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文化界在党的领导下，积极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由于战局的发展，不少文化人相继离开上海，党组织决定著名的文学家、戏剧家阿英留在“孤岛”坚持，筹办“风雨书屋”，出版《文献》杂志，宣传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战活动。这些活动不断受到日伪的威胁和破坏，后来书屋遭查封，人员遭逮捕，阿英亦遭通缉。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地下党组织决定阿英火速撤离上海。关于去向问题，阿英曾有两个设想：一是经香港转广州，二是到苏北根据地去。阿英更倾向于后者。尽管那里条件艰苦，但那里是火热的抗日斗争第一线，可以撷取大量的创作素材。后来党组织果然通知阿英到苏北。于是阿英毅然率领全家乘船离开上海，奔赴新的世界。
上海到苏北，如果不绕道，行程只需10日左右。可是由于日伪重重封锁，关卡甚多，途中迂回辗转，时遇险情，“常是持枪在手，暗夜潜行。诸凡海陆河川，风雨晦暝，艰辛苦难，无不饱经”。历时半年多，于1942年7月安全抵达苏北盐阜区。以后阿英在回忆这段情况时写道：“到达苏北后，我才得知，要我去新四军的，乃是陈毅同志的主意。我们一家能够安全抵达军部，全赖华中局和陈毅同志多方关照。”又说：“早在上海时就知道陈毅同志能征善战，又精通文墨，他驰骋疆场，又瞩目文坛，对我们党的军队文化建设也卓有功绩。这一点，我来到陈毅同志身边后，感受很深。”
陈毅对阿英的到来十分欣慰，当陈毅在停翅港军部和阿英见面时，双方一见如故，谈得十分投机。陈军长以尊重的语气说到早在十多年前就读过阿英的作品，并表示，“吾军在文艺及戏剧上反映甚弱，人才如得开展，颇想致力于此”，希望阿英“留此最好能专事写作”，“集中文化人，重振军区文化”。阿英见肩负指挥全军作战重任的陈军长，在戎马倥偬中，犹能如此重视文化工作，十分信赖和器重自己，心中充溢着知遇之情。他在日记中称赞陈军长“真一儒将也”，还写了“将军只手定苏北，勋业争传大江南”，“融合马列成巾纶，敌后坚持贼胆寒”的热情诗句，赠以陈毅军长以示敬重。从此他们相互引为知己，相对畅抒胸臆，阿英成为陈军长处随意进出的常客。他们相互切磋交流文学方面的问题和意见，常常谈到“繁星耿耿一河横，丛林静止夜无声”时才尽兴而归。
1943年，军部转移到淮南后，陈毅仍不时致函阿英，对他十分关切。当时由于战争环境，书信难以畅通，敌人造谣说阿英在苏北遇害身亡，陈毅听到后焦急万分，急电询问。后得知情况后，又专函慰问：“黄师长来，略悉近况，颇慰。前伪方反宣传，闻之焦虑万分。后电询无恙，复大喜……近来剧作多少，愿让我先睹否?”阿英在陈军长离去之后，也曾将报刊上所载的陈军长的诗作逐一以毛笔抄写并装订成册，送呈陈军长惠存留念。
阿英到苏北盐阜区，即按陈毅军长的意见，着手搜集“宋公堤”的创作材料。当时“宋公堤”可称之为苏北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同时它的政治意义又远远超过堤的本身。
历史上，苏北沿海一带经常遭受海潮、海啸的侵袭，给人民群众带来深重的灾难。据记载，海潮之时，“飓风肆虐，暴雨逞凶，潮若沙崩，堤如沙泻。屋庐遇浪而摧，人畜随波以逝。命倾顷刻，不闻呼号之声，死在须臾，悉作含冤之鬼……昔之稼禾千顷，今尽槁为枯亥，昔之烟火万家，今悉荡为平地。野乏青葱之色，田满斥卤之痕……”。因此，根据地开辟后，修筑海堤，抵御海啸，一方面是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建设根据地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抗日民主政府取信于民的一项重要措施。在阜宁县长宋乃德的主持下，在华中局和新四军3师部队的支持下，当地抗日民主政府发动10万民工，仅用半年时间即修筑了一座90多华里长的大海堤。当地群众为感戴此德政，誉之为“宋公堤”，以与历史上范仲淹修的“范公堤”相题并论。
为了反映盐阜根据地初建时的这一政绩，阿英曾亲访宋乃德，又奔赴阜东海堤采访，多方询问当事人，收集了大量资料，共写成札记3卷，后撰写成两万多字的《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宋公堤》一文，发表于《新知识》杂志。该文开篇即赋五言诗：“壮气凌云上，雄才一代中。孤军驱暴虐，只手拯哀鸿。苏北干城重，淮东障海功。生灵数百万，翘首仰英风!”
