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燕
东台市兰香巷本是一处并不起眼的小巷，然而，正是从这小巷深处的一户书香人家，走出了一位中国新闻学和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中国早期新闻学教育的倡导者、爱国进步记者――戈公振先生。
戈公振生于1890年11月27日，其父戈铭烈是清末监生，思想进步，颇有才识。1911年辛亥革命时，戈家在东台城最早挂旗，表示响应。11年后戈铭烈逝世时，其墓碑题字是由孙中山先生亲自书写的。戈公振6岁时就跟随伯母翟太夫人识字。翟太夫人是东台西溪书院院长翟登云之女，学识渊博，曾任教东台女师40年，有“风动林花静，月圆塘水方”的名句。戈公振在她开设的私塾里读了3年书，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1904年，戈公振进入当时东台惟一的高等小学堂就读，凡是读过书的书都能默诵下来，毕业考试时，他名列榜首。
1912年，戈公振被清末翰林、东台著名士绅夏寅官聘为家庭教师，并在夏创办的淮南法政专门学校听课，攻读法律和历史。同年，酷爱美术、书法和韵的他还参加了陈星南创办的《东台日报》的编辑工作，担任图画编辑，开始接触新闻工作。
良好的家庭熏陶和教育，使戈公振自少年时就有强烈的爱国热忱和远大的志向。20世纪初年，在巴拿马运河的中国劳工遭受虐待致死的消息传到东台，激愤不已的戈公振在作文中愤然写道：“我亦有土，何必力尽海边；家非无坟，突为骨埋山岛。”他酷爱唐代诗人刘禹锡的《陋室铭》，将它题挂在书房自勉：“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他将自己比作暂处浅水中的一条蛟龙，终有一天会腾空而起。
1913年，戈公振以优异的成绩与哥哥戈曙东一起，考取了张謇创办的现南通师范学校。由于家庭经济困难，无法承担两个人的学费，戈公振毅然把读书的机会让给哥哥，自己只身外出闯荡。恰在这时，从上海的“十里洋场”传来了一个令他振奋的消息：上海有正书局正在招收练习生。书局主人狄楚青与夏寅官熟识。戈公振随即收使好行李，怀揣夏寅官的介绍信函，只身赴沪。
1913年冬天，进出有正书局的人都注意到，书局图画部来了位身材高挑、容貌清秀的年轻学徒，他就是戈公振。他工作勤勉，虽腼腆，却有问必答。他每日记 “札记”，语句流畅生动，内容丰富翔实。不久，他编印了一本供学生使用的习字帖，风行一时，并很快得到狄楚青的器重，被提升为出版部主任。次年，他被调到《时报》馆，在总统包朗孙指导下工作。从此，戈公振正式走进新闻界。
自从投身报界之日，他便深知这样的道理：“在新闻界的人，一面做事，一面读书。读书与做事，在事业的发展上，是永久共进而不能分离的”。当时，《时报》人才济济，比较著名的报人有林康侯、毕倚虹等。戈公振跻身其间，丝毫不敢懈怠。他很快掌握了有关印刷、报馆经营、发行以及编辑等方面的知识，其刻苦自学精神在上海新闻界有口皆碑。他还利用晚间时间到青年宫补习英语，后来他又自学法语、德语和日语，甚至40多岁访问苏联时还自学俄语，最终能阅读多种外语书籍并进行会话。
《时报》是仅次于《申报》、《新闻报》的上海第三大报。正是在《时报》的15年，为戈公振在报界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他从最初的校对员一步步升任为总编。其间，他最大的贡献在于对报纸的革新。他率先创办了多种周刊，如《教育周刊》、《妇女周刊》、《体育周刊》等。尤其是他在1920年首创的《图画时报》，内容以反映中外大事为主，采用道林纸铜版精印，深受读者欢迎。它的问世，使中国画报由“石印时代”跃为“铜版时代”，亦成为中国报纸增辟现代画刊的开端。胡适曾著文盛赞《时报》：
“《时报》出世之后，不久就成了知识阶层的一个宠儿。几年之后，《时报》与学校，就成了不可分离的伴侣了。……我当时对于《时报》的感情，比对于别报都更好些。我在上海住了6年，几乎没有一天不看《时报》的，……我们不能不承认《时报》在中国报史上的大功劳。”
戈公振的另一创举是他在1925年编辑出版的《中国图案集》，开创了中国古代图案和民间图案整理工作的先河。
在他的指导下，《申报》不断革新，掀开了《申报》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他还于1930年创办并主编了《申报》的《星期画刊》。邹韬奋盛赞它“可与《纽约时报》、的《星期画刊》比美”。
