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乔木秘书思想和秘书实践研讨会交流材料
博学 深思 严谨
——从胡乔木的修志家源谈他对新方志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
□ 茆贵鸣
胡乔木，一个与世纪伟人毛泽东紧密相连的普通名字，一位令中外学者耳熟能详的中共才子！这位长期从事毛泽东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秘书、被胡绳誉为“百科全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几十年如一日地奋力耕耘在党的秘书工作领域，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党的思想宣传事业，奉献给党的重要文献的起草和编纂工作；“他的思想，他的感情，他的期望，都已经流泻在他毕生写作的不计其数的文字之中了。这些文字写上他个人名字的只是一小部分，大量用的是党和国家的名义”。当年，“和他在延安相识，长期共事，断断续续，前后有五十多年”的杨尚昆同志，曾深情地写下《我所知道的胡乔木》一文，详尽地回忆了他与胡乔木同为秘书身份的共事历程，藉以缅怀乔木同志的秘书思想和秘书实践，讴歌乔木同志在党的秘书工作方面所作出的丰功伟绩。在杨尚昆看来，乔木同志“他个人已经同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融为一体了。这是一个终生用笔来为人民服务的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地，也是我们最应该学习乔木的地方”。为此，江泽民同志曾亲笔题书——“深切怀念乔木同志”！
胡乔木同志一生的秘书实践，是跨学科、多领域的。他的博学、深思和严谨，使他无论在党的政治理论方面，还是在党的文献编纂、党史研究、方志编修、档案管理，乃至于在党的文艺理论等诸多学科和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在长期的秘书实践中所形成的丰富的秘书思想，已成为我党思想理论宝库中的重要精神财富。笔者试结合史志工作的实践和体会，从胡乔木的修志家源，谈谈他作为新方志的首倡者、领导者和推动者，对新方志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贡献。
博学—— 有着修志家源的“中共第一枝笔”
胡乔木（1912-1992），原名胡鼎新，江苏盐城张本庄（今盐城市盐都区龙冈镇张本村）人。父亲胡启东，原名胡应庚，民主人士，辛亥革命后国会众议院议员。当年，袁世凯复辟帝制未成，窃取领导权的段祺瑞假冒共和，并利用日本西原借款贿选新的国会，胡启东等反段议员拒绝段的贿赂挽留，毅然南下广州，参加孙中山的护法运动。“五四”运动后，胡启东不顾曹锟及其追随者的引诱与威逼，面对特务亮出的匕首，不为所动，绝裾而去。不久，他告别宦途，返回家乡潜心致力于地方教育、水利及社会公益事业，曾先后校订过《盐城乡土历史》、《盐城乡土地理》等小学教材，写有《告淮南下河各县人士论工赈书》、《新洋港筑坝代闸权宜救急书》、《射阳河建闸问题之商榷》等文，并著有《张荣事迹考》、《鞍湖文存》、《鞍湖诗存》等多部地方文论和诗词。
1929年至1936年，胡启东在家乡主纂《续修盐城县志》14卷(人称《胡志》)。该志不仅在体例、内容上较前志有所创新，而且属文繁简适度，语言通俗流畅；一事之出，一典之来，必力求翔实，对人物的臧否尤为郑重，表现出编纂者严谨的治学态度，许多篇章内容以及它们的结构、形式深得方志学者的普遍赏识，至今仍为修志者所借鉴，被誉为民国方志之佳作。志成后，他又着手该志书的校补工作，惜因战事频仍，未能如愿完稿。1949年，胡先生随胡乔木定居北京后，又翻出当年的志稿继续致力于盐城方志的校补工作，1951年终于带病完成《续修盐城县志校补》3卷，并于当年在京铅印成册。