随后，阿英又广泛地收集材料，查阅考证了阜宁、盐城、淮安，涟水等县历代县志和有关史料，写成《盐阜民族英雄传》4卷。其中包括《陆秀夫传》、《张忠孝传》、《汤鼎传》、《史符传》、《卜通传》、《沈坤传》、《陈仓传》、《陈玉澍传》、《顾正红传》等，借用历代民族英雄的光辉形象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激励根据地军民，鼓舞抗日救国斗志。阿英以后还写了不少新闻、通讯和故事。在《岳武穆与共产党》一文中，他叙述了在阜宁会见某硕耆并与其谈话的情形。这位硕耆引用岳武穆的话说：“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命，共产党真能做到这样，怎能不得天下呢?”短短百来字，借硕耆之口，说出了一个已为实践证明了的真理，生动形象，易为读者接受。
阿英在盐阜区十分注重文学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活动，即使在日军扫荡期间，也从未搁笔辍学。1943年，根据地形势十分紧张，阿英在海甸打埋伏，仍朝夕伏案阅检文学资料，编成《太平广记采集书目索引》8卷，写成《古小说考逸》1卷，抄辑《神话女史》、《武天后事辑》、《女娲记》、《唐传奇叙录》、《听风拾稗录》各1卷。他在开掘祖国文学宝藏方面，确实做到了锲而不舍，分秒必争。
1942年11月，阿英与钱俊瑞、黄源、杨帆、胡考、贺绿汀、范长江等文化人一起，决定将原盐阜区办的《大众知识》改名为《新知识》，内容改为专谈文化。以后因日军扫荡，不少同志分赴各地，此计划遂被拖延下来。1943年6月，阿英与王阑西，车载、杨帆、赵平生等重提旧愿，并由阿英担任主编，阿英长子钱毅为助理编辑。该杂志是以地方、部队干部和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的大型综合性杂志。当时陈毅、黄克诚等领导对《新知识》十分关心。陈毅在淮南专门致电云：“阿英、车载、阑西同志：《大众知识》复刊，甚好。创刊号我来不及投稿，以后可以写几篇小文章，以答雅意。我建议，《新知识》应以顾及中上层社会为度，且应成为活泼生动的综合杂志。”黄克诚也提出意见：“《新知识》应该是以反法西斯与宣传民主为政治方向。”
阿英为《新知识》付出极大热情和精力，《新知识》除转载延安的一些重要文章外，主要是反映苏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教育、文艺等方面的活动，也有一些翻译、介绍苏联卫国战争的文艺作品，对党的文艺政策的宣传亦占了很大比重。阿英亦亲自撰文，如《真假三民主义》、《重庆见闻录》、《墨索里尼》等，无情地抨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统治，揭露国际国内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他还写了《唐朝掘墓盗的故事》、《气节与黄冠》等杂文，辛辣地讽刺了汉奸的丑恶嘴脸。 阿英还主编过《盐阜报》副刊《新地》。他从看稿、选稿、改稿、编排、划样以致版面设计和校对都自己动手，每天写出的约稿信都有一、二十封。有时阿英骑马涉水，去几十里外的印刷厂处理技术问题。他严谨、认真、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不愧为文化战士的楷模。
1942年秋，新四军3师鲁艺工作团沙地将阿英写的剧本《碧海花》、《海国英雄》合编为《郑家父子》一剧，阿英在改编、排演过程中不断给予具体指导。部队和地方的文艺工作者，写了剧本请他看，他不论多忙，总是挤出时间来阅读指点，耐心帮助。同时，他还挤出时间来帮助地方文工团和群众剧团写剧本、排戏。1943年，阜东县县长唐克邀请阿英帮助新成立的阜东文工团进行培训，阿英花了20多天时间给他们讲课、选剧本，并指导他们排演了黄其明的《照减不误》和《参军记》、《小板凳》等小戏。阿英还曾在华成公司帮助职工和实业警备队战士排演了《劝懒汉》、《新小放牛》和《增加生产》等秧歌舞剧。阿英根据他的戏剧实践经验，写出了《论农村剧团组织训练与演出》、《敌后演出四讲》和《关于盐阜区的儿童戏剧问题》等专文在报刊上发表，有力地指导了全区群众性戏剧活动。
1942年底，日伪军准备扫荡盐阜区，阿英遂与黄克诚师长商谈全家的应变措施。黄师长尊重阿英意见，由本人作主，可以返沪，可以留师部。阿英决定将女儿钱璎送上海(结果也未去)，两个儿子下连队，自己随军。黄师长表示完全同意。阿英说：“因余个人，实宁愿牺牲于此，不愿返归沦陷区也。”危难之中方显英雄本色，作为一个文化人，阿英的这种勇敢和坚毅不拔的精神是可敬可佩的。
阿英1946年随军北撤。他在苏北盐阜区艰苦战斗近5年。在抗日战争最困难的岁月里，他与盐阜人民同舟共济，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他写的《敌后日记》上下两册，80多万字，翔实记录了他在苏北敌后的战斗生活，为研究苏北革命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珍贵历史资料。
节选自《苏北有个盐城——盐城抗战史话》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