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阜区党委和行政公署成立

时间:2015- 05- 19 浏览次数: [ ]
  1940年秋,中共盐阜地委成立后,配合主力部队开辟根据地,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和基层党组织,迅速打开盐城地方抗日局面。 
  1941年2月,随着根据地开辟后的形势变化,中原局决定各根据地分别成立区党委。如淮南区党委、苏中区党委、淮海区党委、盐阜区党委等。当时盐阜区是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也是华中敌后抗日的指挥中心,因此刘少奇对盐阜区党委的成立特别重视,他亲自点将,调自己的秘书刘彬任区党委书记。同月,由刘彬主持,在阜宁开会正式成立盐阜区党委,宣布区党委书记刘彬、组织部长杨纯、宣传部长曹荻秋,民运部长喻屏。盐阜地委随即自然撤销。不久,杨纯调任淮海区党委组织部长,喻屏随即继任盐阜区党委组织部长。

盐阜区党委成立后,根据日伪扫荡后的形势需要,将盐城县划为盐城、盐东、建阳三个县;将阜宁划为阜宁、阜东两个县。大县划小县后,更加方便工作的开展。

  当时,盐阜区党委的主要工作是抓群众运动,特别是发动农民群众搞减租减息,加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设。在群众运动中发现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培养干部,建立党的组织。盐阜区的群众运动直接受到刘少奇的亲切关怀和指导,他在盐城亲自领导农民搞减租减息,盐阜区党委抓群众运动的情况也直接向他汇报。时任区党委民运部长的喻屏对此感触很深,他回忆说:

“当时确定盐阜区减租减息以最富最大的盐城县为重点,盐城又以范公堤以西为重点。在盐城县委的统一安排下,我带了10多名从皖东来的青年到盐城的五区蹲点。我们到区里后,先向区负责人说明来意,希望他们大力帮助开展工作,然后具体商定到一个乡进行减租减息试点,以便摸索经验,逐步推广。我们的工作方法是集中力量,突破一点,推动全盘……在运动中,我们注意发现积极分子,启发他们的觉悟,介绍觉悟高、敢斗争、愿为群众谋利益的先进分子入团入党,培养任用干部,并以他们为中坚力量,发展抗日自卫队,建立党的组织。”

盐阜区党委的工作受到刘少奇的充分肯定,根据少奇指示,喻屏先后写了两篇文章《论大刀阔斧的工作方式》、《确立中心与推动全盘的几个问题》刊登在当时的《江淮日报》上,对群众工作的开展起到了指导作用。

盐阜区党委在刘少奇、陈毅以及黄克诚等领导的关怀下,开展了大量的工作,除群众工作外,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减租减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工作都蓬勃地开展起来。

1942年底,日伪军集中了大量兵力准备扫荡盐阜抗日根据地。为适应日趋恶化的斗争环境,华中局和军部决定,以盐阜、淮海区范围成立苏北区党委和苏北军区,盐阜、淮海区党委均改为地委,盐阜、淮海军区改为军分区。盐阜军分区由3师八旅兼,盐阜地委书记由3师副师长兼八旅旅长的张爱萍兼任,原区党委书记刘彬改任地委副书记。此后,地委的主要工作即是协助主力部队与领导地方军民开展反扫荡斗争。根据地的斗争也因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绩。自1941年夏日伪大扫荡后,盐阜区的战争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南部的点线均为日伪占领,根据地整体被分割。为了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需要,加强新形势下的对敌斗争,加快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的步伐,根据中共华中局的指示,1941年9月1日,盐阜区行政公署成立。主任宋乃德,副主任贺希明。下设秘书处,处长计雨亭;民政处,处长汤镛;财经处,处长骆耕漠;保安处,处长杨启远;文教处,处长白桃(即戴伯韬);法院,院长汤镛。

  盐阜区行政公署成立后,迅速颁布了施政方针,规定了四大工作。一是安定人心,恢复根据地的抗日秩序。在游击区积极瓦解日、伪,镇压敌探汉奸,提倡民族气节。在根据地内镇压扰乱抗日后方的土匪,保护人民的生命财产;二是调整机构,恢复与整理政府的经常工作,转变工作方法。在调整机构方面,首先是重新划设县区,其次是建立各种制度,再次是整理乡保组织;三是广泛开展对敌的武装斗争,使武装与政权更密切地结合起来;四是加强战争动员,保证军需供给。同时还颁布了《保障人权法令》、《匪伪自新暂行条例》等。

