茆 贵 鸣
● 火药味很浓的《大众文艺丛刊》
1948年3月1日，一本由乔冠华等创办的《大众文艺丛刊》在香港创刊。这原本似乎是一种有关文艺理论和文艺思想方面争鸣的“学术性”刊物，可刊物一经面世，即刻在中国的进步文坛引发出一场重大而剧烈的文艺论争，由此又间接地引发出胡风后来于1954年向党中央写就的洋洋“三十万言书”，进而酿成一桩风靡全国、妇孺皆知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从而在中国文坛铸成了一曲苍凉的历史悲歌！
被简称为“胡风事件”而进入正史的这场历史公案，尘埃落定并已过去了半个世纪。时至今日，虽仍不乏有真知灼见的见仁见智之说，但这已非本文所及。好在近些年来关于胡风以及“胡风集团”冤案的回忆录、研究专著已陆续出版多种，它们在史实提供、理论分析、历史思考诸方面都大大丰富了对这一历史人物和“胡风事件”的描述和研究。相信有心的读者会和笔者一样，为此而感到由衷的欣慰和高兴。
本文将要叙述的是：《大众文艺丛刊》在当年的那场文艺论争中，究竟起了一种什么样的作用？在此前后，乔冠华与胡风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据乔冠华自述：“党内的同志对胡风的一些思想有意见（这是第二次争论）是由来已久的。在重庆的抗战时期，胡风的思想更加发展了，更加明朗了，那么这种不同意见实际上不仅是在香港、在上海、在许多地区都存在着的。我们党内在香港的一部分同志，就发起批判胡风过分强调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思想。”（章含之等著《我与乔冠华》第353-354页）
这大概就是当年乔冠华等在香港创办《大众文艺丛刊》的最初目的。也正因为此，刊物出版后很快在香港、上海、南京、北平等大中城市的书店、报摊上出现，而且“颇受读者的欢迎，发行数字与日俱增，影响也逐渐扩大”（周而复《回忆荃麟同志》）。
事实上，创办人当初对创办一种什么样的刊物，具体承担怎样的使命，并非一开始就形成共识的。周而复在《回忆荃麟同志》这篇文章中，这样回忆了大家统一认识的简单过程：“有一天，我们在英皇道住处谈起这个问题，大家觉得有出版一种文艺理论刊物的必要。夏衍和冯乃超同志十分赞成，最积极的是荃麟同志，好像胸有成竹，早就想好怎么办这个刊物。原来打算出月刊，因为在香港文艺界研究文艺理论的人并不很多，而要研究某些文艺理论问题需要时间，不是信手拈来，倚马可待的，出月刊，要按时出版，‘等米下锅’不是一个办法；如果出季刊呢，又嫌每期相隔太长了一点，有文章要发表失去时间性；最后大家一致的意见是出不定期的丛刊，有文章就出一期；文章少或一时写不出文章来，可以推迟出版时间。丛刊取名费了一番斟酌，既要表明这个刊物的立场和性质，又要照顾到香港的具体环境，经大家商议，决定取名《大众文艺丛刊》。”
时为《大众文艺丛刊》主要作者的林默涵，后来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中的一段回忆，对我们理性地审视当年的创刊背景，认识刊物的性质不无益处。他说：“当时在香港领导文艺工作的，是党的文委，由冯乃超负责。在文委领导下，出版了《大众文艺丛刊》，由邵荃麟主编。这是人民解放战争正在激烈进行而面临全国解放的前夕。香港文委的同志们认为需要对过去的文艺工作作一个检讨，同时提出对今后工作的展望。经过交换意见，遂由荃麟执笔，写了《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一文，发表在《大众文艺丛刊》第一辑上。文中首先进行了自我批评，认为过去工作中存在着逐渐忽略新文艺运动一贯的大众立场和忽略自身思想改造任务的倾向；同时也批评了作为当时进步文艺几种倾向之一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
很显然，《大众文艺丛刊》并非是一种普通的文艺理论刊物。它不仅代表着“文委”领导集体的意志，而且肩负着批评“作为当时进步文艺几种倾向之一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的任务。由此看来，乔冠华所言“我们党内在香港的一部分同志就发起批判胡风过去强调所谓主观战斗精神的思想”的那样一种文坛现象，自然就不足为怪了。时为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乔冠华，以及当年在重庆时期直接从事党的文艺领导工作的邵荃麟、胡绳等知名文化人，均成了该刊编辑班子里的重要成员。
也正因为如此，《大众文艺丛刊》一创刊便高扬起“文艺批评”的大旗。至1949年6月因编者、作者纷纷北上而自动停刊，前后一年多时间虽只出刊6辑，但除乔冠华以外已云集了一大批诸如邵荃麟、冯乃超、胡绳、林默涵、夏衍、郭沫若、茅盾、丁玲等知名文化人的文艺批评文章。这些文章批判的虽说是文艺思想或文艺现象，但作者所坚持的批评标准，显然已超出了文艺的范畴，体现出了一种政治评论的色彩，锋芒很露，火药味很浓。其中，由邵荃麟执笔的《对当前文艺运动的意见》和他自己的《论主观问题》、乔冠华的《论文艺创作与主观》、胡绳的《评路翎的短篇小说》和《鲁迅思想发展的道路》、林默涵的《思想解放与集体主义》等众多文章，都直接点名批评了胡风。尤其是乔冠华发表于第二辑《人民与文艺》中的《论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不仅指出了“例如抗战初期，就出现过这样的论调：到处都有生活，不管是前线和后方，当前问题的重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于生活态度”，“这种思想好像是为了知识分子如何和人民结合的课题而提出的，但实际上它取消了和人民结合这一基本命题”；而且还批评了胡风把创作过程神秘化，提倡“精神重于一切”的做法，并且给胡风戴上了一顶“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
时在上海的胡风，对这场经过酝酿并业已开始了的以“胡风思想”为主要对象的“文艺批评”并不知情，直到有一天“收到冯乃超从香港寄来的信，提到他们出的《大众文艺丛刊》，还很客气地希望我看后提意见”之后，才恍然大悟起来。因为“没看内容，只看目录就明白了八九。《对于当前文艺活动的意见》是对我而来的，但很多地方误解甚至歪曲了我的原意”。“我不好说什么，也无法给乃超写回信”（《胡风自传》第253页）。1977年7月，胡风在狱中被责令写成的《关于乔冠华（乔木）》的交代材料中这样写道：“大约乔冠华去香港后不久就和邵荃麟等筹备出《大众文艺丛刊》（？）。第一期或第二期发表了邵荃麟的，领导国统区文艺的纲领性的文章，其中批评我的‘唯心主义’文艺理论是中心之一。模糊记得，出版前寄了一份排好字的校样给我征求我的意见。排都排好了，我有意见又怎么办呢？记不得回信怎么说的。当然不久就出版了，当然也从上海传去了我对他们的理论没有什么可同意之处。接着次一期就发表了乔冠华写的专门批评我的文章。这就清楚了：邵荃麟的所谓全面批评，不过是表示不专门攻击某个对象的表面文章，乔冠华完全批评我的专论才是正戏。看了以后，情况是出乎意外的。第一，原来乔冠华在重庆是党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点批评对象，现在竟立地成佛，变成一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站出来批判胡风的‘唯心主义’了。第二，无论是批评胡风的论点或者他自己的立论，不但完全脱离了实践基础，而且连言之成理都做不到。莫名其妙，为批判而批判了。第三，更莫名其妙的是，他引用了黑格尔的一个论点，证明唯心主义者黑格尔比唯物主义者胡风还要唯物得多。恩格斯晚年提到他读黑格尔的《美学》不断地感到惊奇，可见黑格尔留下了关于文艺的宝贵的理论财富，我们还无从揣测。但乔冠华引用的这一个论点，恰恰是反映了他唯心主义的一面。这除了唬人——唬胡风和读者以外，有什么作用呢？第四，他的论断都用的设问口气，表示他并不武断吧，但一看就感到伪善的气息冲鼻，而且还是用伪善来掩饰武断的。还有一点莫名其妙的是：他主要是《逆流的日子》里找出论点来批判的，但却把书名写成《逆流集》……”