胡乔木自幼喜文工诗，勤于思考，后又热衷于传统的地方史志，这与父亲醉心文史、严谨修志的熏陶和影响不无关系。他的中学同窗乐怡然这样评说过：“胡老先生的道德文章和爱乡爱国的正气风范向为县人所敬佩。乔木幼承他父亲的训教与熏陶，养成了潜心读书的良好习惯，奠定了比较好的文史知识基础，并具有较强的组织文字的写作能力。乔木一生爱好诗文，富有‘杜甫式的’诗人气质和中国传统文人的优秀品德，当也是从他父亲那里一脉相承而成为自己的特色。”事实上，后来的胡乔木之所以如此博学英才，除了深受父亲的熏陶和影响，与他博览群书和酷爱藏书也是分不开的。生前，他住处最大的一间是藏书室，三米多高的高大书架一排17个，整整齐齐共八大排计136个，加上办公室中的4个特大书架共有140个，珍藏着他心爱的宝贝书籍4万余册，有马、恩、列、斯、毛、刘、周、邓的著作；有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化，还有新闻、小说、剧本等各类书籍，算得上是一个跨学科、多门类、多品种的小型图书馆（胡乔木逝世后，子女胡木英、胡石英遵其遗愿，将1.4万件档案资料和4万余册图书分别捐赠给了中央档案馆、当代中国研究所和家乡盐城市政府。盐城市图书馆内，现建有“胡乔木同志藏书纪念馆”）。他的读书方法亦很独特，能同时交叉阅读政治、哲学、自然科学、小说、剧本等五六本内容完全不同的多门类书籍。胡乔木视这样的读书方式为“休息”。
也正是凭着自己的博学强记，胡乔木12岁考进省立第八中学（今扬州中学），进入“正直向上，乐于求知”的中学时代；18岁步入以“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为校训的清华园，并很快走上“红色”革命道路；因其北平团市委宣传部长身份的暴露，20岁离开北平，返回盐城创办《海霞》、《文艺青年》等进步文艺刊物，秘密从事党的地下工作；21岁时因其入党介绍人时任中共盐城县委书记蔡道生（嵇荫根）的叛变被迫离开家乡，经上海转赴浙江大学读书，并继续组织和领导学生运动。两年后的1935年2月，胡乔木被浙大开除。重返上海后，他很快与时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组织部长的王翰（时名陈延庆，同为盐城籍青年，曾先后就读于上海交大和复旦大学）取得联系，并经王的介绍重新加入中共，不久升任“社联”常委、宣传部长；同年10月，出任新成立的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党团书记；次年2月，改任刚成立的中共江苏省临时工作委员会（简称“江苏临委”）宣传部长。1937年7月，胡乔木在冯雪峰的安排下由上海赴延安。从此，他将“胡鼎新”改成“乔木”。
改名，是那个特殊年代许多革命青年的时尚举动，以示告别旧我焕然一新。“乔木”之名，显然是受《诗经•伐木》“出自幽谷，迁于乔木”的启示。乔，形容高大；乔木，就是高耸、挺拔的大树。号角在前，光明在前，大时代在前。红色延安的红色青年，谁不希望自己成为一株拔地擎天的栋梁之树？就这样，改了名的“乔木”不仅自己全身心地向往并自得地陶醉其中，后来还动员妻子李桂英也改名“谷羽”。“谷”，就是山谷；“羽”，就是鸟。鸟儿从深谷飞出，一翅落在高枝上——不正好象征着嫁给了他这个“乔木”吗？此时的“乔木”并没有料到，当年与他同在清华的同乡校友乔冠华，在“南国”香港（后抵重庆）也不约而同地以“乔木”笔名，撰写着被毛泽东后来誉之为“可顶战场上几个坦克师”的国际述评文章，于是便有了至今被传为美谈的“南乔”与“北乔”的重名趣事。这当然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乔木”来到延安后，先任安吴堡陕北战时青年训练班副主任，后又相继调任中央青委委员、宣传部部长，毛泽东青年干部学校教务长，主编中央青委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五四”运动20周年之际，毛泽东先写《五四运动》一文，继在抗大作《青年运动的方向》讲演。恰在此时，“乔木”也在延安复刊后的《中国青年》发表《青年运动中的思想问题》一文。于是，在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这件事上，胡乔木与毛泽东“心有灵犀”地结下了缘分。
果然，由于毛泽东赏识“乔木是个人才”，胡乔木一步跨入了毛泽东的窑洞。毛泽东照例问他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有什么经历。得知他叫“乔木”、“盐城人”时，毛泽东若有所思地放下了手中的毛笔，口中似在自言自语：“乔木”，“盐城”，“苏北盐城”……；片刻，毛泽东问：“东汉‘建安七子’有个陈琳，是你们苏北人吧？”
“是的。他是古射阳人。南北朝时，梁武帝太清三年曾于盐城置射阳郡，后于陈宣帝太建五年改射阳郡为盐城郡。陈琳是否属于现在的盐城我不敢肯定，但在我们家乡盐城的大纵湖附近，倒是有他的墓葬。”胡乔木自幼熏陶于父亲的地方文史知识，此时被他信手拈来。
听说盐城居然有陈琳的墓葬，毛泽东一下子来了兴趣。他马上问：“唐代诗人温庭筠写有一首《过陈琳墓》，读过吗？”
