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在改变着人们，塑造着人们。盐阜根据地军民在抗战中不仅觉醒起来、振奋起来，而且在生活观念上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产生了新的向往与追求，文化生活则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内容。而在文化生活中，诗歌又显得异常活跃。
古体格律诗词在苏北有一定的社会基础，而且苏北历史上不乏吟诗填词之人。但古体格律诗词毕竟框框条条较多，不便于为广大群众掌握。因此在苏北诗歌协会成立后，葛健吾、戈茅、辛劳、林山等一批新诗歌倡导者积极在苏北提倡新诗歌，在他们的努力下，新诗很快便为苏北军民所接受。
皖南事变后，诗人许幸之以满腔的悲愤和火热的激情写下了一首在苏北很有影响的新长诗《革命要用血来完成》。诗是这样开头的：“打起你的战鼓吧，同志们，举起你的战旗，用你们的歌声喊出你们的悲愤。”诗人接着如泣如诉地叙述着新四军坚持敌后抗战，英勇杀敌，成绩昭著的史实，谴责了国民党顽固派同室操戈，以使亲痛仇快的罪行。最后呼吁：“我们要用血和泪和铁的斗争，粉碎任何的民族阴谋和组织任何阴谋的敌人。战鼓配合战旗，战旗配合歌声，歌声配合战斗……革命要用血来完成，浴血就是革命的象征。”
之后，江明的长诗《六月，苏北的原野》发表，诗歌热情地歌颂了苏北根据地的新气象。继之还有常工的《我从黄河堤上来》等长诗，这些诗均有较高的文学欣赏价值。为了使新诗更能服务于抗战和为大众掌握，他们开始向短诗发展，群众稍有文化即能欣赏和接受。这其中有许幸之、刘保罗，张拓、范政、芦芒、白桦、陈允豪、路汀等人写下的《黄金谷》、《当兵颂》、《麦穗黄》、《没有新四军哪块有这日子》、《马家荡》、《人民参军》等大众化的新短诗。受他们影响，根据地的许多小知识分子，包括小学教师也纷纷写一些短小的新诗。如季亭的《送公粮》、江星的《我爱苏北》、岩新的《顽固派》、乐锋的《眼泪往肚里流》、朱安之的《替党报写稿真热心》等，这些诗通俗易懂，很受欢迎。
为了发挥诗的战斗作用，诗人们又竭力提倡诗朗诵，并在一些大型的纪念活动中，使之出现在舞台上，成为一种较受群众欢迎的艺术形式。
可是，诗人们渐渐地又不满足于新诗歌的通俗，短小和易于朗诵，因为这些还不能更大范围地拓宽诗歌的市场，还不能使诗歌在更广大的范围内为广大群众接受。于是墙头诗便在盐阜区应运而生。
墙头诗最早诞生在陕甘宁边区，它的特点就是把短小、精练、通俗的诗句写上墙上，群众一目了然，一听就能记上，宣传效果直接。以后，墙头诗又被推广到桂林、重庆等地。在苏北最早热心于墙头诗的是诗人向阳，他率先创作了墙头诗登在报纸上，当时群众见了颇为新奇。以后他写了一篇题为《开展“街头诗”和“墙头小说’’运动》的文章，发表在1941年5月的《江淮日报》上。文章说：“将一种诗或一种小说写在纸上，贴到大街通衢上，使大众可以随时阅读，这不仅是一件非常经济的事，同时也是使文学深入大众的一种最好的办法。”《江淮日报》又零星地刊载了一些墙头诗作品，不久又专辟了《街头诗运动专号》，发表了《自卫队》、《都来参加妇救会》等8首街头诗。此后，墙头诗或街头诗形式受到更加广泛的注意，大批文化人按捺不住激情，写出一首又一首新的短诗，然后抄在纸上贴上墙，有的则把报纸上刊载的墙头诗抄录下来贴上墙。苏北诗歌协会的同志则干脆把20余首诗歌直接写在湖垛镇的墙壁上，内容围绕反扫荡，号召军民做好准备，齐心合力粉碎敌人扫荡。这是苏北最早写在墙上的墙头诗，其特点是“人们走在路上也可以读到新诗篇”。然而由于当时面临着紧张的反扫荡斗争，因而刚起步的墙头诗仅仅形成一个雏形，随即就因为紧张的斗争形势而处于停滞状态。直到1942年，根据地形势相对稳定，加之反扫荡斗争过程中，苏北诗歌协会解散以及许多报纸、杂志停刊，诗歌失去了活动中心和与大众见面的媒介，于是墙头诗重新得以恢复，更加受到诗人及大众的重视和青睐，逐步形成了在苏北地区流行、普及并颇有声势的墙头诗运动。
