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整顿和发展党群组织，作好自卫战争的组织准备
抗战胜利后，全区各级党组织充分认识到加强自身力量的发展，确立群众的优势，对争取和平和制止战争具有重要意义。因而，全区各级党组织均不失时机地开展了大力整顿和发展党的组织，大胆放手发动群众工作。
在党的建设方面，1946年4月7日，五地委组织部发出在老解放区大量发展党员的通知，要求在7月份前发展党员一至两倍，应将在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生产救灾等民主斗争中表现积极的有觉悟的工人、贫农、市镇贫民、革命知识分子及其他愿为共产主义奋斗的先进分子吸收入党。盐城县委对党的组织发展工作也作出指示，要求在短期内发展党员两倍，即从4030人发展到12100多人。在大量发展党员的同时，根据上级指示，各级党组织注意了从思想上、政治上教育广大党员，整顿和巩固党的支部，克服组织生活中的不正常现象，提高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在整顿党组织过程中，各地先后处理了一批不合格党员。其中仅台北就开除不合格党员46人，停止党籍的有36人，另有21人自行脱离组织；而一些在惩奸反霸等斗争中涌现出的积极分子则被吸收入党。据1946年5月统计，台北县拥有党支部99个，党小组499个（其中115个为新建)，新发展党员1240人，全县拥有党员4560人。该县小海区疆北乡圩东村原有党员7人，在惩奸和清算斗争中新发展党员20人；大中镇在土改前有党员50人，在土改运动中，又有120名积极分子光荣入党，这些新入党的党员均有较高的思想觉悟和政治素质。党组织经过整顿，得到进一步巩固，增强了党的战斗力。
在群众运动方面，全区各级党组织切实加强了群众组织的整顿和发展。根据战后新形势，五分区和两台地区的各类“救国会”组织均相应改称为“联合会”，在五分区还新成立“五分区各界民众团体总会联合办事处”，以加强对各群众组织的领导。台北县重新建县后，相继恢复和建立了工农青妇等联合会组织；在一些新解放区或城镇，也先后建立了各类群众联合会组织。随着全区性的惩奸反霸、土地改革等斗争的深入开展，锻炼和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提高了他们的政治觉悟，使他们懂得组织起来的巨大力量，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各类群众组织。据统计，在五分区，至1946年5月，工农青妇联合会员已达90余万。土地改革运动开展后，有组织的群众已发展到150余万，占全区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在土改前期，中共盐城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在土改中大力发展群众组织，组织人民大多数，要组织农民10万人，工人4000人，青年、妇女、儿童共11万人参加各类联合会，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五十，土改基本结束时，这一目标已达到。在两台地区，群众组织发展也很快。据不完全统计，仅台北县在半年多时间内，农民联合会会员由26074人增加到34410人，妇女联合会会员由15728人增加到34410人，青年联合会会员由638人增加到713人，儿童团团员由5484人增加到16765人。
二、扩大地方武装，作好自卫战争的军事准备
为了加强武装力量，准备打击来犯之敌，五分区积极响应上级号召，大力整顿和扩大地方武装及民兵组织。在自卫战争蔓延至五分区之前，翻身农民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为了保卫解放区、保卫家乡、保卫翻身果实，纷纷加入民兵组织，有的则加强地方主力武装。五分区组建了直属的1200人的常备武装，各县也组建了四五百人的独立营。地方武装的建立，既可保证源源不断地补充主力，也大大地加强了地方武装的战斗力量。
1946年6月，五分区共有民兵84822人。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五地委号召在全区大力发展民兵组织，要求参加民兵的人数达到全区总人口的百分之六，即发展到20万人左右，并强调主要吸收贫雇农，汉奸、流氓、地痞一律不要。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翻身农民为了保国保家保卫解放区纷纷参加民兵。滨海县七套区于1946年7月就新发展民兵600余名，该区樊集村召开农民翻身大会时，有80多名青年农民参加了民兵。各地青年妇女也踊跃参加民兵，滨海县黄圩区参加民兵的妇女达638人。射阳县陈良区姜东村的两名新婚妇女也报名参加了民兵。
