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盐阜区抗日民主根据地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统治区对抗日文化人材的扼杀。不少文化人感到极大的压抑，空有一腔抱负而无法施展。为此，投奔抗日民主根据地就成为他们唯一而且是必须的选择。著名音乐家、《游击队之歌》的曲作者贺绿汀便是其中之一。
贺绿汀当时在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任音乐干事。第三厅虽有郭沫若任厅长，并且有大量中共党员，但由于国民党当局一直对第三厅怀有戒心，并处处制肘，因而工作很难开展。贺绿汀“身在曹营心在汉”，多次向党组织提出要到延安工作。如果说过去他尚能勉强滞留在那样的环境，那么有一件事情的发生则更促使贺绿汀坚定去意。那是一次国民党要员张治中视察第三厅，他语出惊人：“我今天来是要收复‘租界’的”。大家一听即明白了，原来国民党当局竟将第三厅视为共产党的租界，并正式奉命前来“收复”，“收复”的办法就是张治中奉命提出的：“第三厅人员必须加入国民党，无一例外。”
贺绿汀是北伐战争时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岂能由此而改变自己的政治信仰。他急切想离开重庆。但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封锁很严，男同志去延安有困难，而女同志则可以以八路军家属的名义去延安。因此，贺绿汀的爱人姜瑞芝毅然决定先带孩子去延安。她在路途虽经过一番波折，但在周恩来的直接关怀下，仍然安抵延安。终于有一天，贺绿汀接到党组织的通知：先赴香港，然后转道苏北敌后根据地。就这样，他迈出了人生重要的一步，
贺绿汀由香港辗转上海，1941年5月13日，在黄浦江边13号码头，贺绿汀踏上了前往根据地的征程。据《贺绿汀传》记载：
他和护送他的地下交通员各坐自己的船舱，装作互不认识。到长江北岸青龙港上岸，先是日本人检查，后是伪军检查。他的身份是个穷教员，身上没有什么破绽。通过了这两道关卡，前面就是新四军地区，地下交通这时才和他相认。雇了辆独轮车，一边放行李，一边让他坐”。“到新四军地区的第一天，他就强烈地感受到了紧张的战斗气息。他接触到的地方干部一个个衣着简朴，和群众情同手足。这和在重庆看到的大官钻私人防空洞，撂下老百姓挨日本飞机炸的景象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希望在这里，这里才有生气，才有活力。
贺绿汀抵达新四军军部后，刘少奇、陈毅非常高兴。刘少奇对贺绿汀说：
“你从大后方来，这儿环境比较艰苦，敌人的扫荡又要开始，恩来同志来过电报，说你要去延安，如果这个时候走，敌人封锁线不好过，我们想让你在这里待一个时期。”
面对刘少奇的关心，贺绿汀很激动，坦诚地说：“这次我好不容易到了敌后，应当抓紧时间培养一些音乐干部，然后再去延安。我希望马上分配我的工作”。“我们已考虑好了，让你到华中鲁艺去”，刘少奇说到这儿，陈毅接上来：“延安有个鲁艺，我们这儿也有个鲁艺，需要请你这个大专家来任教师。”
贺绿汀喜形于色，没想到在这儿也有个鲁艺，他为自己有用武之地，能为根据地培养大批音乐人材而感到由衷的高兴。之后，贺绿汀一直在鲁艺华中分院任教，他的音乐才华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同时又培养了大量音乐人材。1941年?月，日军对盐城大扫荡前，新四军军部对贺绿汀等文化人的安全十分关心，专门安排他们到可靠的群众家里打埋伏。敌扫荡结束后，刘少奇专门接见了贺绿汀等文化人，说：“敌后斗争是残酷的，丘东平同志牺牲了，他表现得很英勇，你们这几个文化人都经受住了考验。”刘少奇接着说：“这次敌人扫荡，鲁艺受到损失，也给了我们教训，像苏北这样初建的根据地，目前还不适宜办鲁艺这样规模的学院，组织形式和局势不适应。现在华中局决定停办鲁艺，改组为两个鲁迅文艺工作团，分属军部和3师。”然后少奇顿了一下看着贺绿汀说：“不过，你仍可到鲁艺去工作。”
贺绿汀困惑了：鲁艺都停办了，还怎么去工作?