盐阜区的墙头诗运动是与两位极力推崇者与实践者的努力分不开的。一位是陈辛劳，抗战前，他在中国诗坛上就享有声誉。1940年，他离开国统区加入新四军行列。翌年春，抵苏北根据地任鲁艺华中分院文学系教授。
辛劳在皖南时曾写过一首万言长诗《捧血者》，聂绀弩为此专门写了文章发表在《东南月刊上》，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较高的评价。但新四军政委项英在一次军人大会上公开批评这件事说：“辛劳为什么要写那么长的诗，现在谁有那么多的时间去读他那万言诗?聂绀弩为什么还要吹捧他?难道要鼓励大家写万言诗吗?”项英的批评虽说是尖锐了一点，但却颇有道理。诗人必须正视战争环境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否则就变成了自我呻吟。因此陈辛劳到盐阜区后，吸取了过去的教训，他一边教学，一边实践，创作了一些贴近生活的短小易懂的新诗，如《人牛太平》、《新十四行》、《谁》等，深受欢迎。陈辛劳由此一发不可收，干脆拎着一个石灰桶，带着鲁艺的学生在盐城大街小巷书写他的新作。如“日本法西斯，不过是只小狗，四年来在中国，到处挨揍。法西斯的寿命，现在只剩下个蜡烛头，先埋了它，这只日本法西斯小狗1”这首《先埋了它》的诗，仅8句，前后紧扣，琅琅上口，行人只要在墙前停留片刻，就能记熟。群众为此亲切地称之为“街头诗”。为了发动大家都来写新的“街头诗”，陈辛劳结合自己的感受，写了一篇论街头诗的文章，说：“街头诗是战斗的、宣传的、深入群众最尖锐的形式，它是短剑，它是大斧。”他认为“作为一个诗人，不仅要能打诗歌的正规战，而且要能打诗歌的游击战(街头诗)。街头诗是诗的一种形式，不是广告，不是标语，不是莲花落，也不是分行的论文或分行有韵的传单。”陈辛劳对墙头诗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他在《街头诗短论》中很有见识地说：“如果使诗歌走向大众化，写出能为大众所需要、所喜欢的诗歌，必须从街头诗做起，这是诗歌大众化的先锋。”
陈辛劳性格内向，比较深沉，平时沉默寡言。但他有一次曾对别人说过：“我站在你的面前，你不了解我心中的伟大。”不了解他的人常以此作茶余饭后的笑料，说他孤芳自赏，自命不凡，但他根本不当一回事。1942年，陈辛劳因肺病严重，组织上送他到外地去治疗，路过曹甸时，不幸被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抓去。在重刑面前，他毫不屈服，最后死于狱中。噩耗传来，熟悉和不熟悉他的人无不肃然起敬，看到了他“心中的伟大”。这位抗日诗人，苏北墙头诗的主要发起人之一终于以“自命不凡”作了自己一生的注脚。
另一位墙头诗倡导者是林山，他是广东人，是从延安调来苏北敌后的。1941年夏，他从上海来苏北时，党的地下交通安排他与另一位同志为一组，化装成小商人。在到达长江北岸港口，经过日军和汉奸的岗哨时，因林山是广东人，讲话会露出破绽，故而盘查时一言不语，由别人代为回答，总算过了关卡。到了苏北根据地后，这位诗人憋不住了，尽情畅谈欢笑，庆贺安全抵达目的地。从此，他即与苏北墙头诗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推动苏北墙头诗的开展，林山撰文分析了苏北开展墙头诗运动的主观条件(诗人的努力)与客观条件(群众运动的开展，大众政治文化水准提高)都己具备，因而“是发展街头诗的理想地区，街头诗运动应该在这里大大的开展起来。”他还说：“假使苏北的诗歌组织者和诗歌的工作者都动员起来，认真地经常地来写街头诗，大胆地有组织地走向街头，走下乡村，把诗歌写到或贴到一切可以写可以贴的地方去，假使各方面都能给以应有的帮助，我敢断定，街头诗运动一定很快就会开展起来的。”后来事实的发展，确如他希望和预言的那样，墙头诗在苏盐阜区很快便开展起来了。