五分区在发展民兵的同时，认真抓了民兵组织的建设和整顿，建立了有独立指挥系统和固定编制的民兵组织：分区成立民兵司令部，司令由专员骆明兼，副司令员陈克天；县成立了支队，区成立大队，乡成立中队，边区的乡成立联防队。至此，五分区的民兵组织从此有了单独的领导系统，严格检查各级民兵干部，坚决撤换立场不稳和可疑的人，选拔坚定、勇敢的贫雇农党员充任，保证民兵队伍绝对地掌握在党的支部手中。
在两台地区，根据上级决定，东台县独立团于1945年9月改为东台县警卫团；11月，县警卫团与县总队合署办公,
1946年2月，东台县总队撤销，全县地方武装由县警卫团领导；4月，台北县警卫团改为台北县总队；9月，县总队撤销，成立县警卫团。东台县还成立县民兵支队。在调整县级武装领导机构的同时，两台地区区以下地方武装、民兵组织的建设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1946年1月6日，中共东台县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区应切实整顿民兵组织，充实区警卫队，充分发挥民兵、工人纠察队在防奸反特斗争中的作用。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苏中解放区时，中共台北县提出了加强全县地方武装建设的任务，要求每个区应建立50人以上的区队，每个乡建立20到30人的小型游击队，各区乡的民兵组织必须进一步发展，以适应自卫战争的需要。中共东台县委也提出：各乡应成立保田大队，在边区的有关区乡应建立武工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等等。与此同时，两台地区为加强县武装力量，还从区游击队、区民兵队中抽调一批精干人员上升为县警卫团主力。
三、掀起支前参军热潮，保田保家乡
1946年6月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位于东南前哨、与国民党统治区心脏——宁沪地区隔江对峙的苏中解放区首当其冲，成为国民党大举进攻的主要方向之一。7月中旬，盘踞在南通的国民党第一绥靖区的汤恩伯（以后由李默庵接替），指挥5个整编师共15个旅12万人，大举进攻苏中。华中军区所属华中野战军3万余人，奋起反击。从7月13日至8月27日，在一个半月时间内，连续进行了7次大规模的对敌作战，歼敌5万余人，这就是著名的“苏中七战七捷”。在战役进行时，盐城人民大力支前，为确保战役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贡献。8月10日，集结在东台县三仓、许河一带的华中野战军一、六、师3万余人，乘敌调动频繁立足未稳之际，猛攻李堡，经一昼夜激战，歼敌一个半旅计9000余人。战斗进行时，东台县唐洋区干群组织了400副担架，1200余人参加担架队奔赴前线，抢救伤员。同时，该区群众突击磨小麦10万斤，蒸馒头、做干粮5万斤，送上前线。据不完全统计，在苏中战役中，东台县各区乡共组织纠察队7000人，民船3400条，船夫8000名，担架1000余副，担架队员6000名，牛车300辆，车夫600人，小车1000辆，车夫1000人，民夫队及运输队员23000人支援前线。东台、台北及邻近的兴化县为了搞好支前工作，特在台北县草堰区成立后勤联合办事处，由草堰区区长李及干兼办事处主任，负责3个县民工、担架、船员的分配、调度及伤病员的食宿、转运工作。草堰区还组织了大批妇女、儿童护理伤病员等等。为支援苏中军民，五分区也组织了大批民工奔赴前线。其中叶挺县共组织两批民工支援苏中，第二批共动员民工3500人，运输船1200条。地处通榆路旁的叶挺县便仓镇，为了支援南线战斗，组织后勤队服务在交通要道上，特设两个茶水站，向过路部队提供茶水。华野第一野战医院移驻叶挺县时，县长胡扬等随带大批慰问品慰问伤兵。
为适应自卫战争需要，在大敌当前之际，五分区和两台地区在支前的同时，加强了后勤组织工作的建设。1946年9月，国民党开始进攻两淮时，五地委书记曹荻秋在县委书记会议上号召各县把后勤备战工作迅速搞好，会后全区人民很快掀起了紧张热烈的后勤备战高潮。县、区、乡都成立了支前组织：县成立后勤司令部，区成立民工营、后勤大队，乡成立后勤中队。民工们组成运输队、洗衣队、担架队，地方政府筹办好各种军需，做到部队要什么有什么，要多少有多少，从各方面满足部队的需要。