 由于各县县境基本沿袭旧的行政区划,过于分散,不便行政管理,亟须加以调整,加之日伪占据了阜宁以南的盐阜区主要交通线,分割了根据地,故盐阜区行政公署决定,将盐城县划分为盐城、盐东、建阳三县;将阜宁县划分为阜宁、阜东两县;以阜宁、灌云、涟东等县的部分地区,新设了涟灌阜边区,加上原淮安、涟东两县,盐阜区共辖7个县和一个边区。 

 1942年4月2日,盐阜行署决定在该区建立射阳县。同期盐阜行署将涟灌阜边区改称潮南县,后又改称为滨海县。并分别调整和新成立了各县抗日民主政府。其中盐城县县长骆明,盐东县县长魏心一,建阳县县长唐君照,阜宁县县长汪星,阜东县县长唐克,淮安县县长赵心权,涟东县县长万金培,滨海县县长王伯谦,射阳县县长陈克天。在县级政权建立的基础上,又对区、乡行政区划作了调整。 

 当时盐城东部沿海地区日伪盘踞合德、陈家洋、通洋港等10多个日伪据点,同时土匪、恶霸,四出骚扰,造成盐阜根据地腹背受敌。1941年底,中共盐阜区党委、盐阜区行政公署决定以武装打开东部沿海地区局面,开辟射阳河以南、串场河以东、黄沙港以北地区。新四军3师派出一个加强连,先后拔除该区靠渔湾、小关子等据点,并攻打了10余敌据点,开辟了射阳河南广大地区、建立基层抗日政权。

 民主建政工作是在残酷的斗争环境下进行的,许多抗日干部为建立地方抗日政权,在与敌人的斗争中作出了牺牲。盐东行署主任方强就是其中的一个。

1940年苏北根据地开辟后,曾在上海文化界以郭沫若的名义组织 “第三战区左翼军战地服务团”,郭沫若在《洪波曲》一书中提及的方强(本名袁文彬),随新四军民运队来到盐阜区,被分配到盐城县任民运工作队队长,在盐城以东的斗龙港(今大丰市境内)一带宣传发动群众,成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等各种形式的抗日群众组织,实行减息减租,组织生产自救。不长时间,盐东群众被发动了起来。1941年8月,盐城县成立了盐东行署,方强担任了行署主任。上级决定将原盐城县被划分三片,新成立盐城、盐东、建阳三个县,并拟由方强任盐东县县长后,方强废寝忘食,四处奔走,为盐东县抗日民主政府的早日成立,进行着紧张的工作。

1941年10月间,正当盐东县政府正式宣布成立前夕,方强带着通讯员王锦亮、税务主任陶谷、乡指导员张曼娟(亦名张琼英、张洁)等四个民运队员来到大佑公司(现射阳县新洋乡东南村),动员公司出钱出枪,支持抗日。不料,是日深夜,从花川港据点里出动了一批日、伪军,突然包围了大佑公司,在突围中张曼娟和方强先后被捕。被捕后,方强骗敌人说自己叫“赵竟存”,是做木材生意的老板;张曼娟为了掩护方强,则假称自己是方强的家属。伪军信以为真,认为他们既是做生意的,一定很有线,想趁机在他们身上捞一把,在途中便放走了张曼娟,限令她回去筹款赎人。

方强被带到南洋岸伪营部关押了几天,后被送到伍佑伪团部,经多次审问,方强始终未暴露身份。党组织为营救方强,派人请伪商会长苏瘦鹤设法营救。苏瘦鹤与伪团长沈锡明商定用钱赎回方强。但就在释放时,方强被投靠敌人的叛徒卞兆仁、蔡国栋认出。他们随即向伪师部报告。伪师长在审讯一无所获后,怕夜长梦多,于当天夜晚残忍地活埋了方强。

  在东台地区,日伪对东台县境扫荡后,在台北(东台北部地区)南部建立了东(台)潘(撇)公路封锁线,西部建立了通榆公路、串场河封锁线,中北部建立了刘(庄)大(中集)裕 (华)封锁线。活动于三仓一带的苏中、东台党政机关三面被敌封锁,一面临海。此时,中共东台县委、县政府在台南(东台南部地区)打游击,隔着封锁线,不便对台北地区实施领导,因此,苏中区党委决定建立台北行署,主任蔡公正。1942年5月正式建立台北县,成立台北县政府,蔡公正任县长。

各县、区区划的调整,适应了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便利了抗日民主政府加强对地方政权的指导工作,提高了政府工作的效能和办事效率,也便利了人民参与管理政府及各项抗日工作。对根据地的进一步巩固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在根据地相对稳定后,为了彻底实施民主政治,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建立与巩固抗日根据地,盐阜区行政公署根据中共华中局的指示,迅速进行了根据地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

