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农民运动的新发展
自中共淮盐特委成立后，盐城党的农运工作确定了新的方针，主要是发动农民、盐民的抗租、抗捐、抗税、抗债等斗争，宣传党的土地政纲，发动农民的实际斗争，不断启发广大农民、盐民的阶级意识，为进行农民暴动，实现土地革命斗争作准备。这一方针的确定，是在上级党委纠正了左倾盲动主义的基础上实现的。自党的“八七”会议以后，江苏省委曾错误估计“江苏客观情形已到了直接革命形势”，制订了全省各县工农暴动计划，不顾各地的实际情况，要求江苏大部分县包括盐城、阜宁、东台三县应迅速发动农民暴动，夺取县城，占领县城，造成武装割据局面。对此计划，尽管盐城的各级党组织作了全力实施，但因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并没有如期实现反使党的工作遭受了一定损失。党的“六大”之后,省委于1928年6月至9月间，根据中央关于“批判盲动主义错误”、“注意小的斗争并力争胜利”等指示，陆续发出《江苏外县工作计划和农民工作决议案》、《江苏农民秋收斗争决议案》、《江苏省委通告第25号——关于秋收斗争问题》等一系列文件，总结了以往外县农运工作指导上的经验教训，认为外县工作不应是简单的武装暴动，而是要重新整顿各级各类组织，扩大党的影响，引导农民的日常政治的经济的斗争逐步走上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一方针的制订意义重大，它对促进盐城党的农运工作走上正常发展道路，推动盐城农民运动的高涨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省委和淮盐特委有关农运工作的决议，盐城党的各级组织切实改变了工作作风和方法，深入广大穷苦农民中间，调查研究和宣传民众，发展农民组织，根据农民的觉悟程度，及时提出一些迎合农民心理和要求的行动口号，引导农民开展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和政治权益的反压迫和剥削斗争，取得了不断的胜利。
1929年8月，盐城大旱，卤水倒流，沿海遭灾。格头股支部组织20多个负债农民成立抗债团，提出“荒年不还债，荒年不缴租”的口号，与当地以大地主仇良仲为首的地主豪绅进行抗债斗争，迫使地主作了让步。
同月，盐城水府庙地主唐晓文组织地方自卫队，强迫农民按田亩交枪捐。水府庙支部领导农会组织“十兄弟会”，发动当地农民抗交枪捐，宣传“穷人不怕匪，有钱人要自卫，什么治安不治安，这与穷人不相干”，群众纷纷抗交枪捐。
同年秋，阜宁县委领导东乡15村1000户饥民到大户人家吃派饭。针对东乡棉垦公司出租棉田，每25亩收取10担租棉，棉农所得无几情况，县委组织棉农向公司开展抗租斗争。同期，华成公司以亩产200斤籽棉为基数（实最高产在100斤），向佃农收租，阜宁县委组织佃农开展抗租斗争，导致双方武装冲突。
同年秋，国民党盐城县三区区长刘元龙强迫农民在每亩缴土地税二厘钱的基数上外加二毫。中共盐城县委成员何一吾、张汉文、朱云梯、唐德芳等在盐城三区区署所在地北洋岸召开会议，研究发动三区格头股农民斗争，格头股支部组织100多农民到三区区署讲理。党员仇金台向群众揭发了三区区署私加土地税的做法。在群众的压力下，三区区长刘元龙不得不取消私加的土地税，并向群众作道歉。