为扩大主力，保卫解放区，保卫人民斗争胜利果实，盐城广大翻身农民，响应党和政府号召，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参军热潮。在土地改革斗争中，五分区先后发动3次参军高潮由于广大农民在土改中得到了好处，调动了他们支援主力的积极性，“许多得田户知道要享福就要和反动派拼①”，在许多地方出现了兄弟、叔侄比肩参军、母送子、妻送郎踊跃参军的动人情景。阜东县7月间有458名青年参军，土改后，又有2050名热血男儿应征入伍。射阳县南坎区路日九参加主力后，又动员3个弟弟一齐报名参军。在参军热潮中，广大党员干部起了模范带头作用。1946年9月26日，中共东台县委召开了动员大会，县委书记胡辛人在会上带头报名参军，在他的影响下，当场有106名区、乡干部报名参军。大会以后，在“参加新四军，保田保家保和平”的口号鼓舞下，全县参军扩军运动形成热潮。9月27日，中共台北县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上级关于参军工作的指示，参加会议的600多人，当场就有170余名党员、干部打报告要求参军，如副县长黄亚成、西团区委书记徐谟、垦区区长王九思、滨海区委副书记秦焕民等都在会上积极报名。东台灶区三名干部自动报名参加主力。何垛乡大队长马长宝得知参军工作即将进行，立即移交账目，向群众宣布带头参军，并保证动员40名青年一同入伍。城南区民主乡乡长张德元向区领导报名参军，并保证动员两个班同去；该乡妇联会长陈秀云，也保证不拖儿子、女婿的后腿，让他们参军，感动了很多想报名而又下不了决心的干部。富安区委开会动员时，有15名乡村干部报名。中坝村民民兵中队长张德发不顾家中有72岁的老母和6个年幼的孩子，也报名参军。时堰区副区长戴振中带头参军后，受他的影响，河西七乡就有122人报了名。许河区在区队长崔友国等参军的影响下，顺利地动员330人参军，超额完成了任务。1946年11月1日，滨海县张集、黄圩区委召开干部大会，当场就有黄圩区委委员马荣明等17名干部报名。六套区某乡指导员顾炳余、乡长黄士顺带头参军，一下子就鼓动了37名农民报了名。在整个参军运动中，五分区有28000余名青年应征入伍。东台县共有5000多名翻身青年农民报名参军，最后被批准入伍的有3500人，其中有2527人进入主力。台北县有1970人被批准入伍，其中有1331人被送主力，参加主力的有三分之一共产党员，贫雇农占百分之八十以上，达1081人。①见《盐阜区革命史科》第九辑第67页。
当国民党军队大举向解放区进攻时，潜伏在解放区内的国民党特务及一些地主、恶霸、土匪等反动势力，以为时机已到，蠢蠢欲动，他们制造谣言、蛊惑人心，暗杀地方革命干部，甚至胁迫群众，举行暴动，企图搞垮民主政权，策应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在各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解放区军民对反动势力采取了坚决镇压措施。1946年7月，在苏中战役正进行，全区人民奋力支前的时刻，台北县的一些特务大肆进行反革命宣传，胡说上前线的民工和上野战医院（其一部驻台北草堰一带）洗衣服的青壮年妇女都当了炮灰，并煽动说：“与其死在外边，还不如死在家里。”以此蛊惑和煽动落后分子的不满情绪。因干部党员当时主要精力放在支前上，对特务活动放松了应有的警惕性，致使特务的反革命活动愈演愈烈。7月22日，一些特务分子首先在串场河西的戴窑区发动反革命暴动。在暴徒的恫吓和鼓动下，草堰、白驹、堤东、西团等区的特务、坏人蜂起响应。一些觉悟低的群众也卷入暴动行列。暴动很快由串场河西蔓延到串场河东。暴徒们气焰极为嚣张，狂叫“打倒共产党”、“消灭新四军”、“欢迎国军的到来”，威胁群众参加暴动，谁不去就烧谁的房子，全县被裹胁群众4000余人。暴徒们捣毁区、乡政府，抢劫枪支与财物，屠杀与殴打地方干部和党员，烧毁房屋。他们还狂叫要捣毁台北县政府。暴乱发生后，台北县委、县政府、县总队部立即调动县总队、区队及民兵赶赴暴动现场，并请求华野七纵队的一个连，弹压暴徒。平暴部队首先对暴动者进行政治攻势，在不听劝阻的情况下，予以武力镇压，受欺骗和被强迫的群众纷纷散去，暴徒或遭逮捕或逃走。暴动平息后，在群众的检举下，经公关机关侦查，逮捕了81名骨干分子，并召开了群众大会，处决了首恶分子。全县社会秩序很快稳定下来。
