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弯弯的乡间小路,穿过一片绿色的农田,久负盛名的苏北阜宁县陈集乡卖饭曹村便展现在眼前。
相传,明初洪武年间,曹氏家族从苏州阊门迁徙到淮安府庙湾场定居,从事农耕。从阜宁县城至淮安府有一条官道,官府车马、南北客商熙来攘往,必经庙湾场曹氏村庄。为此,曹氏经营的卖饭小铺便在官道旁的“小桥流水”处应运而生了。也许是占着天时地利,也许是经营有方,小饭铺生意兴隆,名扬四周。久而久之,人们便以“卖饭曹”而代称曹氏村庄了。抗战时期,卖饭曹又因其成为文化村而更加闻名遐迩。
文化村建于1942年。当时苏北根据地已形成规模,各种人才云集,其中尤以文化人为最。这主要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入上海的英法租界和占领香港,原来依托上海和香港进行抗日活动的文化人无法继续生存,以致许多著名文化人不得不转移阵地,投奔苏北。 .
当时在苏北的新四军领导人陈毅等十分关注敌占区以及大后方文化人的安全,通过多种渠道安排他们到苏北。其中有知名经济学家薛暮桥、骆耕漠,国际问题专家钱俊瑞,作家孙冶方、贝叶、夏征农、黄源、李一氓,教育家白桃,小儿科专家沈其震,自然科学家孙克定,名记者范长江,重庆《新华日报》记者刘述周,文艺理论自蒋天佐、艾寒松,《静静的顿河》译者金人,戏剧家阿英,作曲家贺绿汀、孟波,音乐家何士德,画家胡考,木刻家赖少其,考古学家吕振羽,日本问题专家张百川,舞台装置专家池宁,还有高扬、包子静、亚丁、林淡秋、殷扬等学者和文化人士。
他们当中绝大多数分别从香港、上海、重庆、桂林等地聚集苏北,这无疑给苏北的文化工作注入新的活力。
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非常关心这批文化人。1942年夏,华中局专门成立了华中文化工作委员会,钱俊瑞任书记。根据陈毅的指示,文委委员杨帆专门负责与新来的文化人联系,并妥善安置他们的工作。考虑到苏北根据地文化人将陆续增多,陈毅与阿英、杨帆等商量,决定利用文化人较多的优势,将他们集中到一起,以使他们能够相对集中地开展文化活动,研讨和交流工作经验,促进文化工作在根据地的普及提高。为此,军部决定在环境相对安静的洪泽湖畔建立文化中心,并择定在离军部驻地停翅港不远的卖饭曹村设置“文化村”。
一个多月后,“文化村”初具规模,众多文化人云集于此,尽情挥毫作书、赋诗唱和、棋琴书画,无所不有,形成一种空前的、热烈的文化高潮。文化村,实际上是文化人的聚居地。当时住在文化村的人并不多,主要有杨帆、阿英、范长江、胡考、池宁、铁璎、天然、李明、徐雪寒、孙冶方等10多人,但住文化村附近的还有军鲁工团的贺绿汀、行政学院的车载、抗大华中总分校的薛暮桥、《盐阜大众报》社的王阑西以及吴蔷、沈其震、骆耕漠、孙克定、林山等一批文化人。他们经常到文化村聚会,开展文化交流活动。新四军3师师长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以及中共华中局宣传部部长彭康、文委书记钱俊瑞等亦经常到文化村,看望文化人,鼓励他们搞好抗日文化工作。文化村还有一位常客,即新四军军长陈毅。他住在与文化村相邻的停翅港,往来非常方便。他常到文化村看望文化人,和他们促膝谈心,切磋交流,相处甚欢。
文化村中文化人最感困难的是看不到书。但盐阜区历史上文人墨客很多,民间藏书也较丰富,陈毅为此专门托阜宁县长宋乃德、3师师长黄克诚以及阿英等人留意收集图书。以后阿英分别在当地士绅和群众手里收得不少有价值的书,在文化村中互为传阅,一时成为文化人甚为快慰的事。
