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韬奋在盐阜区

时间:2015- 05- 19 浏览次数: [ ]
 

  1944年11月,苏北盐阜区文化界500多人举行了规模颇大的追悼大会,追悼曾经到过盐阜区的坚强的民主战士邹韬奋。会场上两幅挽联赫然醒目,一是黄克诚送的挽联:“倡民主以始,倡民主以终,是民主战士,为大众而活,为大众而死,真大众先生”,一是盐阜地委送的挽联:“五十年战斗生活,艰危忧患,迫害重重,敢怒敢言,争取民主,堪称为文化巨子,千万里故国山河,破碎支离,衷怀耿耿,不移不屈,倦念同胞,无愧做共产党员”。

  追悼会前,《盐阜报》出了追悼邹韬奋特刊,发表了王阑西的《留给我们的责任》、艾寒松的《痛悼韬奋先生并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骆耕漠的《脑癌与国民党》、戴伯韬的《哀悼韬奋先生》等文章。《盐阜报》后来还报道了延安各界2000余人追悼邹韬奋的捎息,以及陈毅报告邹韬奋在华中的活动和治疗经过,其中特别提到邹韬奋给苏北根据地军民留下了深刻印象的1942年的苏北之行。

  1942年10月的秋天。韬奋在上海新四军办事处同志的掩护下,经江阴、靖江、泰州到达苏中的骑岸镇,歇息在一座四合院里。

  骑岸是一个不大的镇,韬奋到来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居民们纷纷前往看望。四合院的东厢房半掩着门,西斜的太阳把一束金黄的光芒照了进去。韬奋裹着一件蓝黑色的厚棉披风,面容苍白消瘦。因为旅途的劳累和途中应付日伪宪兵及国民党特务的盘查纠缠,他显得疲惫而虚弱。他独自坐在椅子上,默默注视着窗外,人们看到这情景,唯恐打扰了他的安宁,收住了脚步,站在院门外,静静地向东厢房里张望着。

  然而,新华社苏北分社记者却不愿失去这一采访的机会,她踮脚走进厢房。寒暄后,韬奋反客为主地对记者说:“谈谈苏北的情形,好吗?”说着从茶几上拿起了笔和记录本。

  记者问:“谈什么好呢?”

  “就谈点民主政治的情形吧。”韬奋说着示意记者坐近点。

  记者首先谈起了盐阜区召开的各界座谈会的盛况及“三三制”民主政府产生的经过,并且描绘了盐阜区各界人士紧密团结抗日的情形。

  韬奋边听边作记录,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

  记者接着又谈到刚刚召开的盐阜区首届临时参议员大会,与会代表既有共产党人,也有国民党的地方官员,既有高级将领,也有普通士兵,既有腿带泥巴的农民,也有身穿长袍马褂的地主、绅士,既有信仰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也有佛教会的和尚、尼姑。所有人无高低贵贱之分,济济一堂,各抒已见,共商民主与抗日的大计。  

  听到这些,韬奋脸上泛出喜悦的光彩,记录的速度也更快。有时记者讲快了,哪怕是一个极小的细节,韬奋也会连连摆手,非要听个明白。

  记者对韬奋十分崇敬,几次想停下来向韬奋请教。但当她看到曾经用自己的笔和口激励过无数人前进的著名文化人此时却是这样沉静,这样谦逊,如饥似渴地想了解根据地的一切,她忽然明白了,她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启示”。

  该讲的记者都讲了,室内出现长久的沉默。好一会,韬奋才若有所思地放下笔,长长地吐出一口气,自言自语地说:“真没想到,敌后的民主政治能办得这么好!”

  苏中地区,日伪大小据点林立,敌人频繁出扰。为保证韬奋的安全,新四军1师部队将他护送到比较安全的东台县,同行的有苏中行薯文教处处长刘季平。 

  此时,韬奋的病情日渐沉重。还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期间,日军对香港进行狂轰滥炸时,一枚炸弹在离韬奋不远处爆炸,巨大的声响震破了他的右耳膜。此后,韬奋便处在颠簸流转之中,备尝艰辛,一直未能得到良好的休息和治疗。加上韬奋把因脑癌而引起的常发性的耳部剧痛视作“中耳炎”,未多加重视和对症治疗,因而使疾病越拖越重了。

  乡间的小路狭窄且坎坷不平,韬奋在行进中显得很吃力。刘季平想法找来了一匹马让他骑,但马蹄一顿一顿的,刺激得韬奋的耳朵阵阵疼痛。加之这儿处于苏北水网地带,走不远就有一座小桥,这样不停地上下马,更加重了痛感。在一次过桥时,韬奋下马脚未站稳,一下滑倒在地,半晌动弹不得,只是用双手紧箍着头。战士们都慌了,忙扶他起来。他摇头示意着不要动他。过了好长时间,他才缓过一口气来,挪动着身子,颤巍巍地站立起来,在战士们的搀扶下,又蹬上了马背。

  队伍的行进速度很慢,然而韬奋仍然在与无休止的剧痛抗争着,但他却尽量装着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安然地和大家谈起他在东江根据地的见闻,以消除大家的不安。他对刘季平说:“我虽患着病,但看到战士们在雨地里跋涉有时还要进行战斗,病痛马上就减轻了。” 

