军不幸遇难，苏皖边区政府于1946年4月25日改盐城县为叶挺县，1949年4月22日复为盐城县）县长的胡扬，正是当年由胡乔木介绍入党并一同创办《海霞》和《文艺青年》的邱剑鸣！谷羽这次回盐省亲，是他们这两个战友自1933年9 月分别后的第一次联系。行前，胡乔木特意让谷羽带回了两件礼物赠予胡扬：一件是他出席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纪念册，扇页书有“赠给剑鸣同志 胡鼎新 胡文新”，另一件是他们全家在延安的合影照片。
安顿下来之后,谷羽便急切地询问起盐城的土改情况。胡扬介绍说,中央“五四指示”发出后，中共华中局很快于5月28 日发出《关于贯彻党中央五四关于土地改革新决定的指示》，要求各地委必须掌握中央土地改革指示的基本精神，彻底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取消解放区残存的封建土地占有制度，消灭封建剥削，实现耕者有其田；通过土地改革，使广大农民从地主手中得到足够的土地。此后，盐城县随即在永仓乡试点，尔后全面铺开。至8月底， 全县整个土改工作将可告一段落。他还高兴地告诉谷羽，胡启东先生坚决拥护中共的主张，不仅带头将自己在大成庄的三百亩土地主动献出，而且还亲自找好友萧罗洲谈心做工作，协助政府宣传中央的土改政策。
胡启东的深明大义，令谷羽十分感动。翌日，在胡扬陪同下，谷羽专程回张本看望自己的公婆……
这次盐城之行，谷羽在后来《五十余年共风雨》中，有一段动情的回忆──
……这次一别又是一年多，所不同的是，这次乔木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在延安，而我是孤身一人去千里之外。说真的，在外面这么长时间，我真不放心他和孩子。他平时忙着工作，家里的事从来都没有时间去管。土改快结束时，内战已经爆发了，原定回延安的线路被切断，我的归期给耽搁了。后来，我从东台启程经临沂，然后返延安，一路上走了两三个月，直到1947年初才到达。事也不巧，就在我回延安的途中，乔木又奉命去陇东参加土改了，孩子是请一位阿姨看着的。记得到家的那天晚上,女儿躺在床上,看到我，就一个劲地流泪，半天才喊出一声“妈妈”，然后“哇”地一声哭开了。儿子站在一边，看也不看我，噘着小嘴说：“你不是我妈妈……”我的鼻子一酸，泪水禁不住涌了出来。乔木没在家，但这半年多思念我的心情却在一首诗中反映出来了。……诗中写道：
晚上立在月光里，抱着小孩等着妻。
小孩不管天多远，伸手尽和月亮玩。
忽见母亲俏俏来，欢呼一声投母怀。
月光美丽谁能比，人比月光更美丽。
这就是胡乔木！一面与蒋介石在唇枪舌剑地展开着充满火药味的激烈论战；一面则携女抱儿于宁静的月光下，深情地翘首盼望着爱妻的归来……
○ 当年，许多老同志们说：“没有同毛泽东这段缘份，就没有今天的胡乔木”。这是知人之论
毛泽东对胡乔木已是愈来愈器重了。
新中国刚刚成立，胡乔木即被委以党内外重任，并直接掌管着新华通讯社和人民日报这两大舆论工具。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有意识地把胡乔木推上中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让全中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有一位资深的大秀才。
1950年1月20日， 新华社发表长篇电讯：“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斯大林责怪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胡乔木为何许人？如此重大事情不该用这种方式！斯大林哪里知道，这个谈话正是毛泽东在艾奇逊12日发表“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的谈话后，亲自为胡乔木代笔并于19日密电发回国内，指示“用乔木名义”发表的！
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又以增出四版一大张的办法全文登出胡乔木的长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又是毛泽东的刻意安排！因为这部简明党史，本来是为刘少奇而起草的庆祝“七一”的报告，毛泽东审阅后竟出人意料地批示：此文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
一向不太露面的中共大笔杆子胡乔木，从此以中共党史专家闻名于中国和世界政治舞台。当年许多老同志们说：“没有同毛泽东这段缘份，就没有今天的胡乔木。”这是知人之论。
60年代初，毛泽东得知胡乔木的神经衰弱症只能靠兴奋剂清醒后，非常关切地给他写信，要他“长期休养，不计时日，以愈为度”。他不仅引曹操《龟虽寿》 “盈缩之期，不独在天。养怡之福，可以永年”诗句相劝，还亲自为他设计“以迁地疗养为宜，随气候转移，从事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也不管时事，……作一、二、三年休养打算，不要只作几个月打算”的休养方式，并叮嘱他如“转地疗养，谷（即谷羽）宜随去”。殷殷之意，溢于言表。