很显然，胡风对来自香港的批判是有着强烈的抵触情绪的。他对那些歪曲或抓住片言只语作教条式批判的作法本能地产生了反感和轻蔑。或许他认为，争论的对手与他并不是站在同等的水准线上？看来，胡风需要的是令他心悦诚服的理论家的宏论，而不是借助群体的声势在那里责怪的声音。
那么，乔冠华缘何要“站出来批评胡风的‘唯心主义’”？胡风又何以几次三番地连称“莫名其妙”，并愤怒地指责“原来乔冠华在重庆是党内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点批判对象，现在竟立地成佛，变成一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个中原因，非三言两语所能说清道明。还是让我们费些笔墨，一起回到战时的重庆来吧。
● 胡风与重庆“才子集团”
应该说，乔冠华与胡风的相处一直是融洽的，彼此也十分珍惜相互间的友情。
胡风隐约记得，他们之间的初次见面是当年旅居香港时在一次迎接经济学家陈翰笙博士的茶会上，因为这次茶会是乔冠华出面张罗的。虽说印象不是很深，但乔的年轻干练、乔的达观开朗、乔的诗人气质，还是引起了诗人胡风的注意的。真正给胡风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当天由乔冠华等参加组织的那次旅港文化人的紧急疏散和此后不久的香港秘密大营救。也就是这次决定胡风生死的特殊经历，使他发出了“这以前，在我的印象上，他是一个恃才自傲，地位观念重，有些浮华的共产党文化领导人；但现在个别接触以后，发现他对工作有责任心，而且是有做组织工作经验的和才干的。这和过去关于他的看法好象有些矛盾了”（《关于乔冠华（乔木）》）的感慨。
1943年3月，继乔冠华由韶关辗转至重庆不久，胡风亦由桂林转抵重庆。从此，因为工作关系和共同的爱好，比胡风年少11岁的乔冠华开始与胡风过从甚密，互为引援，并很快引为知己。乔、胡二人由此也成了忘年交。
有着“才子”美誉的乔冠华，早年于清华哲学系毕业后，曾先后留学日本和德国，获图宾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来，虽在香港以撰写国际评论而名噪一时，但对自己早年所从事的哲学问题的研究一直情有独钟。1942年秋抵渝后，他在担任《新华日报》编委并负责创办该报《国际述评》专栏的同时，还实际主编着党在重庆的机关刊物《群众》周刊，曾陆续发表过陈家康、胡绳及他本人撰写的探讨哲学的有关文章。因为当时的夏衍、陈家康、胡绳同样也有“才子”之称，而他们四人又时常聚集一起，高谈阔论，“废话”连篇，有人干脆称他们为“才子集团”。时在重庆的周恩来听此议论后曾严肃地予以纠正：同志之间对于某种学术问题，因为有共同的兴趣而接近得频一点，谈论得多一些，这是正常的，不能当作问题，更不可以说是搞小集团之类。这不利于团结。
胡风在中学时代即十分崇拜鲁迅。可以说，鲁迅所开创的现实主义传统，对他文艺思想的形成及发展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1933年6月15日，胡风被日本逐回上海后，很快出任左翼作家联盟宣传部长，10月接任“左联”行政书记职务。从此，胡风紧密地战斗在鲁迅的周围，友谊也与日俱增。次年秋冬，因被穆木天“告密”为南京派来的内奸而愤然辞去“左联”书记一职，但与鲁迅的交往却更加密切了。他作为中央特科与鲁迅联系的机要通讯员身份经常出入于鲁迅寓所，承担着党中央特科与鲁迅之间联络的重要使命。期间，先后为鲁迅转递的中央特科急需知道的关于查明国际情报机关被破坏原因的绝密情报、鲁迅捐助军委的经费以及方志敏在狱中寄给鲁迅并托其转交党中央求密信等一系列机要文件，都是通过胡风才安全地转交到中央特科吴奚如的手中的。1936年初，在鲁迅的倡议支持下，胡风创办《海燕》刊物，参加者有聂绀弩、萧军、吴奚如等。胡风回忆：在“拟刊名的时候，鲁迅提出了《闹钟》，我提出了《海燕》，他马上同意用《海燕》。下一次我去时，他把写好了的《海燕》两字交给了我”（《胡风自传》第53页）。“与左联时辅助出版的半地下刊物不同，《海燕》冲出了地面，在文化读者中间引起了轰动。但出了两期被禁止了”（《胡风自传》第3页）。同年10月19日，鲁迅逝世。胡风立即赶至鲁迅寓所参加治丧工作，十天后的10月29日作《悲痛的告别》，随后又相继参加《鲁迅先生纪念集》的编写工作和《工作与学习》丛刊1-4辑的编辑出版工作。作为鲁迅的捍卫者、鲁迅精神的继承者和鲁迅文艺思想的实践者，胡风的名字为文艺界所耳熟能详。
如今，胡风的抵渝，令乔冠华倍感欣慰。他十分推崇这位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诗人、翻译家。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了旅居香港时的那段患难与共的特殊经历，所以一见如故的乔、胡二人，一见面便谈起了他们共同关注的文艺问题。胡风这样回忆道：“1943年3月，我们从桂林到重庆。那一月记不得了，一天，在《新华日报》门市部那条街上碰到了他。他非常高兴，一道到小茶馆闲聊了一会。1942年2月，[我]从香港脱险经过东江支队到桂林后，看到当时文坛思想情况非常混乱。其中，例如共产党员作家或以进步面目出现的作家的作品中有的宣扬色情，有的甚至同情叛徒，冒充进步的刊物和作品泛滥。[当时]，在国内经过了皖南事变，在国际发生了太平洋战争，苏德正在进行生死决战，历史形势严重，但在文坛上却出现了这种骨子里虚伪腐烂但表面上进步热闹的现象。我在文章和讲话里戳破了一些‘进步’的假面，提出了一些问题，大概引起了各种反应。他一开口就说：‘我看得出来，你是舍了，不顾一切！’表示了高兴和同情。当时，毛主席关于整风的三篇文章也在国统区传开，我感到反教条主义的那些尖锐的分析教导一定能够割开新文艺里那种脱离生活甚至违背生活生际的毒瘤，打开出路。我们兴奋地谈到整风情况，因而对他说：‘现在出现了用教条主义反教条主义的情况。’他说：‘可不是吗！’也表示了完全同感。”（《关于乔冠华（乔木）》）
诚如胡风所言，乔冠华对当时的文艺实践情况确实很不满意，而且在反教条主义这个问题上与胡风又是不谋而合，特别有共鸣。这就使得“完全不顾及误会和攻击”的胡风很看重乔冠华对他的这份理解和支持。胡风坦言：“这使我很高兴，引为知己。他（乔冠华）到重庆后，和陈家康思想感情相投，常在一起。我有时间就去看望他们，一起谈天。”（《胡风自传》第207-208页）
1943年10月19日是鲁迅逝世7周年纪念日。为了不在具体问题上刺激国民党，重庆没有筹备召开鲁迅逝世纪念会，但乔冠华准备在《群众》周刊发表一组纪念鲁迅的文章，以示纪念。为此，他给胡风写信约稿。与鲁迅感情甚笃的胡风，很快写来了《从“有一分热发一分光”生长起来的》文章，由乔冠华编发在《群众》杂志上。后来，胡风还应约为《群众》写了《论“大国之风”种种》等多篇文章。
乔冠华与胡风来往不断，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也是心有灵犀，观点相近，他们成了“毫无顾忌地将看法都说了出来”的好朋友。胡风记得，这期间他曾向乔冠华和陈家康谈起过，“有一个青年写了关于墨子的文章，与郭沫若的论点不同。他们很感兴趣。尤其是家康，正在研究墨子，就要我领他去见面谈谈。我就领舒芜一道去访家康和乔木（乔冠华），除了讨论墨子外，又谈到学术界的一些情况”（《胡风自传》第213-214页）。
