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土地革命行动计划的提出与实施
1930年6月中旬，由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标志着“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7月，中央提出“党的组织在武装暴动时，完全要军事化”。要求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团、工会各级领导机关合并，统一成立各级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根据中央精神，江苏省总行动委员旋即成立，作为领导全省各地武装暴动、总罢工斗争的最高指挥机关。省行委要求全省各地的党、团、工会组织的领导机关合并，成立各级行动委员会，作为本地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指挥机关，也是本地区党、团、工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号召各地发动工人罢工、士兵起义、农民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
根据省行委指示，1930年7月，淮盐地区实行党团合并，成立淮盐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委员万金培、宋鸿才、王伯谦、宋振鼎、孙耀宗、潘鸿烈等。书记万金培，宋鸿才任职工部部长、潘鸿烈任宣传部长、孙耀宗任军委，计划成立淮盐红军师，以万金培兼淮盐师管区政委。行委下辖淮阴、淮安、泗阳、涟水、阜宁、盐城6县。其后，各县行动委员会也相继建立。其中盐城行委委员有还佩琮、张汉文、骆继乾、唐德芳，书记还佩琮。阜宁县行委书记沈祝唐，但沈在严峻的暴动斗争形势面前，消极不干，淮盐行委遂另调一名姓穆的同志负责阜宁行委工作。
淮盐行委成立后，决定于1930年8月1日在淮盐各县发动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成立红军淮盐独立师，并作出《关于在淮盐地区组织“八一”总暴动的决议》。
为组织“八一”暴动，淮盐行委和各县行委也作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淮盐行委在7月间特在涟水县毛家湾举办培训班，训练暴动骨干分子,指示各县行委派党员到农民协会中活动，成立自卫队和赤卫队，调查暴动区内地主、富农现有武器情况等等。盐城县行委还积极开展国民党士兵工作。在国民军第二十五军进驻盐城后，县行委委员骆继乾、张汉文根据该军欠饷三个月士兵不满情况，发动士兵团结起来进行索衣索饷斗争，结果取得胜利，士兵们领了欠饷，换上了新衣。在斗争中，争取了一个排的士兵准备哗变。盐城县行委书记还佩琮在九区发动农民，并在罗蔡庄、南莘野一带联络了100多名大刀会会员，准备参加暴动。
8月1日，在淮盐行委指挥下，暴动正式发动。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建立工农红军”等。农民暴动主要发生在淮阴、涟水等县。在淮盐行委领导人的指挥下，淮涟地区广大党团员、农协会员、赤卫队员纷纷向国民党和地主武装发起进攻，夺取武器。由于众寡悬殊，暴动民众遭到了国民党和地主武装的血腥镇压，很快失败。在阜宁县，暴动的指挥所设于合心镇，参加暴动的农民亦向地主武装夺取枪支，武装自已。王家镇、凤谷村、青沟等处的保卫团枪支皆被农民缴获。因敌强我弱，暴动队伍很快瓦解。
淮盐地区农民的“八一”暴动斗争，是党在这一地区领导和发动的规模和影响很大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在党内存在的严重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指导下进行的。“左”倾冒险主义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不顾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是否成熟、暴动的条件是否具备，一昧强调采取激烈斗争手段，以图侥幸取胜，结果导致斗争失败，危害了党和人民的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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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盐城“双十事件”
在“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方针的指导下，盐城县行委也积极计划组织农民暴动，但终因客观条件制约和主观力量不足，一直行动不起来。1930年10月初，住城区的县行委委员骆继乾、张汉文、唐德芳等研究决定发动进步青年，乘国民党“双十”节提灯晚会之机，秘密散发传单，宣传农民暴动，扩大党的政治影响。
10月9日，骆继乾、张汉文、唐德芳等三人秘密开会，讨论了行动方案，起草了《告盐城人民书》。内容是：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我们工人、农民要用革命武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成立苏维埃政权，平分土地，“红旗飘飘，斧头镰刀，农民起来，地主糟糕”，“打倒国民党，建立我们的十月革命节。”他们把《告盐城人民书》油印成传单，将一部分于当夜秘密散发到国民党盐城县政府机关、团体、学校的门前。第二天一早，国民党盐城县官员见到传单大惊失色。县党部肃共小组金作屏、顾惠民、陈庭启、胡函东等人慌忙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县长杜炜估计到在当天举行提灯晚会时共产党还将继续活动，遂密令公安科便衣警和政警全体出动，秘密侦查，跟踪追捕。
