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1941年盐城反“扫荡”后新四
军战略指导思想的一次重大转变
刘小清
1941年夏，坚持在盐阜区的新四军三师在取得反“扫荡”斗争的胜利后，苏北的战争环境也随之发生了变化，日军在盐阜区实现了点线的占领，根据地整体被分割，苏北水网为敌控制，盐阜与苏中两战略根据地的交道联系被阻断。面对这样的现实，华中局和军部在总结反“扫荡”斗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适时地转变了新四军的战略指导思想，由原来在苏北进行大规模的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以形成高度集中的指挥中心，转变为化整为零，形成分散的、灵活的军事机构和机关组织机构，以适应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本文将对这一转变的原因作些探索，同时论述这次转变的标志及其意义所在，就教于党史界同仁。
一、新四军战略指导思想转变的原因
1940年11月，刘少奇、陈毅率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由海安抵达苏北的中心盐城，随即在盐城“安营扎寨”，建立根据地，仅半年时间，中共华中局、新四军新军部、中央军委华中分会，以及华中党校，抗大五分校、鲁艺华中分院、江淮人民银行、江淮日报社、华中记协、苏北文协，和盐城卫戍区、军工厂、后方医院并各种抗日群众团体相继在盐城建立，使盐城迅速成为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以及汪伪的政权则视之为心腹大患，必欲去之而后快。终于在1941年夏，调集重兵，在飞机大炮、装甲汽艇的掩护下，发动了对盐阜区的大“扫荡”。驻守在盐阜区的新四军三师部队和盐阜区广大军民在军部的直接指挥下，为保卫根据地，进行了艰苦的反“扫荡”斗争。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在苏中一师部队的配合下，终于粉碎了日伪的“扫荡”阴谋。
然而，由于军部及一些机关机构过大，没有根据敌后斗争形势的变化而及时调整，因而不能灵活地游击作战，加之对敌情的判断不准确，以致在日军“扫荡”中遭受一定损失。军事机关及部队共伤亡900余人。鲁艺分院损失最为惨重，其中一个队在盐城西之秦庄与敌遭遇，原鲁艺分院教导主任邱东平、戏剧系主任许睛以及新安旅行团团长张平等20多人在战斗中牺牲，教授邵惟等60多人被俘。这次教训，非常深刻，因此，解决机构庞大，以适应敌后游击斗争环境，成为1941年盐城反“扫荡”后，新四军在苏北根据地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反“扫荡”结束，苏北形势恶化，日军占领了盐城，并在盐城及周围集镇修筑了坚固的据点，构成对整个盐阜根据地的重大威胁。更为严重的是，坚持在阜宁一带的军部和三师与坚持在苏中的一师交通联系被阻断，以致整体根据地被分割。
反“扫荡”结束后，苏北的三角斗争局面显得更加尖锐和突出。一方面，苏北距华中日军大本营南京距离甚近，加之苏南、苏中、连云港、徐州一带均有日军占领，随时有可能联合“扫荡”苏北。另外苏北根据地内日军亦实行点线的占领，直接威胁到根据地的生存。同时，苏北伪军力量也不可低估，日伪直接、间接在苏北的势力，是反“扫荡”之后构成对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威胁的主要方面。另一方面，苏北是国民党顽固势力韩德勤长期控制的势力范围，虽仅孤守兴化一隅，然而无时不在伺机卷土重来。事实上，当日军“扫荡”盐阜区时韩德勤即令其保三旅王光夏部乘机进攻我涟水、淮阴、宝应、泗阳等地，又令霍守义部进逼我阜宁、盐城交界之东沟、益林，声言收复失地。并且又以300名便衣深入我后方驻地破坏，“在阜宁西北刘家镇袭击我后方供给机关，劫走现款15万元，同时在陈家集袭击伤兵医院，惨杀重伤员百余名。”（1941年8月6日《解放日报》）这种三角斗争局面在反“扫荡”期间显得尤为突出，在反“扫荡”后其尖锐程度依然未减，因此控制和分散了新四军在苏北的抗日力量。