  几天后,韬奋抵达1师师部驻地东台三仓。1师和苏中党政领导人粟裕、陈丕显、管文蔚等前去看望他,并劝他在三仓好好休养一段时间。在医生的精心治疗下,韬奋的病情有所缓解,人也精神了许多。于是他又忙碌起来,除了在三仓进行许多参观外,还赶到东部沿海垦区,与那里的干部、群众及各阶层人士进行广泛的接触,参观考察了民兵、妇女、儿童等各项工作的开展情况、开参加了地主士绅座谈会。在这一系列活动中,韬奋兴奋地看到,在被国民党反动派诬蔑的所谓“匪区”里,在被日本侵略者所宣称的“占领区”里,千千万万的民众被中国共产党武装和组织了起来,

  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抗战,从事着根据地建设的伟业。韬奋很受鼓舞地说:“过去十年来,从事新民主运动,只是隔靴搔痒,今天才在实际中看到了真正的新民主政治。”

  1942年12月,韬奋从东台转到苏北盐阜区。在阜宁孙河庄,受到3师师长黄克诚等人的欢迎。盐阜地委机关报《盐阜报》的记者闻讯特地跑了七八十里路赶来采访。

  记者问,“邹先生病中跋涉,辛苦万分,现在身体怎样?盐阜区人民关心着你,希望你早日恢复健康。”

  韬奋答:“谢谢你和根据地人民的好意。我的病接受新四军医生治疗后,已大为好转,再经相当时期,当可恢复。我因在病中,来这里才几天,仅到处看了看,不能和大家多多地接近,也未能参加任何会议,希望大家原谅,并请转达我对盐阜人民的谢意。”

  问,“先生对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和发展趋势看法如何?”

  答:“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对我空前有利,中国人民的抗战也越来越接近胜利。当前全国人民应督责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立即召集真正合乎民意的国民大会,给人民以言论、集会、出版之自由,同时应加强作战,加强反攻,加强援助敌后。”

  问,“先生对苏北根据地的印象怎样?’’

  答:“很兴奋。我有两个最深刻的印象,第一是共产党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忠实,充分而周到地照顾各阶级、各阶层人民的利益,使全根据地人民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了敌后抗战,第二是民主政治的实现和‘三三制’的彻底实行,使民主政治真正成为人民大众自已的政治,真使人兴奋极了。我看到老百姓热烈拥护政府,使我对于十余年来为民主政治而奔走的信心更加坚定

  韬奋虽然身体虚弱,但精力却十分旺盛。他对记者说,希望自己的病早日痊愈,这样即可投入根据地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他还谈了自己的打算,准备在苏北住一段时间,办一个刊物。

  然而,韬奋的计划尚未实现就碰上了日军大扫荡。为了保证韬奋的安全,3师师部决定将他护送到黄海边的华成公司。行前,黄克诚对护送的同志反复交待说,邹先生是著名的文化人,护送时一要保证他的安全,二要护理好他的身体,路上要特别小心。和韬奋同行的还有音乐家贺绿汀等人。  

  韬奋在华成公司,本可悉心疗养,但他却时刻关注着盐阜军民反扫荡的情况,通过专人打听消息,索看每天的报纸。他对日军的暴行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对根据地军民每一次战斗的胜利又表示出兴奋之情。在一次座谈会上,韬奋感叹地谈了他的经历后说:“这次来苏北,再次亲眼看到敌后的民主政治像一朵奇葩似的在强敌环伺、围攻下开放出来。”他结合盐阜区反扫荡的事实,说明散以重兵扫荡,但盐阜区的民主政治却巍然不动,其根本原因在于“盐阜区人民有自己的军队和人民武装”,并且得出结论“只有在枪刺的保护之下,才能建立民主。”

  韬奋在华成公司期间,经医生确诊患的并非是“中耳炎”,而且病情较前加重,脑部剧疼每天都要发作几次,一般的常规治疗巳无济于事。当时同志们劝他回上海治疗,他不同意,一心要去延安。后当他得知这也是华中局和陈毅的意思时,只好允诺了。

  韬奋在部队的护送下,沿着海边出发。出乎他预料的是,在荒漠的海边竟邂逅盐阜行署文教处长白桃,韬奋不禁喜出望外。他与白桃在上海文化界救亡运动协会时,即过往甚密,分别几年后-,不期于苏北相遇,两人均兴奋异常。据白桃回忆:“即时他(指韬奋)已身罹恶疾,呻吟终日,一看到我,把面庞贴紧于我,手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你在这里’,欢欣之状,可想而知。”韬奋向白桃叙述了他从香港日寇铁蹄下逃出来的经过,特别谈了这次苏北行的印象。故人相见,不免谈了很长时间。临别时,韬奋一再拜托白桃替他搜集苏北根据地各方面的材料,因为他“已决心写本关于苏北的书”了。他表示这次对敌后的一切还没来得及仔细看,下次再来苏北时,还要进行深入地采访。“但是,在这不长的时间内,我对敌后终于有所了解,我看到了新中国的未来。因为新中国的雏形在苏北,在陕北和其他一切根据地里形成了。”他紧紧抓着自桃的手,热切地说:“我本来早就想到延安好好学习,谁知事与愿违,因病受到阻碍。我只希望病快快地好,好了,我立刻就回来。”  ;

  1943年3月初,韬奋从盐城东面的斗龙港上船,由海路回到上海。在上海,韬奋被诊断为脑癌。当他知道自己的病情后,仍保持乐观。他在与病魔的痛苦斗争中,再次向党提出申请,迫切要求加入党党组织。同时他在写给陈毅的信中,很兴奋地谈起了在苏北的考察情况,并且表达了他十分向往苏北,要求重返苏北的愿望。最后韬奋恳求说:”我死,要死在苏北,死在抗日民主根据地。由此不难看出,韬奋对苏北印象之深、感情之深、厚望之深。

  

  

  节选自《苏北有个盐城——盐城抗战史话》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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