1930年初，盐城县楼王庄董事王志恒和“土皇帝”王一修互相争斗，将小商贩赶入自己控制的地盘营业，以图征捐收税，坐收渔利。王一修还勾结驻楼王庄的县公安分局长萧正山，以整顿市容为名，将商贩赶入他管辖的地盘贸易，商贩们忿忿不平，均不愿去。中共盐城县委委员唐德芳和江家庄支部成员开会，发动小商贩不去公安分局指定的贸易点，并组织江家庄、马季庄、丁马港等地农民准备支援楼王庄群众斗争。在党组织的发动下，楼王庄小商贩不去贸易点，仍在自家门口摆设摊点。公安分局则出动警察强行拆除。群众怒不可遏，围住公安分局示威。四乡农民也陆续到楼王庄参加示威，共200余人。示威群众要求撤销贸易点，降低贸易税。分局长萧正山不予理睬。进步青年王如约等几人冲进分局，一个守门的警察抵挡不住，开枪打死了在分局对门围观的农民王月卿。群众更加激愤，抬着王月卿的尸体，先撞开王一修家的大门，陈尸屋中。王一修吓得逃走。人们又冲进公安分局，抓住萧正山，拳打脚踢，将其押往盐城告状。
同年春，格头股支部组织农民成立了“农民息事会”和妇女会两个群众组织，开展对地主豪绅的春荒抗债斗争。农民息事会指使在大地主仇良仲等地主家做工的雇工进行罢工，要求增加工资，并动员其他农民不到地主家做工。妇女会则秘密串联，号召妇女团结，在春荒季节不还债，不缴租。仇良仲等豪绅地主在发动起来的农民面前束手无策，被迫坐下来与农民息事会谈判。经过反复斗争，仇良仲等只得作了让步，答应免去债户的一年利息，缓缴陈租。
同期，水府庙支部针对农民欠地主债很多、青黄不接、生活无着等情况，发动农民进行抗债和分粮斗争。农民唐成义欠了地主李冠清50担稻谷。党员朱万寿对唐成义说：“还不了债就拖，拖到共产党来，什么债都一笔勾销”。“十兄弟会”朱干生的叔父还不起债，地主多次到朱家催逼。朱干生站出来说：“要债没有，要人有一个，要割、要砍随你们”。不少农民也学着唐成义、朱干生，不缴租，不还债，地主毫无办法。不少穷苦农民缺粮，难以生活，十兄弟会长吴树功组织几个穷苦青年，半夜抬走地主唐效文家一缸大米。吴树功对这些青年说：“今后只要大家齐心干，地主有得吃，我们也有得吃。”
在这期间，受中共南通特委领导的东台县大中集党小组也领导了大中佃农对大丰公司的春荒斗争。1930年4、5月间，大丰公司境内普遍发生春荒，许多佃农嗷嗷待哺，但又不敢借贷，恐惧公司的沉重的高利贷剥削。大中集党小组经过研究，提出了“公司要对佃农进行春荒救济，反对高利贷剥削”的斗争口号，分头组织群众向大丰公司争取低息借贷。经宣传发动，佃农推代表直接到公司交涉。代表们指责说：“公司只顾收租，不顾佃农死活，毫无人道。”“我们要生活，我们要地权”等等。佃农顾龙琪父子在很短时间内就鼓动二、三百名佃农到大中镇公署请愿，要求镇公署主持公道，责令大丰公司降低借贷利率，进行春荒救济。在广大佃农团结斗争下，公司终于作出让步，答应降低利率，给佃农予以救济。
盐城较大城镇均为反动统治力量活动的中心，相对于农村，各城镇的反动势力均较强盛。中共淮盐特委建立之前，盐城党组织对开展城镇工作，发动工人、市民斗争均感困难，而侧重于农民运动的发动。在有关城镇，虽建立了一些党的组织，但工作无大进展。虽然各城镇的工人、市民的自发斗争迭起，但无法对之实行领导，最终或为反动势力所镇压，或为黄色工会等组织所利用。淮盐特委建立后，认识到盐城各县过去“放弃城市工作”的做法必须彻底改变，应努力“建立城市工作”，“注意城乡工作之联系”。“针对城乡工作之联系”，针对城镇工作薄弱情况，特委提出要加强城市工作干部的培养和配备，在城镇中发展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要打破黄色工会、青红帮会等封建的、反动的组织对工人、市民的控制，大力争取工人群众。并对如何发展盐城、阜宁两县的城市工作作了具体规定。其后，江苏省委对盐城、阜宁两县的城市工作又作了进一步明确。指出：盐城县“城市职工必须是盐城党的中心工作，目前必须在藤工、织机、车夫、挑水夫、烟业、店员，特别是船夫、邮电工人中找出群众的迫切要求如‘米贴’等，鼓动工人群众斗争，尽量使斗争得到胜利，增加群众更大斗争的勇气……必须按照各业各部工人的实际痛苦，而提出各部群众万分需要的迫切要求，随后能鼓动群众斗争，而建立党的城市职工运动的基础。”