盐阜区原来土匪势力非常猖獗，在我开辟根据地时虽然有所削弱，然而并未根绝，以至在日伪“扫荡”期间，伪军大批收编土匪，向我盐城地区滋扰。反“扫荡”后，土匪同国民军顽固派韩德勤部勾结甚密，皆为当地人，熟悉地形，因此对根据地危害甚大。军部不得不决定“目前我淮海区、盐阜区党政军均应以剿匪为中心任务，必须于最短时间，挫其凶焰，缴其枪械。”(1941年8月8日陈毅、刘少奇、赖传珠致四师、独立旅、九旅电)盐阜区的土匪势力，已成为新四军坚持苏北抗战的又一障碍。
另外，苏北全属平原地形，没有山地，仅以纵横河沟的水网形成一种自然屏障，而在反“扫荡”中，这种屏障反而限制了我，便利了敌人。因此，1941年9月9日，以陈毅、刘少奇、饶漱石、赖传珠联合署名给中央的电报中曾专门提到“在敌后根据地内，如无山地及经长期残酷斗争而有基础的根据地，则不可能进行大规模之军事建设。”这是在总结了1941年反“扫荡”斗争的深刻教训以及根据反“扫荡”后苏北局面发生的变化，而得出的一个十分正确的结论。
二、新四军战略指导思想转变的标志
盐城反“扫荡”结束后，新四军军部在9月9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中说“由于此次战争环境之改变，使我部队之组织形式与工作方法亦有改变。”军部所强调的这种改变，也就是随即而实行的新四军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这种转变的标志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改变过去根据地建设大而全的模式，工作重心由以城市为主的轰轰烈烈，转变为以农村为主的深入细致，党政军组织机构从大到小，从集中到分散。为此，军部机构首先进行了调整，军部只留司令部、政治部、华中局及高级党训班，其余各部只留少数人员，总共缩小至300至400人，附一个警卫营，在1000人以下，准备能随时移动打游击。同时将原军部部分直属单位分配至各师，决定抗大配备能独立进行教育工作的一个大队的干部，分配至三师创办学校，三师干部均编入该大队。校部率一个大队到一师创办学校，凡一、二、七各师干部均编入该2大队。华中党校采取突击教育一二个月的办法，然后全部分配到基层工作。撤销鲁艺华中分院，原工作人员一部分回上海，留下的同志一分为二，分别成立两个鲁艺工作团，一个受军部领导，称军鲁工团，一个划归三师领导，称三师鲁工团。原来军工部所属印刷厂、手榴弹、迫击炮弹、翻造子弹等工厂亦均分给一师及三师办理，医院同时交给三师，以尽量缩小军部各机关。同时，军部对军用物资的供应亦作了调整，不得不改变过去集中统筹管理的办法。8月5日，刘少奇、陈毅在给各师的指示电中说“军部、华中局在以后只能负指挥与领导的责任，并尽可能在干部与财产方面调度，但不能供给各地干部及弹药，在财政上亦不能完全负责。以后各师及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应自行独立解决，并自己训练干部，开办与整理手榴弹工厂，子弹亦须自行设法，不能依靠军部帮助。军部在可能条件下，自应尽一切可能帮助各地，但在今后已经是靠不住了，望各地立即讨论并作一切准备。”这样就避免了各战斗部队对军部的依赖性，便于灵活自主地在各独立战略单位坚持斗争。为了避免军部机关过于集中，11月，陈毅与刘少奇分开，刘少奇同饶漱石、赖传珠一起，在盐阜区活动，主要负责华中局工作，陈毅至淮海区，主要负责军部工作。这样的局面一直坚持到1942年的华中局扩大会议。
