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18日,黎明前的黑暗笼罩着盐城宋村。突然狗吠四起,惊破人们的五更寒梦。一群日伪军凶神恶煞般地闯进一户人家,将一位老人从被窝里拖出,反绑抓去。老人年届古稀,须发如银,正气凛然地瞪了敌人一眼,昂首挺胸赤足迈出家门。老人此去,凶多吉少,望着老人远去的身影,村民们无不失声痛哭。
酷刑之下,老人铁骨铮铮,目光如炬。
“你为什么帮助新四军?”
“……若不是新四军做我们的救星,我们老早就做亡国奴了。焉得不崇拜他们!信仰他们!”
“你是要多活几天,还是早死?”
“头可杀,不可磕;膝可断,不可屈!”
硬刑不行,又换软诱。敌酋亲为松绑,嘱医治伤,端水果,沏龙井,如待上宾。
“老先生德高望重,请你做盐城县长好不好?”
“不干!”
“听说你经营的学校被毁了,我们皇军有的是钱,你需用80万也有,100万也有。老先生回去做县长,你的儿子还当校长,多么威风,多么幸运。”
“我不干,我的儿子也不会干!”
敌酋束手无策,悻悻而去。
这位可钦可敬的爱国老人,就是在苏北军民中广为传颂的耆宿宋泽夫。
宋泽夫1872年生于盐城宋村,少时聪颖好学, 1895年赴淮安会试中秀才。考入南京宁属师范,钻研新学,接受新思想的陶冶。毕业后,他怀着为桑梓育才救国的夙愿回到盐城,在沙沟创办小学。同时积极宣传革新,鼓吹民权,提倡剪辫发,反对缠女足。1911年,他积极响应辛亥起义,团结有志之士,成为后来盐城西南乡的首领。宋教仁被袁世凯暗杀后,宋泽夫为追悼大会写了一副挽联:“杀不尽宋渔父,忙坏了曹阿瞒”,揭露袁世凯窃国擅权的罪行。为此,他又遭反动当局通缉,被迫离开盐城,避居南通。1918年,宋泽夫出任盐城县劝学所长,致力于整理学产,发展教育事业。翌年,“五四”运动爆发后,宋泽夫在新文化思潮的影响下,写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等文章,呼吁爱国救国,反对复古奴化,提倡白话文,主张男女同学,推动了盐城的新文化启蒙运动。
1924年,宋泽夫在家乡宋村创办亭湖中学,自任董事长,其子宋我真(北京大学文学系毕业)为校长,切实担负起培养教育青年的工作。
1924年后,国民党改组,革命形势日益高涨,宋泽夫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寄予很大期望。孙中山逝世后,他在追悼大会上写了挽联:“渔父在天,忽逢知己;列宁死后,几见斯人?”表达了他鲜明的政治立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奉行“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对外奴颜媚骨,对内残酷镇压。豺狼当道,暗五天日。宋泽夫对此深恶痛绝,写了不少小品文,笔锋指处,嘻笑怒骂,字字见血。他在《新公报》上发表题为《青天白日哪里去了》一文,从“乡瓜佬”谈天气人手,抱怨“为什么现在这颓天,成日的,成月的,成年的,不是暴风狂吼,就是霪雨缠绵,简直没有什么好天!”“或不刮风、不下雨,也是不阴不阳或是半阴半阳”,“试问青天白日,究竟弄到哪里去了”?接着,从上古时代的“尧天舜日”、中古时代的“光天化日”,说到君主专制时代及军阀专横时代的“偷天换日”,以及国民党所标榜的“青天白日”。进而笔锋一转:“可是事实告诉我们:增进人民幸福,幸福不如从前;解除人民前苦,痛苦甚于从前。”大声地质问道:“三民主义果真完全实行了没有?‘不拉夫’,‘不’字一笔勾销了没有?还说什么?!还说什么?!”他无情地嘲讽道:“中华民国,除了这面旗子而外,却从何处再去寻着青天白日?”这真谓一语中的,一针见血,痛快淋漓。
是年“双十节”那天,宋泽夫发表《国丧》一文,以惊人的胆魄把“国庆”斥之为“国丧”,辛辣地指出:“中华民国,除掉这块金字招牌,什么可庆的事体都寻不着”,“拿政治方面说,黑暗如故;拿经济方面说,恐慌更甚;谈到什么思想行动各方面,还不是通同如从前一样?”