①阜宁县的党组织应“在党的中心策略之下……应毫不游离的加紧布置城市同盟罢工”。阜宁县的城市工作“要建立在产业工人、手工业、店员、苦力等劳苦群众之中”，“党要组织同盟罢工，树立职工运动中独立的领导，必须扩大党的政治宣传，加紧党的十大政纲的宣传……另一方面，一定（要）加紧反对黄色工会的宣传，揭破黄色工会出卖工人的罪恶，号召群众建立自己的工会”②等等。
①见《江苏省委致盐城县委信》，1929年10月26日
②见《江苏省委给阜宁全体同志的信》，1930年3月8日
根据上级党的指示，盐阜两县党组织切实进行了党的城市工作。如盐城县委于1929年10月详尽调查了该县各城镇工人的数量与类别、受资本家雇主剥削及生活等情况，了解了一般工人各方面的要求与革命斗争觉悟程度，派人组织黄包车工会，注意在工人群众中发展党员，发动各行各业工人的减租增资和出会费给反动工会的斗争。同时，还加强了城市的秘密宣传斗争，不断印发传单、宣言、小册子等宣传品，组织粉笔队上街秘密书写标语口号等。1929年11月7日，为庆祝十月革命节，盐城县委制作小红旗300余面，印发小册子70多本，宣言100多张，出动粉笔队写标语200条。并且注意了城市妇女的发动工作。在城市女工、女店员中发展积极分子入党，在盐城城区成立了1个妇女党支部组织及党的外围妇女组织。阜宁县委也在城镇中发展了不少工人、店员入党，建立了党的支部、小组及工人工会。至1929年10月，阜宁城和盐城相继建立了20多个工会，会员达1000余人。
在党的领导下，盐城各城镇的工人、店员和居民的反剥削、反压迫斗争迅速发展起来。
1928年10月，国民党盐城县政府为了搜刮民财，强迫征收城厢房租两个月。盐城县委及时作出《关于反抗国民党强迫二次征收城镇房租斗争决议案》，发动房客进行不交租斗争，并组织了“反抗抢夺房租联合会”，号召群众游行示威。
1929年4月，阜宁县委组织东沟3家旱烟店工人开展增资斗争，结果全县烟业工人纷纷响应，“酿成全县大罢工”，迫使资方给每个烟工月增薪1银元。
同年5月，国民党阜宁县政府强行规定凡建筑业工人每人交费2角，并举行登记注册，在党组织发动下，建筑业许多工人不参加登记，更不缴费。
同年10月，阜宁县党组织领导工人不向黄色工会缴纳会费，发动黄包车夫要求降低车租。阜宁——东坎段通客车后，影响了阜城黄包车夫的收入，县委组织黄包车工与大华汽车站老板斗争，迫使其答应客车单开下午班，上午让黄包车工搭客。
在东台县，中共溱潼区委根据当地米厂工人和窑工较多的特点，积极组织米工、窑工的反压迫、反剥削斗争。党组织曾出版油印刊《红潮》，于夜间秘密散发油印传单、小册子，张贴和书写标语，鼓励广大店员、徒工团结起来，反抗庄董、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由于该区党组织活动较多，影响较大，引起了国民党东台县党部的注意，并派密探到溱潼秘密侦查，形势趋于紧张。党组织领导人夏凤山因此离开。该区的党员经过一个阶段的秘密活动后停止了工作。
在这一阶段中，盐城各县党的城市工作虽然是在反动统治的中心区进行的，但是由于党的各级组织减少了过去工作中的左倾盲动现象，坚持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组织群众开展经济方面的斗争，注重革命力量的保存和发展，特别是党在领导工人运动的过程中，在工人群众中树立了威信，党员得到了拥戴和保护。因此，尽管国民党反动派伺机破坏党的地下组织，但总一无所获。
在工农革命斗争浪潮的推动下，盐城各地的学生反帝、反封建和反奴化教育的运动不断高涨。