“读过。”胡乔木随即吟诵道：“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问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倍惆帐，欲将书剑学从军。”胡乔木日后才知道，毛泽东十分喜爱并曾多次亲笔抄录过温庭筠的这首诗。
经过这次简单的“面试”，毛泽东对眼前这位文雅清秀的盐城“乔木”，已是十分的看重了。也难怪，对于40多岁的毛泽东来说，此时正处于毛泽东思想由发展到成熟时期，能够得到胡乔木这样一个得心应手的秘书作为助手，无疑是如虎添翼。胡乔木的突然出现，不仅有助于他所领导的民族解放事业，而且特别有助于毛泽东的理论创造和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后来的实践也验证了毛泽东的“伯乐”慧眼。就20多岁的胡乔木而言，来到毛泽东身边并能与其朝夕相处，当是他一生中的重大政治转折。这种常人难遇的机遇和得天独厚的条件，使他无论在学习和领会毛泽东思想方面，还是学习和效法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方面都能突飞猛进。这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果然，胡乔木很快便以对中共党史研究的高深造诣，牢固地奠定了他在中共党史领域无与匹比的崇高地位。当年的毛泽东竟有感而发，曾用“靠乔木，有饭吃”来戏说过这位大秘书的积累和才气；圈内外人士也普遍认为：胡乔木是名副其实的“中共第一枝笔”！
新中国刚刚成立，胡乔木即被毛泽东委以党内外重任，直接掌管新华通讯社和人民日报这两大舆论工具。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有意识地把胡乔木推上中国和世界的政治舞台。他是要让全中国和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有一位资深的“国笔”胡乔木！有两件事可以佐证——
1950年1月20日，新华社发表长篇电讯：“中央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本日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驳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的无耻造谣。”斯大林责怪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胡乔木何许人？如此重大事情不该用这种方式！斯大林哪里知道，这个谈话正是毛泽东在艾奇逊12日发表“苏联正在将中国北部地区实行合并”谈话后，亲自为胡乔木代笔并于19日密电发回指示“用乔木名义”发表的！
1951年6月22日，《人民日报》以增出四版一大张的方式全文发表胡乔木长文《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这又是毛泽东的一次刻意安排！这部简明党史，原本是为刘少奇起草的“七一”报告，毛泽东审阅后却出人意料地批示：以胡乔木名义在《人民日报》发表！
博学英才的胡乔木，从此以中共党史专家闻名于中国和世界政治舞台；同时继续以毛泽东秘书和中央政治局秘书身份，直接为党中央和中共最高领导人起草、修改和完善各类重要文件、决议、社论、政论、报告、讲话及重要纲领和宪法等，时间长达20多年，从而成为驰名中外的“中共第一枝笔”！当年，许多老同志们无不感叹：“没有同毛泽东这段缘分，就没有今天的胡乔木。”这当是知人之论！
应该说，像胡乔木这样一辈子出头露面不多的“国士”、“国笔”，因长期从事党的政治理论、机要秘书、文献档案、党史方志等领导工作，终生致力于学习研究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致力于社会科学的进步和发展，故而在党的政治理论、文献编纂、党史研究、方志编修、档案管理以及党的文艺理论等诸多领域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那超群的睿智、精深的理论、广博的知识、严谨的学风，使他在党内外享有极高的盛名，成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政论家和社会科学家。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像他这样长期为党中央起草各类文件，为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起草、修改、充实各类文章和讲话，并且勤于思考，敢于独立地提出新的理论观点，无人与其匹比；他先后参加过党的两个决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样重要的历史文献的起草，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更是绝无仅有！