戈公振是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开拓者。1921年在他的倡导下，“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应运而生，戈公振亲任会长。该会以“研究新闻知识，增进德智体群四育”为宗旨，多次组织活动，有力推进新闻研究事业的发展。1925年，他根据美国人开乐凯的著作《新闻手册》，编译出版了《新闻学撮要》一书，受到新闻工作者和读者的欢迎，很快销售一空。梁启超为其作序说：“戈君从事时报十有四年，独能虚心研究及此。予喜其能重视其职业，与此书之有裨后来者也，爱为之序。” 梁启超同时还将此书荐为报人的入门书籍。
这年夏，戈公振开始撰写《中国报学史》，1927年11月，由商务印出馆出版发行，全书共28.5万字。该著作奠定了他在新闻史研究中的拓荒者地位，是迄今为止公认的中国第一部系统而全面地叙述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专著。它首次对汉唐到“五四”运动2000多年间，中国报刊的产生及其发展面貌作了清晰的勾画。从而开创了中国新闻史研究的新时期。当时的《大公报》曾有如下评价：
“《中国报学史》一书，东台戈公振著……此书搜讨之勤、网罗之富，实为近年来著作中之所罕见。”
更有日本学者小林保将该书译成日文，在东京出版，并在序言中介绍说：
“著者戈公振，……就他的经历表明，他是中国近代新闻界的第一人，作为实际家同时又作为新闻学的系统研究家，享有很高的名声。”
此后的许多新闻学著作，如日本学者编写的《中国新闻史》、林语堂的英文版《中国报业及舆论史》、燕京大学新闻系教授白瑞华所著《中国报业》等书，都是借助《中国报学史》所提供的材料编写的。
即使是在戈公振去世几十年后，该书也仍然一再重印。1955年，《中国报学史》经戈公振的侄子、著名翻译家戈宝权整编后，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1983年又由中国新闻出版社再次出版。
随着对新闻学不断深入的研究，戈公振又把自己的视野中国新闻史扩大到世界新闻史。1927年初，他第一次自费出国访问，做了一次“环球之行”，足迹遍及英、法、德、意、美及日本等国。他采访了英国外长张伯伦、法国外长白理安、德国外长史特莱斯曼等人，并着重了解了欧美和日本新闻事业的现状，旨在编写《世界报业考察记》，可惜该书稿在商务印书馆排版过程中，于1932年日军侵犯上海时被日机炸毁。
戈公振是一位爱国报人，他的“办报为救国”的宗旨始终贯穿着他光辉的一生。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军事扰攘，岁无宁日，吾人欲挽此危局，非先造成强有力之舆论不可。报纸既为代表民意之机关，应摒除己见，公开讨论，俾导民众之动作，入于同一轨道。”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戈公振深为国家担忧。他从埋首学问中抬起头来，开始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列主义著作和反映苏联社会状况的文章，探寻救国救民之路，并以新闻为阵地，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主张抗敌御侮，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他搜集东北沦陷后的新闻照片资料，配合《申报》时评、专评和专著，在《申报图画周刊》上发表。他还经常同胡愈之、毕云程等人在重庆南路万宜坊邹韬奋家，讨论抗日救国大计。
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后，戈公振与巴金、陈望道、丁玲等129人联合签名发表《中国著作为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3月，他同邹韬奋、胡愈之、杜重远、李公朴等人一起筹办《生活日报》，旨在宣传抗战救国，反对政府对日妥协，使其成为反映人民呼声的“独立自由的舆论机关”，由此被推选为编辑部主任。可惜该报因国民党的压迫和阻挠未能出版。