1928年以前，盐城地区的党组织忽视了学生在革命斗争中的积极作用，不注重领导和发动学生斗争。中共淮盐特委成立后，在进一步端正盐城党的工作方针、任务的同时，明确提出各级党组织要加强对学生运动的指导，促成学生组织的联合。此后,盐城的学生工作迅速推开。
1929年5月，党员宋白在盐城组织“中华救国会”，以灰色组织形式，领导盐城学生查禁日货；同年6月，党员吴广文、卞文鹄在盐城组织了“妇女读书会”，吸收和指导县女中学生阅读进步书刊；同月，党员骆继乾在盐城组织“青年读书合作社”，吸收盐中、时化、景鲁、职中等校进步学生参加，秘密阅读《马克思主义浅说》、《巴黎公社史》和党刊《红旗》、《布尔什维克》等，参加学习的学生达60多人；同年9月，涟水地下党组织介绍党员王岫华、陈书同、陈正华到盐城淮美中学，以读书为名，发动学生斗争。王等3人到淮美中学后，与中共盐城县委接上关系，他们在学校中组织灰色组织读书会，以团结和培养进步学生，并建立了淮美中学党支部；1930年3月，中共灌云县委派党员孙海光、孙承楼、孙大柯等分别到响水口等小学任教，在当地发展党的组织，领导学生运动。
由于盐城地区的党的组织切实加强了对学生工作的领导，各地学生斗争迅速发展起来。其中比较突出的有：盐城淮美中学的反帝斗争；盐城亭湖中学的反奴化教育斗争；响水口地区中小学师生的罢课斗争等等。
淮美中学的反帝斗争：
淮美中学是美国传教士于民国初年在盐城办的一所教会学校。凡考进学校的青年学生，都在教父帕秀生的束缚和逼迫下，读圣经，做礼拜，接受基督教义。该校共3个班级，110多名学生。学生中除少数为笃信上帝的虔诚信徒外，多数有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要求。学校当局为了严格控制和监督学生的越轨行为，在学生中建立了御用机构——学生自治会。1929年下半年，该校三年级学生即将毕业。但该校没有在国民党政府备案，毕业文凭得不到社会的承认，学生不能借文凭谋取职业。为了谋取职业，三年级学生要求校方到国民党政府去立案。而国民党政府则决定：要立案就必须取消圣经这一课。可是负责淮美中学的帕秀生坚决不同意。因而，三年级数十名学生无不感到出路渺茫，人心惶惶。这一情况被中共盐城县委掌握后，根据省委要盐城县委“扩大宣传并要提高盐城一般青年反帝情绪，配合于党目前的政治任务”的指示，决定因势利导地发动淮美学生展开一次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争取教育权的学潮。当时，淮美中学有3名党员，并成立了淮美支部。淮美支部认真讨论了县委的指示，作了周密的布置。11月上旬，支部首先发动三年级全体同学，并争取部分一、二年级学生开会。会上提出了两个口号，即“立案可以，不读圣经，不做礼拜”，“不立案，不易升学”，成立了“立案维持会”，选举了10多名交涉员向校方交涉，要求立案，取消圣经课。校方对学生的要求予以拒绝，派人从中调停，并以“共党捣乱”相恐吓。学生通过“学生自治会”向校方声明“不立案，则罢课”。因学生自治会行动不力，淮美支部决定改组学生自治会。经过几天的秘密串联和组织发动，召开学生大会，改组了学生自治会。经选举，支部成员王岫华、陈书同、王正华等当选为学生会委员。学生会一经成立，即宣布罢课。
学生罢课后，各手执一旗，上街游行，贴标语，发宣言，并激昂地高呼“反对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打倒美国帝国主义！”“请求各界援助淮美学生脱离帝国主义的麻醉”等口号。他们先后到国民党盐城县党部、县政府、县教育局请愿，并深入到盐城的大街小巷，呼吁各界各阶层和各中小学给淮美学生以行动上、物质上、道义上的支持。盐城一下轰动了。