胡乔木的这些功绩，早已人所共知。这里，我将要叙说的是：胡乔木还是社会主义新方志事业的发起人和领导者、推动者。他为省、市、县三级修志网络的形成，为新方志编纂工作及其理论研究工作的全面展开，做出了超乎寻常的艰辛努力并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深思—— 首次提出要以“三新”观点编纂新方志
编纂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两千多年的发展历史，使得中国的方志文化已发展成为人类世界文化宝库中最具东方传统特色的文化瑰宝。新中国建立以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重视地方志工作，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董必武等，都曾积极倡导过编纂地方志，只是由于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地方志的编纂工作才功亏一篑，被迫中断。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拨乱反正，百废待兴。传统的地方志编纂工作，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于是，在1980年4月召开的中国史学会代表大会上，有着修志家源的胡乔木，首次发出“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的倡议。他指出：“地方志的编纂工作，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不要让将来的历史学家责备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家，说我们把中国历史这样一个好的传统割断了。”
以我的理解，胡乔木首次提出的关于新方志的这个“三新”，其“新观点”指的是马克思主义观点，这是新方志的灵魂、宗旨。它实际上解决了新方志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的问题；用与时俱进的发展观点来看，这个指导思想又包含了必须坚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理论体系。“新方法”指的是唯物辩证法在新方志编纂过程中的灵活运用，这是新方志的形式、体裁。它实际上解决了新方志如何继承旧方志的资料价值与强化新方志的科学性的问题。“新材料”指的是新方志的记述内容，这是新方志的主体、核心。它实际上解决了新方志资料的来源与范围的问题。“三新”的核心，强调以“新”为新方志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
——胡乔木的这个“三新”观点，既明确了社会主义新方志的指导思想，规定了新方志的形式、体裁和方法，又强调了新方志的编纂范围、入志内容和具体工作任务。这当是新方志理论的破题之论。
1981年7月15日，中国史志协会在太原成立时，胡乔木再次就新方志的编纂工作进一步作出指示：“新的地方志要比旧志增加科学性和现代性。如各项社会、经济、文教、政法状况和统计，地方大事年表，各项政策、法令、制度、新企业、新事业、新技术、新风尚，各项公共工程和福利的发展变化，省、市、县、区的自然地理变化和人文地理变化，人名录，各种图片等。这是我临时想到的一些题目，很不完整，须科学院地理研究所参考各地地方志提出较系统的意见。”同时，他还明确指出：“此事须邀请几位研究现代史、经济史、地理学（包括人文地理、自然地理）、社会学的学者事前有准备地共同研究一下。”1983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经中央批准恢复日常工作。次年8月21日，胡乔木在接到胡耀邦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工作领导的重要批件后，立即亲笔写信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书记梅益和院长马洪：“次件请即阅，并认真改变目前的状态，调集有志于此者全力以赴，遇有困难，请按范围分请国务院和省市县负责解决。”