病情稍见好转，诗兴大发的胡乔木又开始“试写旧体诗词”，并寄往北京请毛泽东阅正。青年时代就雅爱填词的毛泽东，接读胡乔木的新作，不仅“终日把玩推敲”，悉心进行修改，还亲自批送发表。这对胡乔木说来可是望外之喜。他称毛泽东对自己一些词句的修改，“实有点铁成金、出奇制胜之妙”。后来，胡乔木索性把毛泽东对他诗词所作的修改，都附录在他的自选诗集《人比月光更美丽》的《初版后记》之中。
1964年11月，胡乔木又续作三首。他将此三首连同按毛泽东意见修改的前十三首合为《诗十六首》并写上“引言”，于12月2日再寄毛泽东，请他一并改定。毛泽东收后精心修改,并将“引言”加工处理,改为胡乔木致《人民文学》、《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
1965年元旦，《词十六首》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第一期同时登出。这在全国政治界和文化知识界引起极大反响。9月29日和10月1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又分别登出胡乔木的《诗词二十六首》。
《词十六首》和《诗词二十六首》发表的这种规格，在中国是从来没有过的。这固然是因为毛泽东对胡乔木诗词的赞赏，从中也不难看出毛泽东对胡乔木的真情与厚爱。正如在毛泽东的许多文章中含有胡乔木的理性思考一样，在胡乔木的这些诗词中，同样也包含着毛泽东的才情和胸襟。
在作文和做诗这两件事上，毛泽东和胡乔木的关系真可谓珠联璧合！
胡乔木非常珍视毛泽东对他的多年教诲，心中总是充满着感激之情。晚年，他在自己文集第一卷的序言中由衷地写道：“就我个人来说，没有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教诲，我就很难写出这些文章，我的写作能力也很难像在这本书里所表现的逐渐有进步。”他称颂毛泽东是“如此江山如此人，千年不遇我逢辰。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雷霆万钧文。指顾崎岖成坦道，笑谈荆棘等浮云。旌旗猎猎春风暖，万目环球看大军”。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胡乔木照例受到冲击，大字报、批判会、揪斗、抄家、游街等无一幸免。1967年3月，伴随着批判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胡乔木因被半点名也成了批判重点。是年五一，毛泽东上天安门时准备经胡宅看望，因敲错了门而未能如愿；第二天，本准备安排专程前往，却因遭到江青的吵闹阻拦，又未能如愿成行。毛泽东无奈地说：“我心到了。”胡乔木获悉后，欣慰地说：“我心领了。”
毛泽东这一没有结果的“看望”，果然使胡乔木受到一定“保护”而免除了揪斗之苦；但利用群众组织进行背靠背的所谓审查，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什么北平包庇“托派”问题，什么盐城假党员和自首嫌疑问题，什么上海内奸假党问题等等，如此莫须有的“问题”一个接一个。胡乔木索性将自己“冷藏”了起来。毛泽东没有忘记胡乔木。他曾亲自顾问此事，但江青等人仍以“问题”没有搞清楚进行搪塞。直到1974年秋，胡乔木才得以出席国庆招待会而“亮相”。可惜，不久又因所谓的“三株大毒草”而再次“靠边”。
“四人帮”被粉碎以后，胡乔木复出。从此，他又开始了在历史转折时期的理论探索和建树，开始了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的科学的评价……
○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的胡乔木对家乡盐城如此关注，这让在场的周一萍、徐平等十分感动
1988年11月12日，振兴盐城北京咨询委员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成立大会，三百多位在京的老领导老同志出席会议，中共盐城市委书记金基鹏、市长秦北桢专程赴京作工作汇报。76岁的胡乔木不仅亲临大会，而且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动情地说：
“在座的老同志有不少是曾经在盐城战斗、工作过，为我们家乡的解放和建设作出过重要贡献，盐城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哗──！”胡乔木的讲话不时地被阵阵热烈的掌声所打断。与会的老同志们个个心情振奋，人人愿为共创盐城美好的未来献余热、作贡献。
“党中央非常关心老区，在政策上照顾老区。盐城是老区之一，为中国革命作出过巨大牺牲。”话锋一转，胡乔木接着号召：
