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财力、物力加上马克思主义就等于胜利”，这是刘少奇为华中党提出的一个方针性的思想。人力是指军队力量的充实，干部的训练、培养，军队的正规化和政治上的提高、整训。刘少奇特别强调：要加强革命理论的学习，革命者要做到眼光远大，要看到全华中、全中国，而不是着眼于一地，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离不开干部的培养和教育工作。为了培养更多的党的干部，以适应抗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他和中原局的同志研究决定，成立华中党校。1941年初，根据刘少奇的提议，华中党校在盐城创办起来了。党校由刘少奇兼任校长(后为饶漱石)，彭康担任副校长，温仰春任教育长(后为副校长)。柳岗(吕振羽)、宋亮(孙冶方)担任授课，青年教师有朱讯等，傅伙涛是总队长兼一队(团以上干部)一队队长，李雪山为党支部书记。还有个二队，大部分为青年知识分子,共200人左右。党校主要学哲学、政治经济学和党史三门课，
加强高级干部的学习，加强党和军队的思想政治建设，确是刘少奇当时反复思考的一个重大问题，也是他在华中工作的一个鲜明特色。
1941年5月15日至19日，中共中央华中局高级干部会议在盐城召开，出席会议的有华中局、新四军军部、中共盐阜区委及有关方面负责人，共92人，刘少奇在会上作了《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的报告，他在回顾华中工作的历史发展过程的同时科学总结了皖南事变的深刻教训，鲜明地指出：党在主观指导上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革命事业的胜利或失败。在报告中，他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在复杂的情况下，根据形势的变化来具体确定工作的方针，尤其强调加强党员的党性教育和学习，着重指出，加强党性的学习与教育是一个绝大的问题，是目前非常重要的问题。在此后主持召开的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他又一次强调学习问题，提出要建立“严格的学习制度”，他提倡读书要“精读”，希望通过理论上的学习、研究，“提高我们部队的党性”。
作为华中地区党的领导人和华中党校的校长，刘少奇对该校的教学倾注了许多心血，他常说：党校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校，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干部。我们的学校要军事化，背起背包，拿起枪杆打仗走路；放下背包学习，农村田间都是我们的课堂。于是，集中在这里的军队团以上干部和地方县长、县委以上干部，自己动手盖起了大草屋，把背包当凳子，用膝盖作课桌，党校就这样在当时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创办起来了，它从此成为华中局和新四军培养和教育华中地区党政军干部的重要基地。
在5月6日召开的华中局会议上，刘少奇曾表示今后要多写些文章，通过文章、报纸来领导党校工作，培养干部，会后即付诸行动,6、7月间先后写下了《人的阶级性》和《论党内斗争》两篇重要文章，在党校作报告。
党校开学以后，刘少奇坚持从繁忙的领导工作和指挥作战中抽出时间，多次来到党校授课。为了能以更多的精力来教育干部，他打起背包，干脆住进党校，前后达三四个月。那时的党校，没有课堂，没有礼堂，更没有扩音设备。新搭成的大草棚里坐满了学员，各地来的负责同志只能坐在草棚外边场子上，场子上也坐得满满的。为了使学员们专心听课并用心领会，刘少奇授课时，不要求大家边听边记，而是由各队派出几个笔记记得好的同志坐在身边，集中精力专门记录。他讲形势，讲战略策略，作《论党内斗争》、《组织上的和纪律上的修养》、《人为什么犯错误》、《哲学的范畴》等重要报告，这些原本纯理论性的内容经刘少奇生动的讲述，显得浅显易懂，使听者深受教育，大受裨益，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党的建设的学说。刘少奇慷慨激昂的演讲甚至讲到激动时振臂挥舞的精彩瞬间，令人难以忘怀。
刘少奇还着重分析了抗战以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危害性，指出皖南事变不是说明蒋介石力量的强大，相反，通过这次斗争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形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些变化的关键，暴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真面目，人民更把希望寄托在我党我军了。刘少奇的分析，联系思想实际，以理服人，既批判了失去胜利信心的右倾错误认识，又批判了那种“不要统一战线，要以先下手为强”的“左”的错误思想，令人信服。