乔冠华与胡风在重庆的这段亲密友情，在后来胡风遭受批判时也被旧事重提。据胡风回忆，1952年“在上海和我谈话中，周扬同志斥责我是‘抽象地看党’，严厉地斥责我是个人英雄主义，说我把党员作家批评‘尽’了，但又指责我与重庆的‘才子集团’（指乔冠华等同志）的亲密关系”（《胡风三十万言书》第64页）。胡风甚至纳闷：“我不懂为什么我和他们有那么一点友谊关系也成了问题。……既然才子集团不好，为什么他们在香港那样批评我，又不算不好呢？我不懂，只好一声不响。”（《关于乔冠华（乔木）》）
被乔冠华和胡风两人都十分看重的这份真诚的友情，仍然在健康地发展着。
1944年初，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被介绍到国统区。5月，何其芳、刘白羽受中共派遣来到大后方，宣传延安整风和“讲话”精神，重庆文艺界的整风运动自此开始。进步文艺界以“读书小组”为组织形式进行学习，每组若干作家，由党的文艺领导召集，批评和自我批评结合，气氛和风细雨。在此前后，为响应整风反对教条主义，乔冠华、陈家康、胡绳、杨刚等曾先后发表了一系列引起极大反响的文章。其中，乔冠华在郭沫若《中原》杂志发表的《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和陈家康在《群众》周刊发表的《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在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内部引起了不小的争论；尤其是乔冠华的那篇《方生未死之间》，可以说是在文艺界引起了轩然大波。据乔冠华临终前的回忆：这篇文章涉及的问题虽然很广，但却系统地回答了一个中心问题：即大后方的进步作家的出路究竟在哪里？文章不仅在一般的进步读者中反响强烈（时在福建的一批年轻同志曾把这篇文章和胡绳等其他文章收集起来，出版过一本冠名为《方生未死之间》的小册子），在高级知识分子中也引起了反响（时在昆明的闻一多即在《昆明日报》发表文章，不指名地响应该文的观点）；但他也承认，“党内的同志对我进行指责是集中在，我在这篇文章中所表现了这样一个观点，说：作家要从生活当中吸收创作的源泉。可是在大后方并没有接触群众的自由。我在这篇文章里，片面地强调了到处都有生活这样一个观点”。
乔冠华等人的文章受到非议，胡风则不以为然。他认为乔虽“没有刺到教条主义痛处的分析，而且，像在对人民的态度问题上说‘要爬到他们心头上去疼他们’，也显得轻飘即虚伪了”，但文章有才情并已点刺到文艺上庸俗而混乱的情况；至于陈家康的文章给他的印象更深，“觉得能有这样的文章响应反教条主义的整风运动，是好事。在敌人管制下的国统区，设定整风运动是依照文件指示原则，各人检查自己，得到批评帮助后做出正确结论，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像现在这样的文章，不管它们含有错误和错误如何，既然对现实思想问题有所感有所见，只要能展开讨论，那既可以打破国民党的言论统治，又可以把整风运动的思想影响带到读者中间，在读者中收到思想斗争的效果”。胡风声称：“这是我[自]三十年代关于口号问题论争时起的看法。我们应该相信，正确的思想只要能和读者见面，最后是要取胜的。”（《关于乔冠华（乔木）》）
● 乔冠华居中调停“整肃”运动未果
胡风从来都是无惧于“绝对孤立”的处境。在中共组织国统区进步作家整风期间，他与大家一样，读到了包括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内的整风文献，但他却不屑文艺界领导人所认为的当前主要应反对“非政治倾向”和首先要解决好文艺为什么人、为哪个阶级的问题；而是从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实际状况及文艺创作本身的规律出发，固执地认为当前应反对的主要倾向是“主观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要求作家“战斗意志的燃烧和情绪的饱满”。
乔冠华的《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和《方生未死之间》以及陈家康的《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等文章一出，立刻引起了胡风的“共鸣”。出于文艺理论家和文艺批评家的一种责任感，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会理事兼研究部副主任的胡风，又独立发动并组织了文艺界的“整肃”运动，向他所认为的进步文艺战线内部的“反现实主义逆流”宣战。这个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若干年后甚至成了导致他自己遭受“整肃”的重要原因之一。
1944年4月，胡风在“文协”第六届年会上宣读了一篇由他“用了两、三天的时间才写完了”的题为《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的论文。在这篇影响很大的“文协”总会的文件里，胡风总结了六年来抗战文艺的历史和现状，并对“文协”未来的工作提出设想。他认定各种“反现实主义的倾向”从“两三年前开始了强烈的生长，现在正达到了繁盛的时期”。他把“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归纳为“对于生活的追随的态度”、“对于生活的作假的态度”和“对于生活的卖笑的态度”三种类型，并坚持认为“要胜利就得发动斗争，发动在明确的斗争形式上的文艺批评”。于是，他通过路翎联系北碚的青年学生，其中包括石怀池及后来被称为“胡风派”的一些青年；他指示要清算的作家和作品，有时还指示清算的方法和要点。在他与路翎等人的来往信件中，被点名清算的作家竟包括了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沙汀、姚雪垠、臧克家、碧野、严文井等，后来又增加了朱光潜、马凡陀、陈白尘、许杰等众多作家。胡风的这篇论文，后来被认为是号召开展“整肃”运动的动员令（吴永平《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
然而，“整肃”运动很快受挫。因为正在领导国统区整风运动的中共文艺界领导人，已警觉到胡风与整风运动的“不协调”，但他“没有被说服”，只是对战术目标作了微小的调整：绕过巴金和曹禺，重点打击姚雪垠等人。
面对胡风的重点打击，姚雪垠于1944年底发表了一篇题为《硬骨头》的随感，算是对关心他的读者朋友的答复，也算是对胡风等人攻击的回应。他在文中慷慨激昂地表示：“想做一个文学家，必须有一把硬骨头，吃得苦，耐得穷，受得种种打击。”
胡风对姚雪垠等作家的这种强硬“回应”，激起了一股强烈的不满情绪，进步文坛议论纷纷，国民党则幸灾乐祸地袖手旁观。中共文艺界领导人们觉得，在国统区的进步文坛如此搞内讧、打内战，极不利于集中力量打击国民党的文化专制主义。于是，时与胡风有着密切交往的乔冠华受命居中调停。