开初，国民党盐城县当局表面上还承认淮美学生的要求和行动是对的。但自暗中接受了教会的贿赂后，口气和态度陡变，反劝解学生回校复课，说立案一事到明年春天再说。中共盐城县委迅速召集淮美支部会议，揭露国民党当局的丑恶面目。决定发动全校学生向校方追回学膳费，召开大会，开除软化分子，然后一律离校继续罢课。
在学生大会上，学生一看穿国民党玩弄的花招，顿时义愤填膺，群情激愤，誓言死也不接受帝国主义的文化毒害和精神麻醉，不怕国民党欺骗。会后，全体学生离开学校，继续游行，高呼口号，并提出“不受任何欺骗而复课！”
学生风潮越闹越大，急坏了国民党盐城县当局。县党部召开了全城各机关、各学校紧急会议，商量对策。鉴于学生的要求确实合理，最后不得不拟定淮美全体学生由盐城的6所中学招考录取。
学生的斗争取得初步胜利。但国民党当局实际上是玩弄阴谋，企图先平息学潮，后在招考时借口“择优录取”仍将绝大多数学生推回原校或社会，意在保护教会学校。对此，淮美支部议决全体学生赶紧脱离学校，一定要争各校免考收容的权利。同时决定将立案维持会改为“反对文化侵略学友会”，吸收全城各校爱国青年和进步师生参加，以取得各校声援和支持。
11月23日，“反对文化侵略学友会”成立，有42名淮美学生参加。
为取得社会的广泛支持，25日，淮美支部派出33名学生结队步行去西乡亭湖中学。沿途经过盐城的八大镇之一的龙冈时，学生们上街游行、贴标语，并向群众演讲。
亭湖中学虽远离盐城，但许多学生在闻讯淮美学生开展反对文化侵略斗争后，于11月24日组成了“淮美学生后援会”。淮美学生一至亭中，后援会立即召开会议，讨论支援淮美同学的斗争及接待、膳宿等问题。许多同学纷纷捐钱、捐粮、捐衣，并腾出4大间宿舍。25日晚，又举行亭中学生大会，邀请淮美学生代表作反对文化侵略斗争经过的报告。
26日，亭湖中学200多名学生停课。一方面派人到盐城慰问淮美留校学生，一方面准备伙同淮美学生到秦南镇游行讲演。由于顽固校长的百般阻挠，最后仅有30多名亭中学生前往。淮美、亭湖学生一行70多人在秦南镇游行后，来到镇外的旷野地里，举行了两校学生联欢会。盐城县委书记厉冰心扮装商人，赶到会场作了演讲。指出了当前学生的主要任务，并号召亭湖学生返校后，要奋起开展对反动校长的斗争。
这期间，留在淮美中学的同学以学生会的名义，成立纠察队，维持学校秩序。一次，美国教父帕秀生要进校，企图暗中策划。守卫校门的地下党员陈书同不让帕进校。帕强行要进，说“我办的学校，我为什么不能进？”陈书同理直气壮地对他说“你在我们中国办学校，就要受中国管，就要立案。你不立案，就不准进来，如果你不听劝告，我就敲断你的腿！”说着，他就举起了木棍。帕吓得仓惶逃跑。
11月27日，淮美学生继续在盐城游行，到各机关、学校呼吁，并向各方募捐。接着，数十名亭湖学生冲破学校当局重重阻挠，也来到盐城，并加入了“反对文化侵略学友会”。盐城城区大多数的居民、学生均对淮美学生表示同情和支持，不少人向淮美学生捐了钱和物。
淮美、亭湖学生的反帝反文化侵略斗争使国民党盐城县当局十分恼火。但碍于舆论，又不敢对之施以强行镇压。最后只得决定封闭淮美中学（后改成淮美书院），学生则到县中、职中、时化、景鲁等中学应试，大部分学生被录取。
淮美中学学生的反帝斗争，前后历经了一个多月，在盐城造成很大影响。它一方面猛烈抨击了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一方面也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虚伪和卖国嘴脸。同时，这场斗争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唤起了民众的觉醒；在斗争中党的组织也进一步扩大。淮美支部在反帝斗争期间先后吸收了8名学生入党。并在盐城留下了健全的“反对文化侵略学友会”组织，其中有执委7人，候补执委2人，监委3人，会员达70余人。这对推动后来的盐城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