陈毅对文化村期望很高,不仅要求文化人创作出反映新四军根据地军民风貌的文艺作品,而且还要求他们出版专门杂志。为此,这些文化人组织了一个文化杂志编委会,并推钱俊瑞、杨帆、黄源、胡考、贺绿汀、范长江、阿英7人为委员,各自都承担撰稿任务,积极筹备出版刊物。
文化村内还专门设立了一个俱乐部,每周六都有丰富多采的文化人自娱活动。陈毅经常到俱乐部和文化人对弈。参谋长赖传珠也经常棋瘾大发,到俱乐部摆几局方才罢休。
文化村村长由陈毅直接指定杨帆担任,选中杨帆决不是偶然的。杨帆1937年在上海担任《译报》编辑,那时他用的名字是殷扬。他参加了文化界救国会,从事左翼戏剧运动,写过许多诗文和戏剧评论文章。1938年他调皖南军部任项英的秘书,后调军法处当科长。皖南事变后,他凭着机智和勇敢历经艰险,穿过敌人的重重包围,终于回到苏北新四军军部。
杨帆担任文化村村长任务有三:一是负责军部、华中局和文化人之间的联系;二是支持文化人的工作;三是办好食堂、俱乐部,照料好文化人及其亲属子女的生活和安全。当时根据地物质生活很艰苦,但对这批文化人还是尽可能的予以优待。发衣服、日用品,一般都是团级干部待遇,每月还发特别津贴20元或30元,用作买香烟和零用。根据地军民对文化人的厚爱,使文化人深为感动,特别是陈毅对文化人的关心真可谓无微不至。由于根据地条件比较艰苦,有时陈毅便用自己最喜欢喝的红薯干粥来招待文化人。饭间漫谈,饭后畅叙,大家心情怡然,相处甚欢。
苏北汇集了众多的文人雅士,这种高密度的文人集聚在根据地是不多见的,由此引发了陈毅的联想,他在考虑能否成立一个诗文社性质的文化组织,以把众多的诗文爱好者吸引到一起来,为抗战的文化出力。
陈毅这一思路在当时是很成熟的。士绅、文人经过在苏北一年多时间的诗文往返,沟通了相互间的了解,形成了一种抗战的文化统一战线,也创造了一种氛围,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942年10月,盐阜区参议会的召开,为陈毅着手落实一直耿耿于怀的诗文社创造了契机。
参议会期间,陈毅专门约请了出席会议的文人、学者、土绅,名流商讨诗文社事,颇得赞同,应者热烈。会议闭幕那天,陈毅又专程到文化村,与一些文化人土商定诗文社组织章程等具体事宜,并采纳了庞友兰、杨芷江提议的“湖海诗文社”名称。其意有三,“陈元龙湖海之士,因军长而起也;盐阜有射阳湖、黄海,因地而起也;宋诗“湖海楼开名集”,因雅集而起也。经商讨,将“诗文”改为“艺文”,以期能更广泛地吸收书画、金石诸方面人才。
湖海艺文社,颇得各方文人赞赏,当时签定之发起人为陈毅、彭康、李亚农、庞友兰、杨芷江、唐碧澄、计雨亭、姜指庵、王冀英、顾希文,沈其人、范长江、王阑西、白桃、车载、乔耀汉、杨幼樵、薛暮桥、叶芳炎、杨帆、阿英、李一氓。其中有军部、华中局及苏北地方政权负责人,有享有声誉的著名文化人,亦有苏北硕重及著名士绅。从发起人范围之广,面之宽,即可见湖海艺文社五湖四海之性质了。
当时决定拟邀入社者,有42人。同时决定各区负责人为:射阳顾希文,建阳乔耀汉、唐碧澄,盐城宋泽夫,阜宁王冀英,东坎庞友兰,八滩杨芷江,部队陈毅。淮安、涟东,滨海、盐东4县,则由王阑西负责接洽关系。
湖海艺文社缘起由杨芷江起草,全文为:
敬启者,溯自倭寇内侵,凌轹备至,堂堂华胄,牺牲于敌人铁蹄之下者,不知几多矣。凡属血气之伦,莫不切齿痛恨,因之群起抵抗,以保我民族,以卫我国家,以争取我之自由。然处此暴力之下,文人志士,知识较高于群众,不甘作马牛,体力较弱于战员,不能执干戈,只有发为文章,形诸歌咏,以抒胸中愤慨之气,以写敌人残酷之情,吁,亦可悲矣。及今河山破碎,道途梗塞,朋旧难聚于一堂,诗歌多成于独咏,无复共赏,私藏名山,遂致倡导力量,不获充分发展,启迪之功,至微且末。同人等有鉴于此,特创设湖海艺文社于阜宁县文化村,期文字之唱酬,俾声气之求应。海内爱国之士,具有抗敌观念,愿缔翰墨缘者,莫不竭诚欢迎,以求精神之集合,以求学术之发扬。藉可歌可泣之诗文,鼓如虎如罴之勇气,裨益抗敌,裨益建国,良非浅鲜。设徒精意于刻划,肆情于风月,致贻雕虫之讥,更启玩物之消者,则亦非同人等所敢闻命也。此谨启达,诸希鉴谅。