晚上，骆继乾、张汉文、唐德芳和党员宋景煜、张衍栻以及进步青年胡实秋、王奎宫等再度进行散发传单活动。具体分工骆继乾在李家角、张汉文在市中桥、宋景煜在板桥港、张衍栻在开明桥、唐德芳在水西门分区散发。大家商了散发传单方式：在提灯晚会游行时，利用人群拥挤、跑步或在无路灯的地方迅速散发。
晚上8点多，参加“双十”国庆提灯晚会的人群开始游行，骆继乾等挤在游行人群中，相机散发了不少传单。国民党便衣警察、特务发现传单后，跟踪追查。9点钟左右，在儒学街口又发现了传单。特务警副警长程万里率政务警追踪至县府街头，发现骆继乾在薛家巷正散发着传单，当场逮捕了骆。并从骆的身上搜出了不少传单和用于张贴传单的熟山芋。骆当即被扭送国民党县府关押。至深夜，警察、特务又相继抓捕了唐德芳、宋景煜、胡实秋、王奎宫。张衍栻在散尽传单欲避入叔父张逸笙家时，亦被隐藏在巷内的特务抓住。5人又被押送县府。惟张汉文在得到其在警察局的亲戚的秘密报信后，于当夜避至乡间脱险。
国民党当局逮捕骆继乾等6人后，由县党部金作屏、胡函东、顾惠民和县长杜炜、公安科长熊虎文等组成特别法庭，对骆等严加审讯，并以严刑逼供。企图获取盐城共产党上下组织情况，一网打尽。敌人在得悉骆、唐、宋是盐城县共产党重要人物后，着重对骆等三人进行了刑讯。经过三天三夜的吊打，骆等仅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拒不承认散发传单行动是受何人指示的，也不讲盐城共产党人的名单及组织情况。敌人一无所获，只得以死相威吓，以利相引诱。金作屏分别对三人劝说道：“你年纪轻轻的，又有文化，何必为共产党卖命呢？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的国情，还是信仰我们的三民主义吧！古语道：‘浪子回头金不换，只要你把共产党的情况全部说出来，我保管你受到三大优待：一、无条件释放,立即恢复自由；二、免费升学，自择学校，由政府保送；三、毕业后自择事业，介绍就业……”这些均遭到了骆等三人一致的拒绝，并痛驾金作屏，痛骂他们实行的三民主义是“杀民主义”、“伪三民主义”，国民党是“刮民党”。敌人无计可施，只得呈报省党部，省党部派省保安处处长钱家骧来盐会审，最后将骆继乾、唐德芳、宋景煜、张衍栻、胡实秋解往省府镇江惩处。
国民党江苏省临时军法会审处再次审讯骆等三人。骆、唐、宋继续大骂国民党政府腐败，坚定地说：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大众已经起来了，你们的日子长不了！最后，省军法会审处根据国民党的惩治共党活动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判处骆继乾、唐德芳、宋景煜三人死刑。张衍栻虽系共产党员，但因其叔父营救,免于死刑，与胡实秋均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1931年2月24日，骆继乾、唐德芳、宋景煜3人被从监牢押赴北固山京矶岭梦滩刑场，途中，3人态度从容，成千上万的群众无不为之感动。一些正义的外国记者也抢拍了骆等3人从容就义的照片，向世界人民报道，谴责国民党当局屠杀革命青年的罪行。骆、唐、宋3烈士均为盐城人。他们英勇就义时，年龄分别是20岁、26岁、19岁。
三、党的组织遭受严重破坏
盐城地区党的组织在实施土地革命行动计划过程中，不顾主客观条件，提出了许多不切合实际的过激口号，非但不能起到动员和发动群众的作用，反而严重地削弱了党的群众基础；加之党组织在斗争中过分地暴露了自己，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注意，党的地下组织和革命力量,遭到了国民党的残酷的迫害和打击。盐城党的斗争环境更加恶劣，斗争的开展也更加艰难。在险恶的形势下，各地不少党的组织或遭敌人破坏，或被迫停止活动、或自行解散，党员有的被敌逮捕，有的自行脱离党的组织，使革命遭受了很大损失。据不完全统计，盐城县的党组织在执行立三路线之前，有13个党的支部组织，党员70多名，执行立三路线之后，多数党支部或遭破坏，或处于瘫痪状态，能发挥作用的党员仅有五、六人。阜宁县的党组织因受“八一”暴动失败的影响，大部分停止了活动，并与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在盐城县“双十”事件后，国民党反动当局大肆追查地下党组织的线索，破坏党组织，抓捕地下党员，使盐城县委组织遭受严重破坏。正便乡支部在与县委失去联系后，即停止活动；格头股支部的活动被国民党特务发觉后，国民党盐城县县长杜炜责令格头股乡董仇良逮捕共产嫌疑分子。仇良仲派人逮捕了党员吴文郁，押送盐城。吴在盐城受尽折磨，仍坚强不屈，在敌人押送他去泰州途中被折磨而死。党员仇金台、仇良怀、仇金标等被迫避居他乡。其它如水府庙支部、江家庄支部等党的基层组织的活动也越来越少。在东台县的大中集地区，大中集党小组根据海门县委组织的指示，开展了许多反大中公司压迫和剥削斗争，震动了大中集的反动势力。国民党东台县政府指定九区区长李成溪来大中集侦探。李成溪和大中公司策划，拟逮捕大中集党小组组长谢之屏等等。这一阴谋计划很快被党小组掌握后，党小组遂决定各自回原籍或去他地隐蔽。1930年10月，谢之屏回海门，黄宾娴回到崇明、蔡国芳也回原籍。至此，大中集党小组活动停止，整个东台县的党的活动至此中断。
节选自《盐城人民革命斗争史 1919-1949》
中共盐城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