1932年初，国联派李顿调查团来中国进行抗战调查。这年4月，戈公振以记者身份，作为中国人民的代表全程参加了这次调查。在上海淞沪战场的废墟上，他徘徊在被日机炸毁的闸北宝山路东方图书馆旁，捡回几张烧焦的图书卡作为日军侵华罪行的铁证。随后，他随团来到北平，在堂弟戈绍龙处留下一封遗书后，毅然前往东北。他迫切想知道在惨遭日军蹂躏的3000万东北同胞的实况。代表团一到沈阳，就受到日伪的恫吓，说他们“如敢越雷池一步，立即予以拘捕，处以极刑”，并威胁说：“所有中国方面的随员，均不准踏入‘满洲国’一步。”尽管如此，戈公振还是先后三次偷偷进入沈阳城，甚至冒死到“九一八”事变发生地点北大营调查日军侵华真相，以便向心系东北的全国人民报道。当他第三次夜进沈阳城内采访时，被日伪军警发现并以“阴谋扰乱满洲之嫌疑”为由拘捕。当时的一篇通讯曾这样报道：
名记者戈公振君亦思一赴沈阳市内，遂乘电车至城内四平街灰市胡同同和茶馆品茶，借观当地人民生活情况，乃被发觉。当时警察云集，团团包围，茶馆顾客奔避一空。戈氏仍谈笑自若，异常镇静，笑问何事？当由警长答称：“奉上级命令，请你老到署里去。”戈即偕往。先是戈将赴城内时，曾向日本警署声明有案，即被捕，警察厅长三谷清（日人）颇觉尴尬。因为如将戈释放，则“满洲国”禁止中国代表入境命令，将自行破坏；如不释放，则又证明日本方面不能保护中国代表随员。终乃以汽车送戈返，警告不许再来而罢。
事后，戈公振对这次被捕经历曾坦然说：“彼为一新闻记者，此行旨在百闻不如一见，自不能因日人之恫吓而无所活动……”其大无畏的气概令人叹服。
这次东北之行，使他更加认清了蒋介石政府置民族危机于不顾的真实面目。回上海后，他迅速为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撰写了《到东北调查后》一文，强烈谴责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热情赞扬东北义勇军的抗日爱国行动，引起了国人强烈反响。这年7月，在“东台问题与世界大战”的讨论会上，戈公振等人强烈提出“停止内争”的主张。9月，戈以特派专员身份随同顾维钧前往日内瓦，出席了国联举行的关于日本侵略中国问题特别大会。会议中，戈公振清醒地看出国联牺牲中国、姑息日本侵略行为的弱肉强食政策，认识到“关于东北问题的法理之争，至此告一段落。此后纯为事实问题，不是日内瓦所能决，而是要中国自己奋斗的。”
1933年3月，戈公振随中国首任驻苏联大使颜惠庆访问莫斯科，从此滞留苏联3年，研究其社会主义社会形态。
1935年，邹韬奋电邀戈公振回国，准备重新筹办《生活日报》。10月，戈不顾朋友的劝告，毅然经西伯利亚，从海参崴乘船回到上海。不久，他因身体不适住院，初诊为盲肠炎，于当月22日下午2时病情恶化，不幸辞世，享年45岁。
临终前，他曾断断续续地对邹韬奋说：“……国势垂危如此，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来参加抵抗侵略者的工作……”戈公振病逝后，邹韬奋为其写了一篇悼文，追悼他的一片赤子之心。
沈钧儒读了这篇悼文后，大为感动，挥笔写下了《读韬奋悼念戈公振先生文》。诗中，他深情地写道：
“浙江古越国，勾践人中杰。
尝胆卧则薪，我是浙江籍。
苏州有胥门，炯炯悬双睛。
怒视敌人入，我是苏州生。
哀哉韬奋作，壮哉戈先生。
死犹断续说，我是中国人……“
百年来，东台城的兰香巷9号，像一个神圣的符号，被当地人们保存至今，戈公振的故居，依然存在，她已成为盐城一处重要的人文景观。这座典型的清代民居，砖木结构，串堂3进12间，“寿”字图案花墙，6面壁板，格扇门窗，占地面积247平方米。
于1987年修葺一新的戈公振故居，基本上保留了当年的历史风貌。由江苏省专家雕塑家吴志超和南京大学吴为山教授雕塑的两米多高的戈公振半身汉白玉塑像，位于故居天井右侧，塑像的底座为黑色大理石，上书“戈公振（1890-1935）”楷书，塑像后衬有紫红色屏幕。东台籍著名音乐家周巍峙题名的“戈公振纪念馆”设立在故居内。
修复开放的故居内陈列有《戈公振生平业绩展》，展出了戈公振侄儿、著名翻译家戈宝权向故居捐赠的许多珍贵文物；他参加各种国内国际活动的150多幅历史照片；戈公振与孙中山、蔡元培、黄炎培、胡适、郑振铎等人的往来书信；他的著作及遗物等。戈公振故居被列为江苏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为纪念戈公振先生，江苏省新闻学会设立了“戈公振新闻奖”，为江苏省新闻界最高奖。电视剧《戈公振》成功地向世人展示了他的卓著贡献与爱国情操。
（选自《东方盐文化》，南京大学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