湖海艺文社临时社约由阿英起草,共6条:
1、凡愿以艺文为抗建服务,由发起人二人以上之介绍,经秘书处审查合格者,得为本社社员。
2、本社采取单纯组织,设秘书三人,成立秘书处,处理一切,每界大会,改选一次。
3、本社规定每年举行大会二次,各分区每二月雅集一次,遇有特殊情形,均得随时召集。
4、社员着作,随时寄交秘书处,分期发表,辑印成书,有裨抗建专册,另设丛书单行。
5、本社不收社费,印刷雅集所需,随时公告,社员自由资助。
6、社员不愿继续在会,可随时申请退出,有破坏抗建行为,经检举证实,本社同仁亦共弃之。
湖海艺文社成立后,陈毅特意为其作一首长诗:《湖海艺文社开征引》:
今我在戎行,曷言艺文事?慷慨每难免,兴会淋漓至。柔翰偶驱策,宛转成文字。不为古人奴,浩歌聊自试。师今亦好古,玩古生新意。大雅未能跻,庸俗早自弃。李杜长已矣,苏黄非我类。韩孟能硬瘦,温李苦柔媚。元白自清浅,刘陆但恣肆。降及元明清,风格愈下坠。微时工穷愁,达时颂高位。一生营营者,个人利禄累。艺文官僚化,雕虫尽可废。岂无贤与豪,诗骨抗权贵。仅存气节耳,高压即粉碎。封建为基础,流变益疡溃。晚近新诗出,改革仅形式。其中洋八股, 列位更末次。应知时势变,新局启圣智。人民千百万,蓬勃满生气。斗争在前茅,屈伸本正义。此中真歌哭, 情文两具备。豪气贯日月,英风动大地。万古千秋业,天下为公器。先圣未能此,后贤乏斯味。若无大手笔,谁堪创世纪?嗟予生也鲁,空有运斤意。淮南多俊贤,历代挺材异。诗国新疆土,大可立汉帜,薄言当献芹,文坛望新赐。
诗中,陈毅“兴会淋漓至”的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同时抒发了“豪气贯日月,英风动大地”的壮阔情怀,并且鼓舞各阶层文化人士在抗日工作中,“斗争在前茅,屈伸本正义,此中真歌哭,情文两具备”。
“湖海艺文社”成立后不久,陈毅即离开盐阜区去高邮湖西布署反扫荡斗争,但是,他仍然十分关心艺文社的活动。在陈毅的倡导下,《新知识》杂志专门开辟了“湖海诗文选”一栏,集中发表艺文社成员的诗作。《新知识》共办了6期。当时张爱萍、吕振羽、李一氓、范长江等,还有各界爱国人士,都写了不少光彩熠熠的诗篇。陈毅专门从高邮湖西寄来自己的诗章,如“送沈、张诸君赴延安”、“大柳巷春游”等,在《新知识》和其他报刊上发表。
诞生于苏北土壤中的湖海艺文社,成为苏北新文化运动中的一朵奇葩,在陈毅的精心培育下,在各界文化名流士绅的共同扶植下,在抗日斗争的烽火中向阳怒放,越开越艳。
1942年底,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离开盐阜区,转移至淮南黄花塘。行前,陈毅专门布置黄克诚照顾在苏北的文化人,并特地将杨帆留在盐阜区,继续兼顾文化人的生活和安全。在杨帆的具体安排下,这些文化人迅速转移至东坎、八滩一带,分散打埋仗。由于陈毅、黄克诚以及杨帆等的精心安排和照顾,在日伪对盐阜根据地实施第二次大扫荡时,在苏北的文化人均安然无恙,未受到任何损失。后来根据组织安排,这些文化人有的回上海,有的辗转去延安,有的随部队行动。文化村亦由此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节选自《苏北有个盐城——盐城抗战史话》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