“我们已接到延安的电报，让你到延安鲁艺去。”
贺绿汀心情非常矛盾，延安是他一直向往的地方，可千辛万苦来到敌后，还没做出什么工作成绩，难道就这样匆匆而去?经过认真思索后，他郑重地向少奇提出请求“我希望在此至少再留半年，帮助鲁艺工作团培养干部”。少奇非常满意地同意了他的要求。
贺绿汀被调到军鲁工团担任音乐教授。由于贺绿汀的影响，军鲁工团特别侧重于音乐活动。这一时期，贺绿汀写了不少脍炙人口的歌曲，其中有一首《垦春泥》，歌颂根据地军民合作生产的景象。歌词的开头两句是“日出东来又到西哟，军民合作垦春泥……”，那活泼轻快的旋律闪耀着迷人的青春活力。同时，贺绿汀还与另一音乐家、《新四军军歌》的曲作者何士德以及《黄桥烧饼歌》的曲作者章枚等，创作了大量反映根据地军民生活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在根据地广为传唱，影响甚广。在贺绿汀等的倡导下，当时军鲁工团还开展了由文学组同志作词，音乐组同志谱曲的创作活动，创作出《战斗》、《轻骑队》、《模范战士张老三》、《我们要爱护苏北》、《盐阜之歌》、《一条心》、《天快亮了》等新歌曲，还专门为此开了一场音乐会。当时陈毅应邀参加，他兴致很高，对音乐会十分赞赏。音乐会结束时，陈毅同贺绿汀、何士德等人热烈握手，祝贺创作演出成功，同时对他们为根据地音乐的繁荣作出的贡献，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
为了培养音乐人材，贺绿汀在资料匮乏的条件下，写出了乐理学，作曲法、和声学、对位法等讲义，发到全军师，旅的宣传部门和文工团，宣传队，促进了全军文艺团体音乐素质的提高。1941年底，在太平洋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下，贺绿汀创作了大型合唱曲《1942年前奏曲》(又名《和平光明前奏曲》，后改名为《新世纪前奏曲》，热情歌颂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斗争。合唱曲旋律复杂，气势磅礴，成为贺绿汀在苏北根据地的代表作。
贺绿汀时常背着一个小提琴盒子。小提琴对于他来说犹如战士的枪，不少老百姓惊奇地注视着他的这一“武器”。他一到驻地，首先是打开琴盒，边讲授乐理和曲谱，边拉琴示范。在一些重大庆祝会、纪念会上，贺绿汀的小提琴独奏总是保留节目，那一曲曲委婉悠扬的旋律征服了多少观众。
一天，贺绿汀在月光下练琴，发现不远处坐着一个小孩全神贯注聆听他拉贝多芬的《小步舞曲》。曲终，这孩子还沉浸在痴迷的状态中。贺绿汀对这孩子很有兴趣，便同他攀谈起来，并积极鼓励他学音乐。40多年后，已经成为著名作曲家的吕其明在回忆这一难忘的经历时说：“听了这话，我是多么高兴，多么想往啊，是贺老师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播下了音乐的种子。”
贺绿汀在苏北抗日根据地生活得很充实，工作热情很高。半年很快就过去了，可是由于日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层层封锁，贺绿汀到延安的行期不得不一拖再拖。1942年，华中局扩大会议后，刘少奇率领数十名干部去延安，贺绿汀也同行。队伍在淮海区接到延安来电说：“平汉线有6道封锁沟，大队人马不可能通过”。于是决定历史学家吕振羽夫妇随刘少奇北上，贺绿汀随邓子恢等同志穿过封锁线从淮海区回到新四军军部，打算经海路去上海，再由上海经敌占区去延安。在地方党组织和抗日群众的帮助下，他多次化险为夷，最后抵达苏中1师战略区，并在1师部队的护送下，利用各种关系抵达上海，后辗转到延安，实现了他的夙愿。
节选自《苏北有个盐城——盐城抗战史话》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