林山认为墙头诗是诗歌走向大众，造成大众诗歌的切实的做法。为此，他甚至想“一个人拎一桶石灰水，带一支毛笔，跑遍盐阜区，把盐阜区乡村土地庙上都写上他的诗篇。”可见他的热情之高。事实上，林山对墙头诗的贡献确实是很突出的，他写的《蝗虫与皇军》、《鸡伴黄鼠狼》、《若要不死》等墙头诗，在当时颇受欢迎。他的诗将思想性、艺术性融合在一起，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由唐韬、严家炎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评价林山的墙头诗时说：“对日寇的‘三光’政策和狡诈阴谋以及虚弱动摇的思想作了尖锐的揭露。比喻巧妙，对比鲜明，是这些小诗的基本特点。”
1942年11月，《大众知识》第7期上发表了林山的10首墙头诗新作：“南京城墙高，南京城门厚，南京城里有个汪精卫，脸皮比城墙厚十倍”（《厚脸皮》）；“下种要下好种子，选举要选好代表，下种之后要拔草，选举之后要检举，除草要除得干净，检举要毫不留情”（《民选》）……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由于林山等人的努力研究和探索。苏北根据地墙头诗的形式，逐步形成大体整齐，注意押韵、对仗以及大量劳动人民语言的运用这样一种特点。
林山还发起和组织了“墙头诗画社”，出了一本《墙头诗画集》，收入28首墙头诗，还配了6幅画。这种把墙头诗与插画结合起来，就成了一种新的文艺作品形成——诗配画，从而更具艺术吸引力。
除了林山、辛劳以外，还有诸如艾寒松、陈允豪、钱毅等也为墙头诗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努力。1942年，新四军军部驻阜宁陈集，诗人们便以陈集小街和附近周围村庄为墙头诗阵地，搞得十分活跃。军师鲁工团也跟着行动起来，他们活动到哪里，便把墙头诗带到哪里。他们不仅把墙头诗写在校园墙上或写在纸上贴上墙，而且还在住地附近办起“墙头诗专栏”，或在黑板报上定期出刊墙头诗。这样，不论在集镇或农村，凡是有墙可用的地方，都有墙头诗。墙头诗又很快被编入课本，成为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的教材。此举更促进了墙头诗的普及。
墙头诗是作为一种宣传武器和文学形式出现的，它为抗战服务，为根据地建设服务，不受纸张和印刷条件的限制，有墙即行，在战争环境中容易存在和发展。同时，墙头诗又由于其具体生动、通俗易懂、短小精悍而有着无限的生命力。苏北墙头诗反映的内容较广泛，包括生产、民兵、参军、战斗等诸多方面。有些诗表达的意思一目了然，读起来琅琅上口，一听就懂。如“鬼子来了——受罪，伪军来了——开柜，新四军来了——开会”，“好铁要打钉，好汉要当兵，大家参加新四军，赶走鬼子享太平”，“主力一到，伪军吓得直跳，主力一攻，伪军个个送终’等。当时，每一首新的墙头诗上墙，就被群众围着，以先睹为快，可见影响之大，效果之好。
作为诗歌的一种形式，墙头诗在盐阜根据地如此繁荣、普及和深入群众，这是亘古未有的事。它的作用可以用当年墙头诗的参予者陆维特在《苏北墙头诗运动的回顾和瞻前》文中的一段话来说明，“因为它用了教导人民，反对暴虐、反对仇敌、引向光明、引向胜利的诗句，培养人民高贵的灵魂，因为它运用了接近人民大众的诗歌形式，容易为人民接受。如果说要举出由于受墙头诗的影响而发生了哪些效果，我却没有这个具体材料，但我们可以这样说，有些墙头诗已变为流行的歌曲，如《来了新四军》已作为人民爱护新四军的语言。它提出了我们从事大众诗歌运动的一种创作形式与风格，它证明了这是大众诗歌运动一条可走的路”。
事实证明墙头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形式在巩固和保卫抗日民主根据地中所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节选自《苏北有个盐城——盐城抗战史话》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