然而，胡风却拒绝了乔冠华的“调停”。胡风解释道，乔冠华“对文艺上的情况是不满的，和我接触的一些党员都是这样。……至于对郭沫若，他没有不满的表示，他的文章（指《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和《方生未死之间》）还是在《中原》上发表的，提到‘郭老’时还是用尊敬的口气。而且，我看他还基本上是凭人事关系决定态度的。例如，他对姚雪垠是抱有好感的(我当时没有想过姚雪垠是共产党员)，向我提过打算约姚雪垠一道谈谈文艺问题，但我没有回答他，还在《希望》第一期上发表了尖锐地批评姚雪垠的文章。等于给他吃了闭门羹。他没有向我表示什么……”（《关于乔冠华（乔木）》）
胡风所说的《希望》，便是1945年1月由他在重庆创办并主编的又一本具有影响的刊物。在这本创刊号的杂志上，他高扬起“反对客观主义”的大旗，把这之前的“整肃”运动提高到了“机械——教条主义”作斗争的哲学高度，不仅发表了自己撰写的《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还推出了舒芜的长篇哲学论文《论主观》，并且在《编后记》中高度评价了这篇从宇宙个性、人类历史等方面论证“主观”意义和作用的哲学论文。接着的第二期，胡风又编发了舒芜的另一篇长文《论中庸》，并在《编后记》中声称：这是本文作者对上期《论主观》一文的补充，其中心论点是个性解放。就连胡风自己也承认：“（《希望》）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读者的注意。仅重庆市第一天就卖出几百份，不几天就卖光了。这是近年来没有过的。外埠发得很少，后来听说在昆明竟出现了排队买《希望》，甚至用比定价高十倍的黑市价来买的现象。这一方面固然是由于作品总倾向适应了苦闷的读者层的进步要求和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不满情绪，但同时也是由于在思想理论上引起了有关文化界的注意。当然也有不赞成的文章，那是针对舒芜《论主观》的，即黄药眠的《论约瑟夫的外套》。”（《胡风自传》第223页）
事实上，《希望》一面世便引起了重庆进步文坛的惶惑。人们将舒芜的文章同延安整风及《讲话》精神联系了起来：整风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讲话》强调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要求作家深入社会生活；而胡风的《希望》却宣扬主观精神的重要性，宣扬“个性解放”。这岂不是从思想根源上论证他所强调的“主观战斗精神”么？
“问题提到了周副主席那里。他召集了茅盾、以群、冯乃超、冯雪峰以及徐冰、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开会讨论。会前我在乔冠华房里坐着，他给我看了他所写关于《论主观》的要点，我觉得他是基本上是肯定，主张慎重讨论的”（《胡风自传》第221页）。
然而，尽管由周恩来出面，而且是“开会讨论”和“单独谈话”双管齐下，胡风“仍然没有被说服”。他不仅没有接受批评，而且还表示出了反感情绪。他声称：
“我为什么会破例地在刊物上用起关于哲学的论文？这有一个原因：当时，郭沫若办的《中原》是综合性的刊物，同时，乔冠华等办的《群众》也登了不少探讨哲学的文章。如乔冠华、陈家康、胡绳等曾在《群众》上发表了《方生未死之间》、《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等几篇文章。我感到这是在国统区讨论唯物论与唯心论的一个极好的锻炼机会，我同意他们的做法，准备也发表一点关于这方面的文章。乔冠华表示支持，还特意为我翻译了《费尔巴哈论纲》，我计划在《希望》上出《费尔巴哈论纲》百年纪念特辑，从理论实质上批判教条主义。乔冠华对当时的文艺实践情况很不满意，常和我谈对这方面的意见。也谈政治人事情况，多半是国民党的内部新闻。他对我的刊物和文章是同情的、理解的，还特为第二期译了诗。在反教条主义这个问题上，特别有共鸣。他办《群众》时，常约我写稿。……我认为其他都没有什么错。我的一篇《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在书审处被删去了好几处，总算没有被禁。‘反帝反封建’这个点题的主词也被删掉了，我只好用几个虚点‘……’向读者暗示。国民党对我的文章限制到连‘反帝反封建’都不准说，可见我办刊物有多困难。我用作品的编排反映了‘一个时代两个中国’这个大时代的特点。……另外，我通过作品批评和社会批评，揭发了旧中国的腐败和黑暗。用‘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这个主题断语响应了共产党的政治路线，概括了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共同道路。”（《胡风自传》第221-223页）
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文艺评论家，胡风在理论的坚持和一贯性方面是令人钦佩的，但他在实施文艺批评时注重于评估对象的“人事关系”，并以此来决定批评对象的选择以及批评的力度，这是他的一大弱点。后来，他之所以放弃对郭沫若、茅盾、巴金和曹禺的批评，重点打击姚雪垠等，也是出自“人事关系”的考虑。却不料，姚雪垠骨头太硬，胡风欲退不得，只得硬着头皮干到底（吴永平《胡风清算姚雪垠始末》）。
乔冠华离开重庆并由南京来到上海后，与先他抵沪的胡风再次相聚，虽然前后不到半年时间，但两人的接触依旧频繁，友情一如既往。胡风称说自己“又能和在重庆时一样地见到他们，很愉快。从他们那里，我能够了解到国内外的一些情况，有些问题和看法能事先向他们请教，尤其使我高兴。他们也来过我家看我”（《胡风自传》第236页）。
然而，此时的胡风并没有中断他在重庆的“整肃”运动。
还是在1945年底的时候，重庆文艺界即突然传出流言，说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这对于“整肃”期间正在遭受“清算”的姚雪垠而言，简直是飞来横祸。“那种猜疑的眼睛我害怕，那种离奇的谣言我害怕，所以单为着我的文学事业，让我也大呼着要民主，求自由！”姚雪垠当年在他的《自省小记》中如是写道。
其实，流言是从延安的“抢救运动”中传出来的。当年陕北抓特务成风，不堪刑讯的人便乱攀乱咬，累及国统区的许多进步人士。姚雪垠于1946年5月出川途径重庆时，曾面见徐冰要求澄清。徐冰当然知道姚雪垠不是特务，但他没有澄清的责任。
胡风则不放过再一次痛击姚雪垠的机会。1946年2月回到上海后，他又继续起在重庆未完成的“清算”工作。这样一来，“清算”运动又再起高潮——
1946年3月，《联合特刊》发表《骑士的坠马——评姚雪垠著中篇小说〈戎马恋〉》，对姚雪垠穷追猛打；广州的《文艺生活》也发表《评姚雪垠的〈出山〉》，质疑姚雪垠的战区表现；《文艺新闻》更是连篇连牍地发表攻击文章，其中最令人不堪一读的是辛冰的《我所知道的姚雪垠》。文章从姚雪垠的“私德”着眼,试图挖出其“机会主义的本质”。
面对胡风在“整肃”运动中所发动的累累“清算”，姚雪垠不再沉默了。据吴永平撰文介绍，1947年初姚雪垠带着反胡风派的两部书稿《长夜》和《记卢镕轩》，从河南来到上海，打算在此重振旗鼓。恰在此时，“怀正文化社”的老板刘以鬯（香港著名作家，其出版社之所以冠名“怀正”，完全是为了纪念他的父亲，与“蒋中正”并无关联）向他伸出援手，不但为他提供住处，而且答应为他出版选集。
《姚雪垠创作集》共四种很快出版。在这套集子的跋中，姚雪垠把几年来蒙受胡风等攻击的委屈情绪一古脑儿地发泄了出来：“继这个集子之后，我还有许多作品集将陆续地，一部一部地拿出来，毫不犹豫地拿出来。善意的批评我绝对接受，恶意的诋毁也‘悉听尊便’。我没有别的希望，我只希望这些表面革命而血管里带有法西斯细菌的批评家及其党徒能拿出更坚实的作品来，不要专在这苦难的时代对不能自由呼吸的朋友摆擂。”