由于有了胡乔木的大声疾呼及其努力，国务院办公厅于1985年4月19日以33号文件形式，向全国批转中国社科院《关于加强全国地方志编纂工作领导的报告》，要求各地、各部门“进一步加强领导，充实人员，加强队伍建设，切实解决地方志编纂工作中的问题”。新方志编纂工作，由此正式纳入各级政府和国务院各有关部门的工作议程。就在这同一天，《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经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全体会议讨论，也高票获得通过。至此，全国新方志的编纂工作终于有了一个共同遵循的准则。此后，新方志编纂工作迅猛发展。至1986年，全国有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除西藏和台湾）建立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及其办事机构。这期间，中宣部、国务院还就地方志工作多次下发文件，国务院甚至把编修地方志列入了国家“七五”规划。
1986年12月，首次全国性的盛会——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在12月24日举行的闭幕会上，胡乔木又就市志和市属县的县志问题、新方志的体裁和科学性的问题、志书的份量问题、出书的速度及出版发行等诸多业务工作问题，发表重要讲话。
这里有一个内幕情况：胡乔木在发表这个重要讲话之前，正好收到并认真通读了家乡的新编《盐城县志》征求意见稿。所以，他的这个讲话是经过深思的，是有备而来、有感而发的。胡乔木指出，市志与市属县的县志编纂，工作上要衔接好，体例上要协调好，既要有所分工，又不能有所纰漏，要减少在人力、物力、财力上的浪费，同时还要避免相互发生重复、矛盾。他说，“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修志人员要逐步提高地方志的科学水平，“至少要求整部地方志从头到尾都力求严谨，要保持一种科学的、客观的态度”。他严肃地指出：“现在有的地方志，还不必去看它的本文，就使人感到一种强烈的宣传色彩。打开这本书后，首先出现的不是序言，也不是目录，首先是大批的题词，以及大批选得不适当的照片。我觉得像这样一种格式就不符合地方志的规范。……这种风气损坏了地方志的科学性，这是应当避免的。”在他看来，新方志在门类的横排乃至具体篇目的设置上，一定要“比较合理”，“比较得当”，“而且要力求表现出各门类的相互关系”；在各门类的纵向叙述上，要避免“不适当地表现出一种政治色彩”，以免“减弱了著作的严肃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一种宣传色彩”，同时还要避免“画蛇添足”，“比方说，写一个人物，写完了他的事迹以后，忽然加上一句‘某某同志永远活在某地方人民的心中’，下面还有个惊叹号。这不符合地方志的体裁。还有像这样的措词：‘某某地方的人民正在向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奋勇前进！’这些语言都不是地方志的语言”。在入志的资料及整部志书的份量方面，他提出要“作更多的探索”、“多多地尝试，使我们的地方志的内容更加丰富、更加符合科学的要求，使这部文献的科学价值更高”；但同时应做到简略，“要像打电报、编辞书那样地精炼，要惜墨如金”，“不能份量太大，份量太大引起种种不便”。关于志书的速度及出版发行问题，他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比方还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县，现在就不可能考虑编县志，即使在可以编县志的地方，也不能看得过分轻易，与其出一部很不得体的县志，不如暂时出一部油印或铅印的资料作为稿本。他说，“我不希望在我们这一代编出来的县志和其他志书有某一些很不适当、很不够格的东西混杂在里边。我希望我们这一代出版的地方志都是比较够格的，这也是符合我们的时代、我们的国家的要求的”；出版发行有困难，也“绝不能指望国家财政的补贴，而只能要求自己精打细算，作好安排，要分期分批地逐步出版”。