8月3日，盐东县发生了反革命暴动,国民党特务、太和公司职员王兰甫，利用帮会组织，以反动地主、国民党特务和土匪为骨干，趁驻盐东的华野主力部队调离盐东县之机，在方强区10多个乡，威胁、蛊惑群众3700余人，举行反革命暴动。方强区区公所被暴徒烧毁，区妇女主任刘桂英、林丰乡乡长曹立秉、指导员陆如章、农会主任王兴贵等惨遭杀害。暴徒们还大肆抢劫公物，纵火焚烧干部房屋。暴动发生后，盐东县委采取果断措施，紧急结合县、区所有武装，各乡精干民兵和伍佑兵工厂全体干部、工人计9000余人，前往暴乱地区，并调来4艘炮艇参加镇压。经4天战斗，击毙首要分子板凤楷、周建虎、周建龙等，并逮捕了不少暴乱分子。王兰甫和10多名暴徒乘海船狼狈逃走，暴动终于被平息。后经公审，参与暴乱的16名骨干分子被处决，余经教育后释放。
9月20日，海州新浦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配合国民党军进攻解放区，在滨海县勾结反动地主、兵痞、土匪，拼凑成一个团，组织武装暴动。他们拦路抢劫，杀害地方革命干部。第五军分区一部在当地群众的协助下，围歼暴动武装，在响水口南当场打死、活捉暴徒80余名，复又追至潮河北，打死暴徒100余，活捉80余，缴枪70余支，全歼了暴徒。
在这前后，五分区计有7个县24个区94个村相继发生暴动或准备暴动，其中较大的暴动事件还有建阳县收成区的“棍子队暴动”、涉及全区的“抗伕暴动”等等。各级党组织发动地方武装，依靠广大群众，及时镇压煽动暴动的特务和反动不法地主分子，教育了受蒙蔽的群众。
在平息暴乱的基础上，各级党和政府为了进一步稳定解放区秩序，集中全力投入即将到来的全面战争，又进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反革命斗争。1946年9、10月间，五地委发出指示，要求各县采取断然措施，大力镇压反革命，以消除解放区的隐患，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内应分子。在党的领导下，镇反斗争在全区迅速展开，一批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遭到应有的惩罚。国民党特务黄安保，抗战时期充任国民党特务武装“忠义救国军”四十五旅中队长，1946年5月被国民党特务组织遣回到家乡阜宁县，秘密组织“长江下游挺进军盐阜挺进司令部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并自任支队长，四出破坏，企图推翻阜宁县民主政府。经公安局严密侦查，掌握其全部罪证，遂将其逮捕。9月21日，县政府在益林召开公判大会，宣判黄安保死刑，立即执行。10月25日，叶挺县委在徐马庄召开区以上干部会议，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对280余名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进行镇压。同时，盐东县统一行动，一举逮捕了全县的特务和其他坏分子，枪毙了230名反革命分子。不久，射阳县镇压了反动地主、还乡团分子500余人。其它各县也先后采取统一行动，大规模地镇压了阶级敌人，摧毁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社会基础，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鼓舞了人民群众打败国民党、夺取自卫战争胜利的信心。
五、加强形势教育，作好自卫战争的思想准备
抗日战争结束后,解放区沉浸在一片庆祝胜利、欢庆解放的锣鼓声中，一些群众和干部滋长了太平麻痹思想，对国民党反动派坚决与人民为敌、发动内战的反动本质缺乏应有的认识。随着国内形势日趋紧张，不少党员、干部和群众又惊慌失措，有的则动摇退却。针对这种情况,各级党和政府于抗战结束后,在一系列的斗争中，注意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一方面在广大干部群众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阴谋，广泛深入地进行战争动员。盐城地区在抗战以前是国民党统治的基本地区之一，国民党的社会基础较深，长期的统治也在群众中留下了“正统”的观念，一些地主常用“中央军”来吓唬群众，抵制减租减息和土改运动，造谣惑众，制造动乱。各级党和政府结合土改运动，引导翻身农民组织起来，打击阶级敌人的嚣张气焰，掀起保田、保家、保卫解放区的斗争热潮，使广大群众相信自己的力量，以高度的胜利信心去克服失败情绪和退缩思想，对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行了持续的时事政治教育。
