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帮”在阴谋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同时，还插手江苏各地，培植地方帮派势力，到处进行捣乱和破坏，妄图把江苏搞乱。盐城地区在“四人帮”及其江苏的帮派体系的干扰下，也出现一些谬论和反动思潮，形成一些小帮派。地委明确指出，“四人帮”插手各地，“黑线”通到江苏，盐城地区的流毒和影响是严重的。盐城地区的追随者有的抄传单，刷标语，贴大字报，写黑信，告黑状，找靠山，煽动群众起来反对地、县各级党委，妄图把盐城搞乱；有的打着批邓、联系实际的幌子，无中生有，捏造罪名，乱扣帽子，挑拨离间，上下串连，搞阴谋诡计，企图打倒一批地、县委和各级领导同志；有的搞宗派，拉山头，大搞分裂主义。“四人帮”在江苏的罪恶活动和对盐城地区的流毒和影响，必须彻底查清，彻底清算。
在地委的领导下，盐城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在揭批“四人帮”的同时，紧密联系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实际，对“四人帮”在江苏的代理人及盐城的追随者进行彻底的揭发和批判。“四人帮”在盐城的帮派骨干分子主要集中在地区机关和直属单位，虽然仅有十几人，其中核心人物不过四五人，但他们掌握一定的权力，有一定能量，形成一股帮派势力。为此，揭发、批判、清查盐城帮派分子的斗争首先从地区机关抓起，地委召开了机关中层干部扩大会议进行全面发动。经过近20天的学习和揭发，清查出重点人和重点事。在此基础上，采取群众运动与专门小组相结合、群众揭发和专案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对重点人进行耐心的教育帮助，开展系统的揭发批判，把他们参与的帮派括动一件件查清楚。地区直属单位和各县的清查活动随后也在地委的统一领导下分步展开。
盐城地委在揭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斗争中，发动群众自己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自觉地摆脱“四人帮”的毒害和影响，主动揭发帮派活动及与帮派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为了进一步推动清查工作，地委于1978年1月20日召开了全区揭批“四人帮”反革命罪行大会，主会场设在地区体育馆，各县及部分公社共设111个分会场，参加会议的共有10万余人。这次大会鼓舞了群众斗志，震慑了帮派骨干，促使重点审查对象进一步交代问题。在清查工作中，地委始终坚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规定“各单位确定重点人，进行点名批判，必须经过地委批准”。“对问题一定要查清，路线是非一定要分清，但对人着重教育挽救，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实行‘一看二帮’。揭发批判要注重调查研究，坚持摆事实，讲道理，严禁逼、供、信。”“一方面要彻底查清有牵连的人和事，一方面更重要的是要着眼于教育大多数，团结大多数。也只有绝大多数的干部、群众觉悟真正提高了，路线是非真正分清了，才有可能彻底揭发和查清有牵连的人和事，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帮派体系，打垮帮派势力”。[① 中共盐城地委：《关于盐城地区机关及直属单位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斗争的情况报告》，1977年5月6日。]①
在各级党委的领导下，全区揭批“四人帮”及其地方帮派体系的斗争取得了重要成果，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
第一，广大干部群众积极参与，受到了一次极为深刻的思想政治教育，明辨了是非，提高了觉悟。原先，一些干部群众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的阴谋活动并不十分了解，通过系统地学习中央下发的重要文件，阅读有关“四人帮”的三批罪证材料，联系实际，排查本地区因帮派分子的干扰出现的一些问题，对“四人帮”及其帮派体系犯下的种种罪行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对他们妄图“搞乱全国、搞乱江苏、搞乱盐城”的阴谋和罪恶目的有了更深的认识，提高了识别和抵制错误思潮的能力。
第二，基本查清了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有牵连的人和事，摧毁了盐城的帮派势力，调整了各级领导机构。在这次揭批斗争中，各级党委紧紧依靠广大群众，严格执行党的政策，把群众运动与专案调查结合起来开展。据统计，至1978年底，全区有牵连的468人中，423人已审查清楚，没有牵连的45人中，29人基本查清了问题。与此同时，地委还结合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考察干部，整顿领导班子。地区有6个局和4个直属单位，各县有24个部、办、局的领导班子作了调整，一批在“文化大革命”中，特别是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受到迫害、批判的老干部重新回到领导岗位，一些在揭批“四人帮”斗争中表现积极、政治思想觉悟较高的优秀中青年干部被充实进领导班子。
第三，坚持抓革命、促生产，推动了各项工作和生产的发展。揭批“四人帮”的斗争极大地激发了盐城广大干部群众的政治热情和搞好生产的积极性。地委在发动群众，清算“四人帮”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罪行的同时，注意将群众的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引导到工作和生产中来，深入开展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运动，力争把被“四人帮”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把“四人帮”干扰破坏所造成的损失补上去，促进了经济和社会事业的恢复与发展。
历时两年多的揭批“四人帮”斗争虽然取得了重大成果，但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在未能摆脱“左”倾错误思想影响的情况下，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路线仍然被强调和坚持，对“四人帮”的揭发和批判被局限在对“文化大革命”和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全部肯定的范围内，在形式上满足于轰轰烈烈，仍然沿袭了“文化大革命”中搞“大批判”的做法，因而对“四人帮”及其帮派势力的批判在理论上是不彻底的，许多是非问题没有得到很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