姚雪垠的挑战，引起了胡风等人的震怒。阿垅很快写出《从“飞碟”说到姚雪垠的歇斯底里》一文，诘问姚雪垠：“杰作又是在什么出版机关出版呢？又住着什么人的屋子呢？”显然，这是将姚雪垠与蒋介石挂起钩来了。文章称“姚雪垠，简单得很，一条毒蛇，一只骚狐，加一只癞皮狗罢了，拖着尾巴，发出骚味，露了牙齿罢了。他的歇斯底里，就是‘刻画’了他自己的‘性格’和‘穷窟’”。文章发表后，阿垅随即将载有此文的《泥土》寄给了胡风。胡风收读后，于同年9月22日回信阿垅：“信和论四则都收到了。信，刚才斟酌了一下，日内和另一文同时发出，这个公案算是告一段落，由他着慌去。当然，可以在别的地方爆发的。——这么一来，他底生活关系完全弄清楚了。”
胡风等人已认定“怀正文化书社”是国民党文化机关，认定姚雪垠是国民党特务。
——从一桩“莫须有”的谎言，到铁板钉钉般的宣判，姚雪垠危殆冤哉！
● 源于香港的“清算”和来自上海的“答辩”
上海滩胡风与姚雪垠“内战”正酣，不料香港却正酝酿着一场反“清算”风暴。时在香港的乔冠华、邵荃麟、胡绳等一批有组织的党的文化人，正准备以“整肃”回击“整肃”，彻底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于是，便出现了本文开头的、以高扬“文艺批评”为使命的《大众文艺丛刊》的创刊面世。
胡风回忆，起初“在作家书屋，姚蓬子告我一个消息，他听刘百闵（国民党中国文化服务公司的老板）说香港正发动批胡风。这消息很使我感到诧异，怀疑它的真实性。我想，抗战八年来我一直跟共产党走，编刊物得罪了一些人那我是感觉得到的，但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对我进行批判？当时，我猜测是刘百闵造谣中伤。雪峰也说，恐怕是他瞎编在搞分裂”。然而，事实证明“刘百闵的消息还真灵通”（《胡风自传》第252页）。
问题是，当年与胡风心有灵犀并且有着惺惺相惜友情的乔冠华，何以会主动发动起这场旨在“清算”胡风的批判，并且亲自撰写《论文艺创作与主观》一文，甚至还给胡风的文艺观点扣上一顶“主观唯心主义”的帽子呢？
乔冠华晚年的解释是，为了检讨当年在重庆所发表的、曾引起过强烈反响并因此遭到批评的《方生未死之间》的缺点和错误。然而，在《论文艺创作与主观》这篇文章里，乔冠华虽然自我批评了所谓到处都是生活这片面的提法，但他却与批判胡风挂起钩来。他声称：“据我所知，在批判胡风的这些刊物，也代表延安，延安的同志看到了我这篇文章，我听说延安有些领导同志，对我采取这种自我批评的态度是肯定的。这篇文章，《人民日报》曾经把它编入批判胡风的文集。”（《我与乔冠华》第350页）
胡风对于乔冠华“许多他自己（于潮）曾同意我的观点，现在却一起批判，但又不和自己联系起来”（《胡风自传》第253页）的做法很不理解，他甚至还想到了他们在上海的一次见面，谈话也曾扯到了文艺问题。乔冠华说，“文艺上只老茅提出了一些问题，但也没有把创作方法问题解决。我以为‘老茅’是说的茅盾，当即说：‘他对问题的理解庸俗得很；创作方法，他不是爱谈技巧的么！’他没有再说什么。后来我想，他怎么那样肯定茅盾呢？这才想到，他一定是说毛主席（我从来没有听见谁称毛主席为‘老毛’）。第二次见面时问他，果然他是说毛主席。我当即说：‘如果创作方法问题也要毛主席解决，那要我们这些人干什么呢？’但也没有把话谈下去。现在想来，是不是他把我那句误会是指茅盾的话在党内传播了，促成了他在香港发动对我的批评，以及解放后使我的问题愈变愈严重呢”（《关于乔冠华（乔木）》）？在胡风看来，“在当时那样紧张的斗争关头，香港同志们却被一种趁转换期间在文艺上建立功勋的热情所鼓动，在当时既无必要也没有可能解决的具体的文艺理论问题上造成了思想上的纷乱情况，达到了实际上完全脱离了政治的结果，这急躁的做法已经带来了不小的害处”（《胡风三十万言书》第297页）。
面对这场由权威理论家所发动的“清算”和围攻，不仅胡风本人震惊，连喊“莫名其妙”，就连中共党内的反响也十分强烈。据胡风回忆：冯雪峰在看了一系列点名批评胡风的文章，尤其是乔冠华的《论文艺创作与主观》后，竟“气愤地说：‘这和当年创造社太阳社搞鲁迅一样！’冯亦代和乔冠华关系很深，一向信服他，但看了文章后来看我，说：‘这是老乔最坏的一篇文章。’蒋天佐也表示了不满，认为他们是在脱离国内斗争实际的情况下凭宗派感情任意行事”（《关于乔冠华（乔木）》）。
冯雪峰所说的“创造社太阳社搞鲁迅”，指的是1920年代后期发生在中国进步文坛首次充满浓烈火药味的论争。这场文坛硝烟由创造社于1928年1月15日在上海创刊的《文化批判》为起点，以被冯乃超称之为“常从幽暗的酒家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窗外的人生……不时追怀过去的昔日，追悼没落的封建情绪，结局他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他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循主义”的鲁迅为“文化批判”对象（同时“陪绑”的还有被冯乃超称为“中华民国的一个最典型的厌世家”叶圣陶以及原创造社同人郁达夫和张资平）；同年3月1日，《太阳月刊》3月号发表钱杏邨的题为《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太阳社亦加入对鲁迅的围攻。自此，创造社太阳社形成了一种攻击鲁迅的合围态势。于是，继冯乃超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的那篇开篇文章《艺术与社会生活》之后，鲁迅相继成了潘梓年笔下“量气太窄”、“辞锋太有点尖酸刻薄”、“适足表现‘老头子’的确不解罢了”，李初梨笔下“文坛的老骑士”、“老态龙钟地乱舞”、“自痴”、“狂吐”、“神经错乱者”、“恐怖病者”，成仿吾笔下“暴露了自己的朦胧与无知，暴露了知识阶级的厚颜，暴露了人道主义的丑恶”、冯乃超笔下“缩入绍兴酒瓮中，‘依旧讲趣味’”，心光笔下“看见旁人的努力他就妒忌，他只是露出满口黄牙在那里冷笑”，叶灵凤漫画中“阴阳脸的老人，挂着他以往的战绩，躲在酒缸的后面，挥着他‘艺术的武器，在抵御纷然而来的外侮”，以及郭沫若（署名“杜荃”的《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发表于1928年8月10日《创造月刊》第二卷第1期）笔下“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
当时，面对在“革命文学”题目下的种种诘难和围攻，鲁迅竟冷静地阅读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书籍。他后来在《三闲集·序言》中曾由衷地说道：“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浦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他还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驳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那时候我的敌军是专事于吹擂，不务于招兵练将的；攻击我的文章当然很大，然而一看就知道都是化名，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阻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