新四军除对军部机关进行调整外，对战斗部队也改变过去建设正规化兵团的目标，建立能在敌后机动作战的游击兵团，并且实行主力部队地方化。1941年9月19日，军部在给四师彭雪枫、邓子恢、张震的指示电中说：“同意你们以主力一部编入地方部队，但这不是为了补充主力，而是为了建立有力的地方部队。以后你们建立有力的地方部队为武装工作之主要任务。主力编入地方部队不再改为主力兵团，即逐渐提高地方部队之战斗力与政治水平，使之能担负坚持根据地之任务。”10月8日，华中局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今后拟以发展地方部队为主，并已将一部编入地方武装，准备长期工作中使地方部队逐渐正规化。”为此，华中地区逐步停止扩大主力军，而以发展地方武装为主。至1941年底，华中地方武装达49000多人，另加不脱产的民兵自卫军共达30万以上。地方武装的发展，对在敌后游击战争的环境中配合主力坚持原地斗争，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1941年9月，为适应新的对敌斗争形势，盐阜区将原来的盐城、阜宁、淮安、涟东4个县，划分为盐城、盐东、建阳、阜宁、阜东、涟东、淮安7个县及涟灌阜边区办事处。1942年，又以盐东、阜东的部分地区新建了射阳县，涟灌阜边区改称潮南县（后改为滨海县）。这样，化整为零，改变了过去县级机构范围太大，工作难以深入的局面。随后盐阜区工作重点即转向农村。反“扫荡”实践证明，在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城市容易丢失，而广大农村才是生长抗日力量的基础。正是由于在农村广泛地组织群众，进行扎实的建设根据地的工作，因此虽然敌“扫荡”盐阜区后占领了不少城镇，但新四军依然能够坚持盐阜区抗战。
新四军战略指导思想转变的第二个标志，体现在开始酝酿实行华中指挥中心的转移。盐阜区反“扫荡”后，刘少奇、陈毅根据苏北实际情况，在8月上旬给中央的电报中指出“在敌后集中建立大规模的后方，实为困难”、“在苏北建立华中总的战略根据地之任务，现在无法达到”，因此已不适宜再成为华中敌后指挥中心的所在地。为此，刘少奇、陈毅开始将目光移向他处。1941年8月10日，刘少奇、陈毅在“关于华中情况及发展方向”给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我华中今后发展方向应转向西以皖东为基础，沿长江两岸逐渐向西发展与李先念联系，以便将来能向大别山与皖南、赣北、鄂南山地发展。”8月17日中央复电华中局和军部，“领导机关在最困难时移至皖东是可以的、必要的，但不能大举向西发展”，中央分析大别山为桂系地盘，而“桂系李、白亦与何应钦有区别，故不宜大举向西。”以后，因为形势稍有缓和，华中局和军部没有立刻转移。但到1942年底，当日军将要对苏北实施第二次大“扫荡”时，军部和华中局立即撤离苏北、转移至淮南黄花塘，以后苏北作为整个华中抗战力量指挥中心的地位亦随之消失。
三、新四军战略指导思想转变的意义
1941年盐城反“扫荡”后新四军战略指导思想的转变，对新四军的生存、发展，对苏北根据地以致整个华中根据地的巩固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1942年底，日军又积极酝酿实施第二次大“扫荡”，日军为了消灭新四军华中抗日力量，除在军事上以大兵团配合以飞机、军舰连续“扫荡”外，同时对根据地由点线的占领扩大到面的占领，并且实行蚕食和伪化政策，紧缩与分割新四军活动地区，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在这种形势下，中央指出我敌后抗战的总方针仍然是长期游击战争。1942年1月，华中局就发出了关于坚持敌后艰苦斗争的指示。新四军的这次战略指导思想转变，使军部机构以至全军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改过去庞大臃肿，而代之以精悍干练、机动灵活的战斗作风。极大地增强了新四军在特殊时期的应变能力，有力地保证了新四军独立自主地坚持长期抗战。
1942年底，日伪军再次对华中根据地实施战略大“扫荡”，首先“扫荡”淮海区和淮北区，继之又对盐阜区军部和华中局所在地实施“扫荡”，兵力之多、规模之大远远超过第一次。新四军部队既已轻装，因此得以灵活机动游击敌人。在盐阜区反“扫荡”斗争中，为便于机动和回旋，更好地领导和指挥集中敌后斗争，华中局和军部离开盐阜区，转移到淮南黄花塘。此次反“扫荡”战斗的胜利，充分证明了新四军的第一次反“扫荡”后适时进行战略指导思想转变的正确和远见。
（摘自《红旗十月满天飞》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