盐阜区的基层政权原是在旧政权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基本上保留了原乡、保制及旧政权人员,具有临时的统一战线性质。这对迅速稳定根据地开辟初混乱的社会秩序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根据地的各项抗日建设事业的逐步推开及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实施,一些旧政人员与民主政府的矛盾日益突出。由于现有乡、保长多系国民党韩德勤在苏北统治期间留下的人员,百分之五十以上系地主、富农。这些人掌握基层政权后,许多人或是消极抵制抗日民主政府的政策法令,或是暗中勾结土匪、流氓,不时进行捣乱,或是与反共派韩德勤部串通,破坏根据地的民主建设。有些坏分子甚至叛国投敌,在日伪扫荡苏北时,与敌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杀害抗日地方干部和积极分子。这些都严重地阻碍了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

  1942年初,盐阜区行政公署颁布了施政“十大任务”。即改造下级行政机构,彻底实行减租减息法令,夏季公粮累进缴收及农村合理负担,整理田赋,整理土地,发展纺织业,建立合作社,调剂农村金融,改良司法制度,开展群众教育,加强宣传工作,整理私塾,培养地方干部,加强战时动员工作等等。其中心内容是改造下级政权,进一步加强基层政权的建设工作。

  为了切实搞好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盐阜区行政公署在阜宁县第五、八区进行了划设小区,实行乡选的试点。其方法步骤是:由县政府派人到基层召开乡保长、士绅、青年知识分子、农救干部的座谈会,报告划设小区、新乡的意义及新政权的组织方法,产生民主选举筹备委员会,召开民众动员大会,并以标语、演戏等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动员群众,编好公民小组,各组选推代表。进而举行预选区、乡行政委员会委员的大会,再召开新区、新乡公所成立大会,真正建立起体现民意的基层政权。 

  1942年5月7日,盐阜区党委书记刘彬总结了基层政权改造工作的试点经验,写成《关于乡选经验的初步总结》一文,发表在《盐阜党刊》第二期。该文介绍了阜宁县第五、八区实行乡选的大体步骤和主要经验,以指导和推动全区的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在基层政权改造过程中,各地还推行了精兵简政政策,裁减多余人员,合并机构,减轻人民负担,实行人民代表陪审制度,取缔土讼,建立巡回调解制度,颁布了保障人权法令,进一步加强司法工作的改革。

  为适应基层政权工作建设的需要,克服农村及基层政权工作干部相对不足的矛盾,盐阜区行政公署先后开办了淮涟干部学校、盐阜区行政学院,招收农村工作干部和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入学,先后培养了近千名区、乡级行政干部。同时还以阜宁县的6个乡划设了盐阜区行政公署直属区,作为盐阜区行政学院学员实习和开展工作的场所,锻炼学员的实际工作能力。之后,选择素质较好的学员充实全区各地基层政权,推动基层政权的进一步改造。通过这一系列措施,盐阜区从上到下逐步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性质的人民政权,社会政治逐步民主化。据统计,1942年初全区共有55个区,608个乡,民主力量控制的区政权已达49个,乡政权达393个。通过区划的调整,全区新设立了100多个新区,近1000个新乡。这样就更便利了人民参加政权工作,管理政府。同时,区乡干部队伍的阶级成份也发生较大变化。通过乡选,地主、富农所占的比例下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而贫农、中农所占的份额则上升到百分之六十以上。各级乡、村级干部绝大部分也为贫雇农成份。

  在两台地区,农村基层政权的改造工作比较特殊。1942年主要是对原有政权进行了调整和巩固工作。据1942年6月统计,东台县在64个乡606个保中,属根据地的有20个乡249个保;属游击区的有36个乡259个保,属伪化区的有8个乡98个保。全县5个区中仅有三仓区为完全根据地。鉴于这一特殊的斗争形势,东台县政府提出“一切工作深入农村,一切工作深入下层,一切工作为着培养地方干部,一切工作为着适应游击战争”的政权建设方针。着重组织民运工作队深入各区有关重点乡,协助开展工作,建立发展党的组织,整顿农抗会,提拔地方干部,充实政权组织,逐步调整旧职人员,举办乡、保长训练班,进行新旧政权对比教育,提高基层政权干部的政治觉悟和政策水平,惩办少数甘心附敌的伪乡保人员,团结、教育、争取旧政权人员为抗日服务。通过这一系列的措施,两台的根据地中心区的农村基层政权基本改变了原有面貌,但这些政权仍不符合“三三制”原则,亟待进一步加以改造。

盐阜区及两台地区基层政权工作的改造,大大削弱了地方封建势力,劳动人民开始真正当家作主,这对贯彻实施党的各项抗日方针政,推进根据地民主政治的建设和巩固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

  

  节选自《苏北有个盐城——盐城抗战史话》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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