其实，恐怕连鲁迅也没有料到，当时确有一位文学青年自始自终都在冷静地观察并思考着这场弥漫的文坛硝烟——他就是冯雪峰。这位当年在鲁迅任教的北大作旁听生的文学青年，亲眼目睹了创造社太阳社对鲁迅的围攻。由此，他敏锐地意识到中国左翼文学队伍将面临着涣散和离心的危险。于是，他在戴望舒、施蛰存等创办的《无轨电车》创刊号发表了这场革命文学论争中有着重要影响的《革命与智识阶级》一文。冯夏熊在题为《冯雪峰——一位坚忍不拔的作家》的回忆文章中，称说这篇文章“是中国新文学史上开始正确评价鲁迅的首篇，是要求左翼文学运动联合起来的第一声呼号”！
如今，眼见香港又再起文坛硝烟，身处上海的冯雪峰联想到20年前的那场对鲁迅的围攻，自然“气愤”不已。倒是胡风本人，虽说对此感到震惊和恼怒，但他的反应还算冷静，对自己也确有自知之明。他首先“认为他们的做法不会是得到中央的批准的”；他“也不觉得有冯雪峰所说的那么严重”（《胡风自传》第253页）。他还说，他“和鲁迅不能比，而他们的做法和理论观点，比创造社太阳社是要胆怯得多的”。在胡风看来，乔冠华“能不负责任地忘了过去，我可要向读者负责，不能今是昨非地乱说一通，我必须慎重严肃地想想”（《关于乔冠华（乔木）》）。
抱着“真理之外，别无所争”的理念，胡风决定出面答辩。依贾植芳等友人“不可感情用事，否则容易被人扣大帽子”的忠告和劝阻，他也竭力想使自己平和些，可一提起笔来，立刻便进入“状态”，而且强烈地感觉到了自己的“异端”性，并处于一种“四面包围”之中。带着这一情绪，胡风于1948年9月17日午夜3时写完了他的反批评，题为《论现实主义的路》。他说，这才是第一部分，后面部分还打算接着写下去。
在这本花费了近二个月才写成的小册子里，胡风从实际出发，历史地、正面地论述了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深入批判了“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他认为“知识分子有不少是从贫困的处境里苦斗出来的，他们在生活上和劳苦人民原就有过或有着某种联系”；“知识分子有不少是在反叛旧的社会出身，被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斗争所教育出来的，他们和先进的人民原本有过或者有着各种状态的结合”；“他们大多是劳动力出卖者”，在近代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是传播先进思想的桥梁。遗憾的是，胡风的这些精辟见解，不仅没有被人们所认同，反而被认为是做了“知识分子的辩护人”，是拒绝学习马列主义，反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事实上，胡风在这本册子里既讲了知识分子的思想缺陷，也讲了知识分子作家思想改造和人民相结合的问题。然而，没有人理会这些。
1977年7月，胡风在《关于乔冠华（乔木）》的材料中，曾就这本册子强调四点：
①我认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又有尊重我信任我的友谊（当时我这样看），我对问题的分析应该不存顾忌，有些提的是尖锐的。我一向认为，革命者的友谊应该是彼此认真追求真理的保证。1952年我检查和他们的论争时提到过这一点，乔冠华说他相信我这个思想情况是真实的。无从判断他说的是真话还是“技巧”话。
②在后记里，我抒写了我的感情，记得在小刊物上发表过，原来有不少很尖锐的说法，解放后印成书时删去了不少。我对他们那种脱离实际的自鸣得意或以为读者可欺的“仪态”，实在忍不住用小手指去这里那里戳破一下。今天看来，这些删去了的“刻毒”话倒是更符合实际的。
③当时为《为了明天》写的前记里面，我对唯物主义的“唯”作了一点说明。和科学上“物”的概念不同，哲学上的“物”只有两个属性：时间性和空间性。任何物都具有这两个属性，而任何具有这两个属性的都是物。例如，人也是物。不能因为你享用着明晃晃的电灯，就对原始人或落后地区穷乡僻壤的人用松明照亮可以任意加以嘲笑。……我这就是针对香港的乔冠华他们说的。我当时把香港叫做岛球，他们是住在岛球上谈天文学，和地球上的人和事是大有差别的。不可理解的是，我对文艺的一些看法是“主观唯心主义”，那以后差不多成了“定论”，但批评我或耻笑我的人，除个别的例外，都是脱离了时间和空间（也就是斯大林所说的“一切随着时间或地点转移”的时间和地点）下判决的，而且谁都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是站在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上面。乔冠华就是最突出的一个。关于乔冠华的论点，我已举过几个例子，不再具体提它了。
④当时，我并不觉得如冯雪峰所说的，乔冠华们对我的批判有当年创造社太阳社搞鲁迅似的严重性，我根本不能和鲁迅比。但经过了今年在清江检查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学内部的斗争情况以后，现在我觉得，乔冠华的理论实质和作风，无论在阶级根源和思想根源上，确是和当年的创造社太阳社有血缘组成联系的。都是自以为代表无产阶级和共产党，自己是真正马列主义，完全脱离历史实际，也不作具体分析，用极左的原则词句判决对于为什么什么，如主观唯心主义之类。问题的提法是完全超越了时空的限制的。这在左翼文学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个甚至占着合法地位的思想倾向。但在乔冠华还有一个特殊内容。原来在重庆时，他成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重要批判对象，现在他忽然跳出来“找出”了胡风是主观唯心主义，他自己就成了当然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他用胡风的名字洗了手。他经过了怎样的过程呢？完全不知道。但无论当时或后来，我没有提过一句，这是他对党对历史的责任问题，我不能因为这个推卸他对我的批评（如果批评得对）应负的责任。
胡风实在是天真。当然，他也不可能料到：他一再声称这些人都是他“所尊敬的友人”，并希望“对事不对人”的这场“文艺论争”，一开始便涂上了浓浓的政治色彩！2002年4月，绿原针对当年的这场文艺论争，在他的一篇题为《试叩命运之门——关于“三十万言”的回忆与思考》中，曾写有这样一段尖锐而又耐人寻味的文字：“就在1948年建国前夕，几位党内文化专家从国统区到了香港，以专辑方式集中力量批判了胡风的评论和路翎的小说。他们的批判完全脱离了上述三种实际（绿原认为，胡风的评论思考一贯是从实际出发的。“这里所谓的‘实际’至少包括三个方面：文学创作规律的实际，当年国统区特殊环境的实际，和中国新文学沿着鲁迅精神的方向所争取的发展前途的实际”），而采用了另外三个标准：一是他们所了解的马克思主义常识，二是他们所掌握的党的各种政策、策略的词句，三是对任何不同见解、异端言论的‘不良后果’的警惕。于是，文学批评范围内出现了‘度量衡’的全盘错位：用米尺来衡量轻重，用杆称来量容积，用斗升来度长短。结果，在一些本来不难解决的分岐问题上，得出了令人困惑而又荒诞可笑的结论，使胡风不得不在专著《论现实主义的路》（1948）中，作出正面的系统的回答。这时，全国解放在即，党在境内外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香港几位党的文化领导人如此彻底地否定胡风等人，政治上竟究意味着什么？特别是，那几位批判者前不久在文艺观上还和胡风唱和过，怎么转眼间就泾渭分明了呢？