“我们要根据党的政策，帮助出点子，引路子，提供信息，尽快把盐城经济搞上去。大家帮助把这事办好了，就是功德无量。”最后，胡乔木自己表态说，“我是咨询委员会的成员，有什么事需要我办的，我一定尽力”。
振兴盐城北京咨询委员会，是一个以为苏北盐城的经济建设出谋划策为主旨，由在京的盐城籍和曾在盐城战斗工作过的老领导、老同志所组成的顾问组织。原国防科工委的周一萍等提议筹备的时候，考虑到胡乔木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请他在咨询委员会中担任职务，是否会有不便？
就在他们犹豫不决之际，胡乔木获悉了。他主动地说：“关心老区，人人有责。我是盐城人，我也参加。”
作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日理万机的胡乔木对家乡盐城如此关注,这让在场的周一萍、徐平等十分感动。周一萍赶忙说：“那就请你担任委员会的名誉顾问吧？”
“可以，可以！”异常高兴的胡乔木在详细了解了盐城目前的总体发展状况、群众的生活水平以及城市的发展规模等情况后，深情地说：“我从30年代离开盐城后,已有50多年没有回去过了。有机会,我一定要回去看看家乡的变化和发展。”
咨询委员会成立后，盐城市及所属九个县（市、区）赴京召开振兴经济咨询会议，胡乔木大都坚持出席。他和大家一起分析经济形势，论证有关建设项目，同时给盐城市的市县两级领导撑腰鼓劲。他认为，“盐城是个好地方，土地肥沃，人民勤劳，自然条件好，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今后的发展大有希望。”当他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中，了解盐城市已排列于国民生产总值超百亿的大中城市第32位时，随即向家乡的党政领导表示祝贺和鼓励。
1991年，百年不遇的特大水灾袭击盐城，远在北京的胡乔木极为不安。他多次找周一萍、徐平等了解家乡抗灾情况。当得知经全市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灾害已减少到最小程度，灾民生活已得到妥善安置时，这才放下心来，但他还是向家乡捐了款。他要与家乡人民同呼吸共命运。
胡乔木尤其关心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曾先后为盐城市第一中学、盐城市郊区（今盐都县）张本小学六一图书馆等学校、馆室题写校名、馆名；他还特地从自己私人藏书中挑选出一批适合青少年和儿童的阅读的图书，委托盐城市驻京办事处的同志转赠家乡的母校──张本小学（原鞍湖小学）。
胡乔木对家乡的思恋之情和对下一代的殷切之心，溢于言表。
○ 胡乔木的平易近人和谦虚大度，给家乡的史志工作人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1980年4月，胡乔木在史学会成立大会上，首次发出了“要用新的观点、 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的号召。
以笔者的理解，胡乔木所提出的“三新”，其“新观点”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是新方志的灵魂、宗旨，它实际上解决了新方志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问题；“新方法”指的是唯物辩证法在新方志编纂过程中的灵活运用，这是新方志的形式、体裁，它实际上解决了新方志如何继承旧方志的资料价值与强化新方志的科学性的问题；“新材料”指的是新方志的记述内容，这是新方志的主体、核心，它实际上解决了新方志资料的来源与范围的问题。 “三新”的核心就是强调“新”为新方志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胡乔木这个“三新”观点，为新方志的编纂明确了指导思想和工作任务。
盐城的历史比较悠久。历史上，盐城境内曾频繁地编纂过许多旧志。其中，胡乔木的父亲胡启东于1929年至1936年编纂的《续修盐城县志》（又称《胡志》）十四卷及建国初在北京带病增补的《续修盐城县志校补》三卷，不仅在体例、内容上较前志有所创新，而且属文繁简适度，语言流畅；一事之出，一典之来，都必力求翔实，对人物的臧否，尤为郑重，表现出编纂者严谨的治学态度。具有浓厚地方特色的《续志》和《续志校补》，颇受方志学者赞誉，在方志界被视为旧志之佳作，其许多篇章内容以及它们的结构、形式等至今仍为修志者所借鉴。
八十年代起，在胡乔木的呼吁下，盐城各县又相继成立机构、组建班子，开始了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当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尚未恢复日常工作，修志人员全凭“摸石头过河”，因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碰到了许多棘手的实际问题。比如，盐城原为地县镇三级机关所在地，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原盐城县及所属盐城镇分别改为盐城市郊区和城区，新方志该如何处理和避免市志与市属县（区）的县（区）志交叉和重复？