1945年11月，东台县委书记胡辛人应县青联、商联、职工会等群众团体的要求，于东台剧场作了题为《对目前时局两个问题解答》的报告，具体回答了人们提出的江南新四军为什么北撤、①江北新四军是否再向北撤、国民党军为什么进攻解放区、我们能否保住解放区等问题。他指出，江南新四军北移，这是中共中央为了表示谈判诚意，避免内战，早日实现和平民主而主动提出的，“江南新四军北移，这是中共中央最大限度的让步，已经仁至义尽，我们一定坚持苏中，不再北撤！”他还说，一些特务分子造谣说新四军吃了败仗才溜到江北来的，这是胡说八道。共产党对国民党蒋介石作了很大的让步，但他们还要进攻解放区，说到底，这是国民党当局一党专政，专制独裁。镇压革命的反动政策尚未放弃，必然要排斥异己，进攻解放区。“解放区人民只要团结一致，做好各种准备，就一定可以保卫住解放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
①根据1945年重庆谈判协议，苏南、浙江、皖南等解放区的新四军生力奉中共中央命令搬至长江以北地区。
在国民党反动派即将发动全面内战之际，全区到处举行集会、演讲、游行，以各种形式来揭露蒋介石发动内战的阴谋，号召广大党员、干部、民兵群众团结起来，坚持原地斗争，保卫抗战胜利果实。中共五地委在阜宁县孙西舍召开党员大会，号召党员带头坚持原地斗争，坚定立场，坚决打垮国民党军队。会上，全体党员宣誓，喝滴血酒，表示坚决和敌人斗争到底。阜东县委对全县武装队伍和广大群众进行反复的思想发动，广泛深入地进行备战动员，使广大民兵、群众消除了和平麻痹思想和各种模糊认识，明确了坚持原地斗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全区民兵英雄曹铁脚在群众大会上说：“解放区是我们人民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蒋介石想把我们解放区变成他的，我们决不能让他胡行！我们要团结起来，拿出打日本鬼子的本领，打垮蒋介石，保卫解放区！”
1946年8月5日，五地委书记曹荻秋致函盐城、盐东、建阳县委，指出：盐城、盐东、建阳三县连接苏中前线，是前线的直接后方，“决不要以为战争离你们很远，而太平无事，放松战斗准备。”他要求各县要组织广大干部认真阅读《新华日报》上刊登的关于开展游击战争的社论和地委关于备战工作的一系列指示，“应在干部与群众中进行深入的战争方法教育”，①确立在思想上首先战胜敌人的观念。
①见《盐阜区革命史料》第九辑第47页。
在自卫战争爆发之后，五专署和第五军分区于1946年10月联合颁布《战时十项公约》，即：（1）不许组织暴动、骚动、武装叛变和投敌；（2）不许纵火放毒、乘机抢劫及阴谋暗杀；（3）不许破坏公路、桥梁、电线及一切军用器材物资；（4）不许刺探军情和替国民党军带路；（5）不许出头组织顽化政权和威胁群众投敌；（6）不许破坏土地改革和威胁群众退田退租；（7）不许私藏军火，结伙为匪；（8）不许隐藏、勾结特工、土匪、还乡团；（9）不许破坏后勤，造谣惑众，扰乱人心；（10）不许散发张贴反动标语、传单。违者按苏皖边区政府颁布的紧急治罪法严惩；对被迫胁从、愿意悔过自新者，则从宽处理。各级党和政府先后召开了一系列的干部、群众大会，要求全区党政军民各界人士要克服麻痹观念，同时要防止恐慌，树立战胜敌人的信念；建立后勤支前组织；加强防奸反特工作等等。建阳县为坚定党员、干部的斗争信念，专门召开县直机关人员“与建阳共存亡”的誓师大会，宣读“战时公约”，举行盟誓活动，号召大家轻装打游击，坚持原地斗争。形势教育工作的开展，使全区人民明辨是非，增强了临战观念，更加坚定了进行自卫战争的胜利信念。
在做好上述工作的同时，盐城各地党和政府根据上级的指示，作好了临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如调整区划，建立相应的战时工作机构，建立党的乙种组织等等，同时还发动群众改造地形，打坝破路，建立联防队等。所有这些，都为更好地进行自卫战争，夺取最后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节选自《盐城人民革命斗争史 1919-1949》
中共盐城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