这也是值得深思的。不久，胡风按照地下党组织的安排，离开上海，经香港转东北解放区，到1949年第一次文代大会期间，才在北平同路翎、阿珑和我三个被批准当代表的从国统区来的朋友见面。当时，我限于政治水平，实在认识不到香港批评的正确性和必然性，对它除了困惑，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冷静的思考。在第一次文代大会上，听见茅盾的报告（指《在反对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在这个被胡风事先坚决拒绝参加起草的报告中，茅盾“片语未及经毛泽东肯定过的鲁迅的‘方向’，而是以上世纪40年代即鲁迅逝世后十几年为期限，把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贬得一无是处，其中特别对胡风的文艺理论和编辑工作不点名地进行了批判”）重复香港批判的论调,这才隐约有所觉察：胡风批判的错位现象决非偶然，建国以后一定还会继续下去。照说应当预测到未来的命运，无奈政治水平低，仍然没有能够做到。”
绿原深感自己对政治运动的迟钝和天真。其实，当年的胡风又何常不是？！
● 微妙的乔、胡关系
上海。这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环境是越来越危险了。胡风的名字已被列上了国民党当局欲加迫害的进步文化人的黑名单。
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已在外避住了几天的胡风，终于同意来自香港方面的一再邀约，决定避居香港。这样，未能等及《论现实主义的路》小册子面世发行，胡风即由金山护送，于1948年12月9日登上开往香港的轮船。
四天后的12月13日,胡风一抵香港便径直前往乔冠华的住所。然而,打了门铃之后,开门的却是周而复。原来,四楼住的是周而复和冯乃超夫妇，乔冠华夫妇住在二楼。
对胡风的再次抵港，乔冠华、邵荃麟、冯乃超等非常高兴。三对夫妇及周而复等人还一起设晚宴招待了胡风。胡风感觉得出来，这可是他们“特别设计的友谊聚会”，他也表示“没对这以前他们没有见面产生任何想法，只以为他们忙”的缘故。
席间，为调节气氛，冯乃超特意将一本岛田政雄的书拿给胡风看，因为其中载有对郭沫若和胡风的访问记。乔夫人龚澎也乘机请胡风介绍推荐一些可供外国进步读者阅读的作品给她，以便在她主编的英文刊物《中国文摘》上登出。
在胡风看来，冯乃超给他示书，意在表示他们是重视友谊的；而龚澎的客套，只是借以表示他们仍旧重视他的文学工作。这使他感到心安。
因为是“特别设计的友谊聚会”，饭后大家并没有立即散席，而是聚在一起交谈。据胡风后来的“交代”，这次谈话以“乔冠华为主。好像是，他先问我对他的文章的意见，我当即说，我写了文章你们可能知道了（他们当然知道），例如，你引用的黑格尔的一个理论，我花了一些力气才搞清楚是什么一回事。他听了有一点惊愕的表情。事实上他对那个论点并没有懂，我说弄清楚了当然是反驳了他，也就等于把他的中心根据推翻了，对他的全部意见都否定了。……他又问我北大《泥土》上的文章是谁写的？《泥土》上的文章是路翎写的，批评了他，并且质问地提到了他对在重庆写的文章中唯心主义错误都不能够认识，现在的批评依然是唯心主义的（好像大意如此）。这刺着了他的痛处。我当即说，不是估定是我写的么？那就算是我写的好了。我不愿说出路翎，也不愿否认那文章和我有关（是我寄给《泥土》的），这样我可以对那篇文章负责。他不好说什么，只说他自己经过了怎样痛苦的自我斗争才解决了思想问题，不是别人能够体会的。……他还表示，批评了我而没有批评茅盾，他们的做法是有缺点的”（《关于乔冠华（乔木）》）。
经过“痛苦的自我斗争才解决了思想问题”的乔冠华，虽然此时与胡风在观点上已有相当分歧，但对两人之间多年来所结下的这份友情依然看重并十分珍惜。胡风显然也感受到了这一点。若干年后，他在《关于乔冠华（乔木）》中忆及这次“特别设计的友谊聚会”时，曾据实而动情地写有这样一段话：“[深夜]，他一个人送我出来，一直送到了马路中间我上电车。谈到军调时他回延安一次，和胡乔木在延河边散步谈天（回忆可能有误。据笔者考证，乔冠华于建国前未曾去过延安）。胡乔木对周扬的工作不满，希望文艺上能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只模糊记得大意如此）。我听了只想到他是向我表示他和胡乔木的关系的，他对我的批评是有胡乔木的支持的。现在想来，那等于是告我，对我的批评是为了把我的问题解决了大家一同努力把文艺运动推进，完全是好意。”
理论问题虽然不可能一下子达成共识，但人际关系中的误会按理是应该容易消除的。几天后，临时住在闹市小旅馆的胡风，应邀又搬回乔冠华所住的公寓。期间，潘汉年曾单独拜访过他。在胡风看来，事先潘汉年“可能和乔冠华商量过，希望我进解放区之前关于我们的论争取得一个解决，例如分别写个什么表态文章，都承认自己有错误，要用党的文艺路线来改正错误之类吧”。耿直的胡风则认为，“文艺理论问题没有可能也没有必要急于求得什么时候解决”。他说，他“没有想到他们急于解决问题（实际上不可能解决），更没有想到潘汉年是为这个问题和我谈话”（《关于乔冠华（乔木）》）。
虽然与乔冠华夫妇住在同一公寓，但胡风“以为他们忙，不应该像在重庆时那样找他们谈闲天”，故而没有主动下楼找过。倒是乔冠华几次主动上楼来看望他。胡风回忆：“一次谈到我过广州时的‘两代英雄流血地，熙熙攘攘了无垠’（‘两代英雄’指黄花岗和广暴），只有这两句没有续成。我写下夹在桌子上的书里，我不在时他来看到了。一次谈到从美国回来的心理学者曹日昌。我不谈文艺理论问题，他当然只有放开了。”（同上）
乔冠华自然感觉得到，此时的胡风对他是有怨气的，感情上似乎亦有了隔膜。
胡风的这次抵港是短暂的。因为他的目的地是经香港绕道进入华北解放区。离港先一天，即1949年元月1日晚，乔冠华再次上楼看望胡风。交谈中，提到了当天新华社的元旦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乔冠华一下子又来了谈资。
“这一定是小胡写的！”
胡风对中央领导人本来就知之不多，对胡乔木的了解也少。听乔冠华这一说，自然认为言之有据，想不到是毛泽东亲自所写。当然，从乔的语气和神态，胡风能感受到，这是在显示胡乔木的领导地位和理论造诣，借以增加胡风对胡乔木的好感。
胡风就要离港北上了。乔冠华显得有点失落和留恋。他紧握胡风的手说道：
“明天我有重要活动，不能为你送行了。就由汉年同志全权代表吧。多包涵啊。”
“以后，咱们大概见面的机会是少了……”
“？”乔冠华眉头一皱，随即做了个否定的表情，“怎么见面的机会会少了呢？”
胡风后来解释：“我的意思是，革命胜利后，他的工作一定重要，更忙得多；我只愿做一个作者，方面不同，地位悬殊，当然不容易见面了。但他可能误会我，我们争论了，他不愿见我，所以出现了那样的表情。”（《关于乔冠华（乔木）》）
乔冠华与胡风原本亲密的关系，因为这场“文艺论争”而变得微妙起来……
● 胡风“神情无绪”，乔冠华“不便再理”
建国以后的情形，果如胡风所言，因为“方面不同，地位悬殊”，他们之间“见面的机会是少了”。然而，乔冠华依旧关注着一直遭受批判的胡风。
一次，胡风去看望乔冠华。见乔将一部《中国俗方学史》放在沙发上，并特意告诉他，这是在重庆时向他借的。显然，乔冠华意在从过去两人的友谊上来缓和与胡风的感情。谈话中，两人很自然地谈到了林默涵发表在《文艺报》上的《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的文章。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乔冠华还是对胡风说：