有着修志家源的胡乔木，非常敏锐地感觉到这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胡乔木不仅就市志和市属县的县志问题，还就新方志的体裁和科学性问题，志书的份量问题等发表重要讲话。
胡乔木认为，“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因此“地方志的编纂者要逐步地提高地方志的科学水平”，“至少要求整部地方志从头到尾都力求严谨，要保持一种科学的、客观的态度”。他严肃地指出，“现在有的地方志，还不必去看他的本文，就使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宣传色彩。打开这本书后，首先出现的不是序言，也不是目录，首先是大批的题词，以及大批选得不适当的照片。我觉得这样一种格式就不合乎地方志的规范。……这种风气损害了地方志的科学性，这是应当避免的”。他指出，市志与市属县的县志编纂，工作上要衔接好，体例上要协调好，要减少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同时还要避免相互发生重复、矛盾。在志书的份量上，胡乔木要求，“应做到详细，同时应做到简略。……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地精炼，要惜墨如金，……不能分量太大，分量太大会引起种种不便……”
胡乔木的这个重要讲话，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很强的指导意义。它不仅直接指导着当前的新方志编纂实践，同时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方志学的创建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86年，家乡的《盐城县志》形成第三稿并开始广泛征求意见。胡乔木收阅后，高兴地为县志题写了“继承和发扬盐城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16个字。他肯切地指出，“不要赶速度急于出书，要保证质量，力争达到高水平”。
根据胡乔木的指示精神，盐城市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于1987年着手汇总各方面意见。经过对县志稿进行全面的分析，认真的研究，决定重新设计篇目，全面征集资料，大范围大幅度地调整、补充和完善志稿。至1991年12月，先后又三易其稿，完成《盐城县志》第六稿（验收稿）。此时，尚在病中的胡乔木又托胡若木、方铭等带来口信，“不要仓促，要保证质量”，“在人物表内，我们姓胡的不要上得过多”。
1992年，新编《盐城县志》经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验收合格，正式送交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不幸的是，未及志书问世，胡乔木竟与世长辞！
笔者参与的《盐城市志》编纂工作于1989年全面铺开以后，胡乔木曾先后几次托人嘱咐我等修志人员，“要把新四军在盐城重新军部，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盐城人民抗日救亡，盐城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等特色反映出来……”显而易见，他对家乡的首部市志，寄予厚望。
1990年12月，我办为《盐城人民革命斗争史》（胡乔木题写书名， 1991年6月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书稿，赴京召开在京老同志座谈会。胡乔木因故未能到会，但经他安排，家乡盐城的4名史志工作人员于18日下午应邀来到他家。
当时，秘书安排的会见时间只有10分钟，可胡乔木竟谈了一个多小时。他不仅耐心听取家乡史志工作的情况汇报，详细询问编纂工作的具体细节；还认真回忆了三十年代初期他在盐城从事地下党活动，创办进步刊物《海霞》和《文艺青年》的详细经过。他告诫我们：史志工作者一定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光荣的史命感，要尊重历史，着眼未来，要“发扬长久革命传统，争取今后更大光荣”。他还亲笔为家乡正在筹办的盐城革命历史陈列馆（后改为盐城党史陈列馆）和《盐城史志》杂志题写馆名、刊名。