盐城亭湖中学的反奴化教育斗争：
盐城亭湖中学设于盐城秦南仓西北的宋村，是由盐城县进步人士宋泽夫于1924年创办的。1927年，该校即有了党的活动。1929年9月，中共盐城县委派县委委员、盐中学生骆继乾转入亭湖中学，并派党员还佩琮到该校附近的宋村平民夜校任教，与骆一起开展党的活动。骆到亭中后，组织了“智能增进社”，指导学生阅读进步书刊，从中发现和吸收进步学生加入共青团和党组织。到1930年春，先后发展了崔鉴、罗成培、吴逸民、曹洪璧、孙一鹏等5人入团、入党，并成立了亭湖中学党支部。在党组织的领导下，该校许多师生思想进步，十分活跃。在1929年11月前后，亭中学生曾奋起支援了盐城淮美中学学生的反帝斗争。1930年3月中旬，学校大门上贴出了一张题为“反对学校主张奴化教育”的传单。学校当局一面追查传单的来由，一面禁止原北京大学毕业的思想激进、常向学生讲授进步文章的教师潘敬所再向学生讲授自编的进步文章，规定要教周作人等的文章。潘敬所十分气愤，离职不教。学生对学校当局极为不满。骆继乾及时召开支部会议，决定以“要潘老师上课”为名，动员学生罢课，与学校当局斗争。
4月初，亭中支部发动潘原任教的三年级全体学生，并串联了部分一、二年级学生罢课。一些教师也纷纷离校，学校教学陷于停顿。学校当局诡计多端，为破坏学生的罢课斗争，几天后贴出布告，宣布提前放假，并向学生家长发了通知书，要各家长到校接回学生。亭中支部未能识破学校当局的阴谋，加之发动学生和群众不广泛深入，致使学生纷纷离校回家。学生罢课斗争旋被瓦解。10天后，学校又发出复课通知书，并在《盐城日报》上刊登开除学生骆继乾、崔鉴、罗成培、曹洪璧、吴逸民的消息。骆继乾等在亭中无立足之地，只得离校。亭中党的活动遂告停止。后盐城县委召集骆继乾等党员开了会，指出：亭中支部领导的学生斗争虽有若干缺点，但这场反封建教育的斗争，在学生中扩大了党的影响。
响水口地区中小学师生的罢课斗争：.
1930年3月，党员孙海光等到响水口地区的海安集小学、双港集小学、青云女校、响水口小学等校任教。他们以教学为掩护，开展党的活动。经过一段时期的秘密活动，发展了数名党员。在建立支部的基础上，建立了党的区委组织。
1930年5月4日，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常委丁国青发起在响水口地区召开体育运动大会，参加的学校有：响水口私立职业中学、响水口小学、双港小学、杜大圩小学、海安集小学等10多所中小学。运动会规模较大，很多老百姓都前来观看。杜大圩的地主想借运动会出风头，力夺锦标，竟弄虚作假，把看家的年轻门勇冒充学生参加运动会，获总分第一名，引起其他各校师生的不满，发生争吵。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却袒护杜大圩的地主，压抑其他学校师生的愤懑。党员孙海光、孙承楼、孙大柯等认为这是发动闹学潮，揭露国民党丑恶的极好机会，就鼓动其他各校师生罢课，并到街上游行示威。同时，找县党部常委丁国清算账。丁国清闻风而逃。愤怒的师生砸坏了丁家的窗户。国民党灌云县党部怀疑此事件是由共产党秘密策划，派人前来侦查。最后开除了地下党员、教师吴强、吴继坤，逮捕了一些进步教师。这次学潮历经10余天，在当地造成很大影响。
节选自《盐城人民革命斗争史 1919-1949》
中共盐城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