“我过去是你的朋友，现在是你的朋友，将来还要做你的朋友。我觉得，把问题推开来谈，花几天功夫一定可以谈清楚。我觉得，这个关一定可以过去。”
“我从来没有抱过关思想。”倔强而有怨气的胡风并没有理会乔冠华的表白。
以乔冠华的身份，胡风的话已让他有点下不了台了，但他并没有计较。他解释道：
“我的意思是，问题总是可以谈清楚的嘛。”
或许是为了安慰乔冠华，胡风也坦率地告诉他，自己打算好好检查，长期检查。语气已缓和了许多。后来，一向固执的胡风果然写出了10万余字的《我的自我批判》。遗憾的是，胡风的这个“自我批判”未能改变最终被打入冤狱的命运！
乔冠华与胡风友好关系的“句号”，是在胡风1966年2月离京服刑前给乔冠华的一封“辞行”信后，由乔冠华自己划上的。据徐庆全撰文披露，胡风的原信是——
乔公足下：
十多年以来，常常瞻望行旌所向；声音在耳，笑容更在眼中。历史在前进，虽面壁之人，亦能感到神旺。
定论之后，曾向监狱当局提过，希望领导上代我向你转询，如还不至完全见弃，希望能给我一个见面的机会，在思想上从你得到帮助。
因为，当时突出地记起了最后一次见面，提到某一问题时，你动情地说过：“如果那样，活下去有什么意思”大意在我，无论是怎样困难和失败的情况之下，也从未发生过“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糊涂人对阶级事业的理想、对党，总有一种糊涂的自信或痴想也。但这时候深深地记起了你的话和你的表情。我不由自主地面对着了这个问题，这才想起了你的真情何在，因而想有所请教。但后来想到了：我这个阶下之身，提这样的要求，就成为对你的一种不敬。写书面感想时只好取消了。
现已受命即日远戍虽要求略缓时日亦似不可能，想到后会无期，前尘种种，对你应感谢的，对你应请责的，不断地袭上了心头。语言有时是无能为力的，何况又在神情无绪之中，那么，就请以言不尽意、语无伦次见谅罢。
匆匆敬礼 夫人均此
胡 风
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一日
北京东郊
胡风于1965年11月26日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4年（此前已被关押了10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同年12月30日，出狱与家人团聚。他原以为，在得到与家人短暂的团聚以后，还是能够在北京服完剩下的4年刑期的。不料，时隔不到一月，即1966年春节后的初三或初四日（1月23日或24日），又被强行要求赴四川服刑！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决定，胡风感到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从此恐怕再无法从事自己的文艺工作了，所以便面临着“活下去有什么意思”的问题。为此，他曾提出过愿和夫人梅志一起到北京劳改农场服满剩余的4年刑期的愿望，但被拒绝了。接下来，他在写出的狱后感想中，又一次提出了想留在北京的请求，因为他知道这个感想是要呈交周恩来的。然而，依然没有回音。胡风非常沮丧。他真的失望了。他给乔冠华的上述信函，便是在这样一种“神情无绪”的心境之下写就并发出的。
乔冠华接胡风信后，很快以信函形式作出反应——
汉夫、鹏飞同志并转周扬同志：
忽接胡风一信。最后一次，大概是1955年，根据定一同志指示，我曾去劝过他一次，讲过些什么具体内容，已经记的[得]不清楚了。来信这样写的用意很明显是希望他的处理有所缓和。此人已不可救药，我的意见是，不边[便]再理会他了。胡信附上。
即此敬礼
乔冠华
12/2，1966
（注：章汉夫、姬鹏飞和周扬都在信上画了圈，章汉夫并写道：“我意不理。”）
乔冠华的一句“此人已不可救药”，表明他已忍痛与昔日友情颇密的胡风划清了界限。乔冠华“不边[便]再理会他了”。
——这样一来，原本令人羡慕的乔、胡关系，最终由乔冠华给划上了句号。
乔冠华所说“最后一次”“曾去劝过他一次”，指的是1955年3月的一个夜晚。当时同去的还有陈家康和邵荃麟，但主谈的却是乔冠华，主题仍然是关于胡风的文艺思想问题，因为此时一场全国规模的胡风思想批判运动已全面铺开。这次谈话的时间很长，乔冠华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应该检查思想，应该打掉的打得愈彻底愈好，这才更好建设新的。但是，要实事求是，不能包，包不是办法。”他甚至这样劝说胡风：“别的不说吧，你跟党这多年，至少是你没有积极提出要求入党，这在思想上应该检查检查，也可以回忆一下历史情况，看有什么问题……”（徐庆全《胡风服刑前致函乔冠华始末》）
这次受命而来的谈话，依乔信所言是受陆定一的指派，但从乔冠华向胡风传达周恩来的指示来看，周恩来不仅应该知道这次谈话，而且还可能给乔作过指示。但是，胡风绝对没有想到，两个月后他即落得一个被抓捕抄家的结局；更不会料到，在经过了10年的牢狱之后还被判刑14年并被逐出北京的悲惨结局！
据梅志的《胡风传》介绍，胡风是1966年2月15日随梅志同赴四川服刑的。离京前夕，他“在晓风的书桌里找到了信纸信封，给与他有过多年交往和一直崇敬的几位友人写下了告别信”。这“几位友人”除乔冠华外，还有徐冰、陈家康、徐平羽和老舍。梅志在书中虽未引用胡风给乔冠华信函的内容（只引用了虽具年月却无日期的给徐冰和老舍的信，但在给老舍的信中则明确提到了“明日远戍”），但从落款时间来看，给乔的这一信函是离京前较早发出的一封，从中亦可看出乔当时在胡的心目中的位置。其用意十分明显：胡风只是希望老朋友能够理解自己的苦衷，并希望自己的处境能有所改变。乔冠华时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徐冰任统战部部长。胡风在给这二人的信中都说到“现已受命即日远戍”的处境，当是隐晦地表示请求老友帮忙的意愿。
然而，此时的胡风并不知道，就在他以不同方式向周恩来、乔冠华等表达希望留京的愿望之际，“文革”的序幕已经揭开。在当时的处境下，无论是周恩来还是乔冠华，抑或是徐冰，都面临着严峻的局势和艰难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乔冠华明知胡风“用意很明显是希望他的处理有所缓和”，但也只能表示“不边[便]再理会他了”。
乔冠华的未加理会，使得多少还存有一点侥幸心理的胡风彻底失望了。于是，他在“远戍”前夜，又给老舍或许还有陈家康、徐平羽等老友写下了辞行信。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胡风后来在他的狱中“交代材料”《关于乔冠华（乔木）》中，为什么时有一些言辞颇激、间或还有一些言过其实的语句了。
胡风就是胡风！“也许他有太多受人非议的性格特点，譬如偏激，譬如不宽容，但他做人的根本原则是正直、真诚。他从来不愿意掩饰自己，他把虚伪视为人格的天敌。他的性格使他招致厄运，但他的性格也使他做一个真正的人。这样的人，即使遇到‘文革’这样前所未有的历史大变动，也不会违背自己人格理想，去做落井下石或者随意栽赃的事情，这原本是那个时代非常容易做出的事。他没有诬陷周扬，没有满足外调者试图获取意外材料的愿望。后来，在‘文革’结束后答复关于乔冠华的外调时，他仍然一如既往，只是如实地回忆自己与乔冠华的交往，如实地谈对乔冠华的印象和看法。读这样一些文字，我非常感动，比读胡风的一些诗歌还要感动。这些交代，用一个文人真实的人格书写，这是他人生最好的诗”（李辉著《胡风集团冤案始末》第432-43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