交谈远远超过了秘书为我们规定的时间。胡乔木的平易近人和谦虚大度，给家乡的史志工作人员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
○ 经他一改，哪怕就改动几个字，甚或只是几个标点，行文即刻大为改观，文章立即增色
在编纂《盐城市志》的过程中，为了配合国情教育，我们于1988年起，开始组织力量，突击编写《盐城人物志》（胡乔木题写书名，1991年11月江苏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书。当时，笔者也承担了书中一部分人物传记的编写任务。稿件形成后，尚有两篇传记难以定稿：一位是乔冠华，一位是胡启东。
这两个传主人物，与胡乔木都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前者是他在清华大学时的同乡好友，当年在抗日救亡文化圈里，他们都以“乔木”笔名发表时论文章，影响很大，时有南、北“二乔”之说；建国后，他们同时进京在中央高层任职，为避免重名，毛泽东曾召集“二乔”为他们分别断名为“胡乔木”和“乔冠华”。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称他们二人“是半个多世纪的战友，同喝家乡水，同出清华园，同用‘乔木’名，乔木同志是深知冠华的”。后者是胡乔木的父亲，建国以后进京定居，1957年病逝。当时虽掌握一些资料，但很难把握。
鉴于此，笔者于1990年11月20日，以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名义给胡乔木写信并随信寄上《乔冠华》传，请他审阅并提出修改意见；后又当面请他帮助审阅有关志稿，他竟十分乐意地答应了。12月26日，我又以市地方志办公室名义给他写了第二封信，请赴京开会的市委副书记黄淑萍转交。这次随信带上了包括他父亲胡启东先生在内的部分传稿，请他一并审阅修改。不久，我们便收到了由秘书杨文英代寄的《乔冠华》传记稿。
胡乔木对这篇传稿虽然仅仅只作了文字上的少量删改，但经他一改，哪怕就改动几个字，甚或只是几个标点，行文即刻大为改观，文章立即增色。这充分显示出胡乔木深厚的文字功夫和高超的表达技巧；从中，我们也切身体会到了他那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风范和字酌句斟、惜墨如金的严谨学风。
对胡启东先生的传记稿，胡乔木前后共有五次修改。其第二、三次修改是分别以蓝色圆珠笔和铅笔在第一次修改稿的复印件（原件已寄还）上进行的；第四次修改则伴随于他誊清全文的过程之中；第五次修改是在他誊清之后。誊清之前，他还在修改稿第一页题目《胡启东（1885-1957）》的上方， 用蓝色圆珠笔写有这样两句话──
原稿与事实有许多重大出入，不得不加以修改，发表时请务必按修改稿。
全文另行誊清，请注意。
胡乔木
1991.1.28
粗略统计，胡乔木前后五次修改的这篇人物传稿，较原稿删去较长篇幅的有3处约300余字；调整篇幅较大的有两处约200余字；核出事实有重大出入的3处；校正引文含句读、标点有误的20余处；修改叙述不严密的4处， 其中有两处还加了批注：一处是在改“特务向他亮出匕首，幸被察觉，经同乡人掩护方才脱身”为“特务向他亮出匕首,但他不为所动,绝裾而去”后，加批“既已‘亮出匕首’，谈何‘幸被察觉’？”，另一处是将“他奋不顾身，冒雨赤脚划船过河，将对岸张姓木排撑出贴在堤口上，避免了决堤的危险”这段文字，改为“他冒雨乘船过河，商请河南对岸张姓允将木排撑至北岸，贴在堤口上，避免了决堤的危险”，删去了其中的“奋不顾身”和“赤脚划（船）”7个字， 并改“将对岸张姓木排撑出”为“商请河南对岸张姓允将木排撑至北岸”后，在右侧加批“此事似非一人可为”；删去可有可无词句10余处；补充资料5处约400余字。
以上粗略的统计数据和例举的两段语句的改写及两处短短的批注，足以体现出胡乔木那博学深思的治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在外人看来，像乔木这样的大手笔，文章还不是一气呵成吗？其实，在我的记忆中，乔木的文章总是一次次修改才能写成，有时直到送去排印时还在修改，几乎没有最后‘定稿’的时候。他常说：‘我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谷羽在介绍胡乔木“反复进行修改”，“定稿几乎是全部重写的”那篇《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题记》时，曾有如是回忆。这更让我们深切地记取他关于“写史，要客观，要忠实，这是中国史学的传统”的一贯教诲！
○ 盐城人民引以为自豪的“乔木”终于魂归故里，落叶归根于苏北盐阜大地
“我没有想到父亲生前是如此无微不至地关怀着家乡的建设，尤其是家乡的文化教育事业。我更没有想到家乡人民对父亲的怀念竟是如此的深切！”