胡乔木在经过深思以后所发表的上述讲话，反复强调新方志的编纂质量问题，要求必须突出一个“新”字。这显然是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和很强的指导意义的。它不仅直接指导着当时面上的新方志编纂实践，而且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新方志学的创建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1991年1月，胡乔木在上海听取修志工作者的汇报时，又一次强调了新方志的编纂质量，并就志书的科学性问题，再次发表自己的意见。他指出，新方志“要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体裁、繁简要大体一致，不能过分悬殊。没有统一的标准，就会显得杂乱无章，造成总纂上的困难”，“志书作为一部工具书，索引是不可少的，它为读者检索提供了方便”，“希望努力提高质量，严格要求，力争达到高水平”。在他看来，志书的科学性是一个不断探索、逐步完善的渐进过程。在谈到图表问题时，他又指出：志书的图片不是为了摆设，而是要求同书中的内容能够相配合的插图。这些插图就像百科全书中的插图一样。因为有些问题用文字不容易表达，附一张插图就非常直观。例如写到某一建筑，就可以用一幅相应的插图；产品方面的插图也可以有，但不是广告。这类插图，是一部科学著作所应该具有的。当然，志书的彩页和插图应该有个统一的规定。至于表格，现在只有纵横两类，还应采用现代科学制表技术。科学的表格，能使读者一目了然。
娓娓道来的这些中肯言语，听似在谈说家常，却又不乏真知灼见；尤其是关于新方志设置“索引”的见解，更是体现出了胡乔木作为一位杰出的政论家、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对读者负责、对历史负责的历史责任感，体现出了他一贯追求的严谨治学、一丝不苟，急为读者所急、想为读者所想的高度负责的治学精神。
新方志在全国普遍展开以后，胡乔木又在深思：如何才能将传统的方志文化作为一事业来推进，使之不间断、可持续地发展下去？
围绕这个问题，胡乔木在1991年10月17日听取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的工作汇报时，又分别就志书的质量与速度、修志人员的素质、方志队伍的稳定以及方志的专业化等诸方面问题，提出自己重要的意见。他指出，我们目前正在编修的新方志，一定要重视质量，不能只强调速度。如果搞得不好，宁可慢一些，不能赶任务。我是倡导修志的，但是我不赞成起哄。编修地方志必须具有严谨的学风，志书的任何一个门类都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人物传究竟应当怎么写，也是一门学问，决不可轻视。你们提出政治质量，要求不出政治性错误，这当然是对的，当然重要。但是一部志书，如果仅仅没有政治性错误，而这部志书整个质量很差，也是不行的，也是一个大问题。我看了××县志，实在不怎么样。我还看过几部县志，有的简直看不下去。关键在于修志人员的素质。当然，这事很难，一时也解决不了。我们说要重视质量，关键是人选要合适；否则，地方志不可能修好。在谈到修志人员的素质问题时，他接着说道，从事地方志工作还是要搞学问，要把它作为学术工作来抓。学术工作本来就不是行政性的嘛！他强调，编修地方志，应当是一个做学问的地方。过去修志都是一些很有学问的人去做的，因为它本身就是一项学术性很强的工作。地方志写的好坏，也应当由学者来鉴定。现在要想些办法帮助编写地方志的人能真正得到提高。是不是可以考虑从旧方志中选一些好的内容，让参加修志的人来看，让大家都知道好的志书应该是什么样，怎样才能算得上是一部好的志书。地方志指导小组应当运用发通报的办法，哪一部志书写得好，可以通报全国；写得不好的，就要对它加以详细地、具体地评论，这种评论也通报全国。你们办培训班、讲习班，可以用这种通报为教材，让大家都知道怎么算好的志书，怎么就是写得不好的志书。现在不能只是空泛地讲志书的质量问题。
在胡乔木看来，地方志这项工作必须专业化，必须培养一个真正有专业水平的队伍。要提高这支队伍的水平，不能只讲大道理，还要多讲小道理。每一个门类究竟应该怎样才能写好，需要分门别类地提出来，让大家都明白，怎样才算好，怎样才算坏。要用具体事例来说明。这样，才能让从事地方志工作的人打开眼界。胡乔木强调指出：所谓把关，首先要把好人选这一关。人选这一关把不好，没有合适的人选，那么这种地方的修志工作，难免会徒然浪费时间。