1933年3月,日军侵占山海关,南京工人通电抗日,北平工人电请政府对日宣战,可是蒋介石耍手腕、玩花招,假抗日、真反共。宋泽夫感慨不已,写出《聪明亡国》一文,怒斥“聪明人”蒋介石。他以反语行文;褒赞了“老抱着‘不要钱,不怕死’那两句死话,不知变通……结果只博得‘愚忠’两个大字头衔”的民族英雄岳飞,感叹“这又是多么傻啊?!”,“我可说:除马占山、苏炳文、宋哲元等,这几个抬不进城的大傻瓜外,差不多都是聪明人。”接着,笔锋直指蒋介石:“北上!”“抗日!”“只听楼板响,不见人下楼。这是多么聪明啊!”进而毫不留情地嘲讽道:“沉默救国”、“先安内,后攘外”,“这种种有时代性的救国方略”,“又是多么聪明啊!”悲愤至极的爱国老人痛苦地呼喊:“中国不亡则已,亡必亡于聪明人。”
这一篇篇投枪匕首般的文章,无情地鞭笞了蒋介石政权,在大江南北广为流传,引起了国民党当局的忌恨,宋泽夫因而多次遭到反动政府的明文通缉和特务暗算。他的爱国主义情操和对反动势力顽强斗争的精神,受到陈毅军长的高度评价,誉之为“苏北的鲁迅”。
抗日战争爆发后,年过花甲的宋泽夫出任盐城县抗日同盟会会长,主持地方抗日事宜。日军入侵苏北后,他仍坚持敌后教育,惟以驱逐日寇、恢复国土为念,并热忱欢迎共产党和抗日民主政府派人来校领导、工作。亭湖中学在抗日战争中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人才,后来成为党和国家优秀干部者不乏其人。新四军到达盐阜区时,对新四军英勇杀敌的献身精神和辉煌战绩早有所闻的宋泽夫挺身而出,迎接新四军。他与文韬武略无不精深的陈毅军长神交已久,一见如故,深信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才是中国的希望。他对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十分赞许,欣然应聘就任盐城县临时参议会议长,以其声望和才智,发动广大群众团结抗日,以人力、物力支援新四军,并为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1941年夏,日军大举“扫荡”苏北,在盐城一带残酷“清剿”,推行“伪化”。面对日伪据点林立、伪军横行乡里的险恶形势,宋泽夫毅然返回离敌据点秦南仓仅二里路的老家宋村,自任乡长,领导当地人民锄奸抗敌反“伪化”。他将生死置之度外,不避艰险,不畏强暴,经常乘着小船到处活动,积极配合抗日除奸铁血团,检举揭发当地汉奸,由政府给予应得的惩处。周围群众非常担心他的安全,多次劝其暂时避敌锋芒,他激动地说:“新四军中,年轻小姑娘尚且不顾任何危险,与敌周旋,我已年迈,更有何惧?岂能贪生怕死,不如一个小姑娘!”就这样,他任凭日伪疯狂烧杀,始终坚持原地斗争,决不后退半步,并写下“我被俘,不赎票;我遇害,不收尸”的12字遗嘱,誓与侵略者斗争到底,字字透着浩然正气。
宋泽夫抗日救国的壮举,给抗日军民莫大鼓舞,令日伪胆战心惊。1942年3月18日,如临大敌的日伪军突然包围宋村,抓走了手无寸铁的七旬老人宋泽夫。酷刑面前,宋泽夫毫无惧色,言词激越,热情地赞颂他所敬仰的共产党、新四军:“新四军为我们抗战,为我们锄奸,是我们老百姓的队伍。”“他们人格高尚,言行一致,绝无共产共妻行为;谈到我是党员,我实不够资格,不过我的生平意志,则愿学习他们罢了。”同时,他破口大骂侵我中华的日军,痛斥汉奸走狗:“和平军,匪军也!到处奸淫掳掠,正是我们所应除之大奸!”敌人气得发疯,野兽般地毒打老人。宋泽夫斗志弥坚,断然绝食,敌人送来饭菜,他全部倒掉,“一连三天,勺饮不入口”。党组织闻之,多次设法带信给他,劝他保重身体,以待将来再为国家民族效力,宋泽夫“大为感动”!
4月8日,宋泽夫被100多个荷枪实弹的日军押往日军驻泰州司令部。日军司令南浦襄吉与伪苏北行营主任臧卓深知酷刑无法降服宋泽夫,假惺惺地换了一副面孔:“你人格高尚,学问很大,家世又这样不错,何苦去帮助新四军工作呢?”宋泽夫义无反顾地说:“惟其那样,我才这样。”敌人又许以高官厚禄,诱骗他“做和运工作”,宋泽夫拍案而起,严词拒绝。敌人仍不死心,无耻地说:“你真呆啊,把偌大的一笔财气掉了……”宋泽夫轻蔑地说:“我想发财的话,久已发财,机会也不算少。可是我天生一副硬骨头、穷命根!你们用酷刑来压迫我,不行;用势利来引诱我,没用!”敌人无可奈何,只得把他押回盐城,软禁在亮月街安民会里,继续威逼利诱。宋泽夫不为所动,坚如磐石。后在党和抗日民主政府多方营救下,宋泽夫在历经磨难以后,终于乘隙脱离了虎口,回到抗日民主根据地,重新呼吸到解放区的自由空气。
出狱后,宋泽夫仍积极从事抗日工作。他置敌人酷刑造成的伤痛于不顾,伏案写作了《被俘记》,重新整理了旧作长诗《呆子吟》,揭露了日本法西斯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怒斥了汉奸卖国贼的卑劣行径,表明了自己满腔的爱国热忱。他为山河破碎、人民蒙难而焦虑终日,痛敌后人民尚呻吟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有家归不得;恨国民党反动派倒行逆施,竟不以国家民族为重,而又祸起萧墙。是年10月,德隆望重的宋泽夫被举为盐阜区首届参议会副议长。不久他伤痛复发,病势日重,移住时杨庄疗养。他对前来探视者反复叮咛告诫:“一条路,共产党。”直至病危弥留之际,犹猛击板壁频呼:“抗日杀汉奸!”1942年12月10日下午4时,宋泽夫与世长辞,享年70岁。在追悼宋泽夫大会上,中共盐城县委敬送了这样一副挽联:
敢说敢言敢怒敢骂嫉恶如仇临终犹高呼杀敌
有气有节有爱有憎刚毅可风遇难竟不屈寇庭
节选自《苏北有个盐城——盐城抗战史话》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