1995年5月15日至18日，胡乔木长女胡木英回家乡盐城走访时， 曾两次接受过笔者的采访。在他们准备离盐返京的前一天，我送去了胡乔木生前数次为我们题写刊名（《盐城史志》）、书名《盐城人民革命斗争史》、《盐城人物志》）、馆名（“盐城市革命历史陈列馆”──后改为“盐城市党史陈列馆”）以及“发扬长久革命传统，争取今后更大光荣”、“继承和发扬盐城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等诸多题字、题词的复印件，送取了胡乔木为我们审阅志稿时进行多次修改而满布字迹，甚至亲自为我们誊清的稿件复印件等。
胡木英显得十分激动。她告诉我，胡乔木的晚年，思乡之情尤浓。他曾多次流露过想返回故土走走看看的意愿，惜因无法脱身的繁忙事务及后来每况愈下的身体状况，终究未能如愿！胡木英深沉地说：“为了了却父亲生前的意愿，我们准备将父亲和母亲的部分骨灰送回家乡盐城安葬；同时，将向家乡图书馆赠送一大批父亲生前的藏书。”
1995年12月10日上午，胡乔木藏书档案资料捐赠仪式在北京举行。胡木英、胡石英遵照父母遗愿，将胡乔木生前的1.4万件档案资料和4万余册图书分别捐赠给中央档案馆、当代中国研究所和他的家乡盐城市政府。盐城市副市长张子辰代表盐城市人民政府，在接受了胡乔木子女捐赠的“胡乔木藏书目录”和捐赠证书后，向他们颁发了盐城市人民政府接受捐藏的荣誉证书。
为了不负胡乔木的生前嘱托，努力管好用好这些宝贵的图书，盐城市政府决定：在盐城市图书馆内建立“胡乔木同志藏书纪念馆。”
17个月后的1997年6月1日，胡乔木塑像揭幕仪式在盐城市图书馆广场隆重举行；与此同时，“胡乔木同志藏书纪念馆”亦正式对外开放。
盐城人民引以自豪的“乔木”，终于魂归故里，落叶归根于苏北盐阜大地。
如今，矗立在故乡盐城的已不仅仅是胡乔木的一尊塑像，更是一座令盐阜人民缅怀瞻仰的丰碑！他那追求真理、勇于献身的坚强信念，旗帜鲜明、刚正不阿的亮节高风，坚持原则、顾全大局的高尚品德，忠于职守、勤奋笔耕的奉献精神，博学深思、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谨虚大度、平易近人的传统美德，将永远鼓舞、激励着家乡盐城人民去自强不息地奋发进取，去与时俱进地创新创业。
胡乔木是盐城人民心中的一尊永恒的雕像！
（2002.4.21 于江苏盐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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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 乔 木 简 历
胡乔木，原名胡鼎新，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1912年生于江苏盐城，1930年考入清华，1932年回盐城创办《海霞》等进步刊物，1935年在上海参加左翼文化活动和党的地下工作，曾任文总党团书记，江苏临委委员、宣传部长。 1937年7月抵延安，历任青训班负责人、中青委委员、毛泽东青干校教务长，主编《中国青年》。1941年2 月出任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秘书，直至1966年6月。1948年4月随毛泽东转抵西柏坡，出任新华社总编辑和社长、中宣部副部长。建国后，历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中央副秘书长，中央书记处侯补书记、书记，中顾委常委，中央党史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为中共第八、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政治局委员，第一至五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二、三、五届人大常委委员，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胡乔木既是新中国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历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等职；也是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推进者，历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秘书长、中国文字改革 委员会委员、中央推广普通话工作委员会和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副主任；还是中国社科院首任院长，并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主任委员、吴玉章奖金基金会名誉主任等。1992年9月于北京病逝。 著有《胡乔木文集》、《胡乔木回忆毛泽东》及诗选《人比月光更美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