严谨—— 悉心指导家乡盐城的新方志编修工作
故乡情结，人皆有之。胡乔木自然也不例外。作为全国新方志编修工作的首倡者、领导者和推动者，胡乔木对家乡新方志的编修工作尤为关注。他不仅经常耐心地听取家乡修志人员的工作汇报，详细了解家乡新方志的编修进展情况，及时指点迷津；而且还认真审读志稿，反复修改稿件。他为家乡盐城的地方史志事业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起，在胡乔木的大声呼吁下，盐城地区（1983年3月撤区建市）的盐城、阜宁、大丰等县相继成立机构、组建班子，开始了新方志的编纂工作。当时，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尚未恢复日常工作，修志人员对如何开展工作尚无可循依据，全凭“摸石头过河”，因而在实际工作的具体操作过程中，经常会碰到一些棘手的实际问题。比如，盐城原为地、县、镇三级机关所在地，1983年实行市管县体制后，原盐城县及所属盐城镇分别改为盐城市郊区和城区。新方志究竟该如何处理和避免市志与市属县（区）的县（区）志交叉和重复？
有着修志家源的胡乔木，敏锐地感到：这当是带有普遍性的共性问题。于是，他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不仅就市志和市属县（区）的县（区）志问题，还就新方志的体裁和科学性问题，志书的份量和出版发行等问题发表重要讲话。他要求各地对这些问题要引起重视，妥善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他的这个具有鲜明针对性和很强指导性的重要讲话，有力地指导着当时的新方志编纂实践。
1986年，《盐城县志》形成第三稿（未定稿）并开始广泛征求意见。胡乔木在认真通读后，提出了具体的指导意见。针对志稿套用政治公式，多处不适当地使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斗争”等趋时语言的现象，他指出：“不适当地表现出一种政治色彩，这就减弱了著作的严肃性、科学性，使地方志染上了一种宣传色彩”；“要使志书成为科学的资料书，关键要摆脱宣传色彩，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地予以论述，而不能乱贴政治标签。只有尊重事实、尊重历史、尊重自己、尊重他人，才能得到信赖，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在未定稿《盐城县志》文献篇中，收有胡乔木发表于1982年7月1日《人民日报》的一组古体诗《有所思》，其中的一首原文为：“先烈旌旗光宇宙，征人岁月快驱驰。朝朝桑垄葱葱叶，代代蚕山粲粲丝。铺路许输头作石，攀天甘献骨为梯。风波莫向蓬莱远，不尽愚公到有期。”他在审读时又重新琢磨，将最后一句开头的“不尽”二字改为“海上”。与此同时，他还对文献篇中所收录的《寓穗集》、《鞍湖诗存》、《鞍湖文存》等艺文进行逐句校阅。他谆谆告诫家乡修志人员：“对地方志的语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希望你们不要赶速度急于出书，要保证质量，力争达到高水平”。是年11月，胡乔木特意为家乡《盐城县志》题写了“继承和发扬盐城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16个字。
胡乔木的指示和题词，对家乡修志人员是一个莫大的鼓舞。作为新方志编修首倡者、领导者和推动者的家乡，《盐城县志》一定要把老区军民鱼水深情、干群血肉连心的历史写好，以让后人“继承和发扬盐城人民的光荣革命传统”。1987年，盐城市郊区（1983年3月，原盐城县改称盐城市郊区）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根据胡乔木的指示精神，着手汇总各方面意见。经过对县志稿进行全面分析研究，决定重新设计篇目，全面征集资料，大范围大幅度地调整、补充和完善志稿。至1991年12月，先后又三易其稿，终成《盐城县志》第六稿（验收稿）。此时，尚在病中的胡乔木又托妹夫胡若木、妹妹方铭等人捎来口信，“不要仓促，要保证质量”；“在人物表内，我们姓胡的不要上得过多”。根据他的指示，区志办又再次调整完善县志框架结构，压缩人物部类篇幅，并分别在人物篇中增设历史名人、表彰简介、高级知识分子和英雄模范先进人物表格，在文化篇中增加“邑人著作书目”专章，以加大相关内容信息量，便于读者检索；同时，注意在整部县志中贯穿爱国主义红线，着力在弘扬爱国主义方面强化“资政育人”的教化作用。