为了系统地提高党内的理论水平和政策水平，少奇专门讲了党的战略策略问题。而马克思主义者学习阶级斗争或民族斗争的战略策略，不是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是运用它的精神实质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是具体地分析和解决革命问题。他还尖锐地批评了那些仅仅背诵马列经典读物的词句，而在实际工作中就一筹莫展的思想懒汉。
为了帮助学员们加深理解，刘少奇还以生动的例证和对比的方法来阐明毛泽东思想，分析讲述了毛泽东确立的“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既联合又斗争的两方面政策”的理论精髓，以及“有理，有利，有节”地巧妙运用“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使革命力量获得空前发展壮大等思想精华。刘少奇的这些论述，使大家受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战略策略的教育。
关于人为什么会犯错误的问题，华中党校学员们议论纷纷。刘少奇就此为题，进行了辩证唯物主我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讲授。并以生动的实例讲解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革命精神的关系问题，证明了敢于改造世界、敢于革命、敢于将革命进行到底，这是马克思主义者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根本区别之点。
刘少奇在在的建设问题上讲的最多。他每夜都把彭康，傅秋涛及一些工作人员召去讨论情况，充实报告内容和问题解答。
在讲解了思想修养和组织建设这两个方面问题时。刘少奇强调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要吃苦在先、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尖锐地批判了党内存在的名利思想、自由主义，闹无原则纠纷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在《论党内斗争》的报告中，他系统阐述了党内思想斗争的必要性，总结了党内斗争的历史经验，认为党内斗争基本上是党内不同思想不同原则的斗争和对立，在斗争方式上，应尽可能不对立，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方式来商讨而且批评要适当，要有分寸；禁止无原则的纠纷，着重批评了党内存在的那种过火的斗争倾向，并列举了种种表现。
刘少奇发表这篇演讲稿时，正值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准备进行延安整风，他的这篇演讲的部分内容刊登在1942年2月10日出版的内部刊物《真理》上，同年10月在延安《解放日报》全文发表，毛泽东为此按语，称该演讲“理论地又实际地解决了关于党内斗争这个重大问题，为每个同志所必读”。由此，这篇演讲稿被列为延安整风中必读文件之一。
1941年7月13日，党校教育科科长、教员宋亮（即孙冶方）在学习《论列宁主义基础》“方法”与“理论”两章时，就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写信向刘少奇请教。刘少奇当即复信解答，这就是刘少奇颇具影响的文章《答宋亮同志》。
教员中还有在史学界有较大影响的吕振羽，他由大后方来到盐城后，刘少奇和陈毅决定将他分配到华中党校工作，以发挥其特长。吕振羽的学问和人品得到了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和党校学员的一致好评，当时他们都亲切地称他为“老夫子”。与吕振羽同时在盐阜区工作、时任新四军3师副师长的张爱萍以后在回忆吕振羽的诗词中，曾有“华中抗日同疆场”、“夫子坦荡气轩昂”、“争鸣百家富新章”、“立学高风世馨香”之句。当时3师师长黄克诚听说吕振羽的课教得非常好，多次邀请其为3师及盐阜区党政军干部作学术报告。吕振羽在华中党校上课的内容，当时曾被整理成讲义，分发给学员。分别为《中国社会史十讲》和《中国哲学史十讲》。
华中党校培训了苏北、苏中等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等战线上的干部，使他们很快成了根据地建设的骨干力量。
1941年7月，日军对盐阜区发动大“扫荡”，华中党校第一期提前结业了，之后，党校转移至阜宁汪朱集举办了第二期。1942年底，该校随新四军军部转移至淮南。
节选自《苏北有个盐城——盐城抗战史话》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