1992年，倾注着胡乔木大量心血的新编《盐城县志》，经省、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验收合格并报经区委、区政府批准，正式送交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然而，未及志书问世，胡乔木竟与世长辞！值得欣慰的是，作为新编县志的特约编审，我终于可以告慰胡乔木的在天之灵：新编《盐城县志》出版发行后，以其高水平、高质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先后获得江苏省地方志成果一等奖和全国地方志成果二等奖！县志办（现为盐都区区志办）还被评为全国地方志系统先进集体！
胡乔木对家乡的首部《盐城市志》，更是寄予着厚望。
由笔者参与策划组织并自始至终参与编纂的《盐城市志》，1986年开始前期准备，1989年全面铺开工作。虽说起步较晚，但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胡乔木的热情关注和悉心指导。他多次托人嘱咐我等修志人员，新编《盐城市志》一定“要把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刘少奇、陈毅、黄克诚、粟裕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盐城人民抗日救亡，盐城成为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心等特色反映出来”。1986年，我们在修志机构和工作班子建立后，并没有立即上马市志工程，而是首先进行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努力为市志的编纂工作创造条件。这期间，先后发动市直150多个部门单位成立专门的修志机构，搭建工作班子，形成比较完整的市志编修组织体系和工作网络；多次举办方志业务培训班，为各承编部门单位培训骨干，努力提高他们的修志业务水平；内查外调，广征博采，搜集整理大量基础性资料并形成资料长编；立足地方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及时推出“短平快”阶段性成果。1989年，市志编纂工作全面铺开后，我们按照胡乔木的指示精神，围绕质量，环环相扣，一着不让，确保市志各分志的成志质量。这个做法，后来被视为“盐城经验”而得以在全省推广（见茆贵鸣：《跟踪指导是提高专业志质量的重要途径》，《江苏地方志》1991年第3期）。
1990年12月，在盐城市原政协主席祝斌和市史志办主任韩建勋的带领下，我们与本办负责编写《盐城人民革命斗争史》（胡乔木题写书名，1991年6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发行）书稿的部分人员一起，赴京召开老同志座谈会。胡乔木因故未能到会，但经他的安排，几名史志工作人员于12月18日下午应邀来到他家。鉴于胡乔木身体原因，加之他又刚从南方回京，秘书杨文英安排的会面时间仅有10分钟，可他却与我们交谈了一个多小时。会谈中，他不仅耐心听取家乡史志工作的情况汇报，详细询问编纂工作中的具体细节，充分肯定我们旨在保证志稿质量的“跟踪指导”做法；而且还为我们忆述了早年他在盐城从事地下党活动并创办进步刊物《海霞》和《文艺青年》的详细经过。他谆谆告诫我们：史志工作者一定要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光荣的使命感；要尊重历史，着眼未来；要“发扬长久革命传统，争取今后更大光荣”。不久，胡乔木又寄来了亲笔为我们当时正在筹办的盐城革命历史陈列馆（开馆时已改为“盐城党史陈列馆”）和《盐城史志》杂志所题写的馆名和刊名。
不仅如此，胡乔木还为我们认真审阅志稿，反复修改稿件。在编纂《盐城市志》的过程中，为了配合国情地情教育，我们于1988年开始组织力量，突击编写《盐城人物志》（胡乔木题写书名，1991年11月由江苏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一书。作为这本书的策划组织者之一，我也承担了该书部分人物传记的编写任务；但稿件形成后，有两篇重要人物的传略难以定稿：一位是乔冠华，另一位是胡启东。巧合的是，这两位传主人物与胡乔木都有着密切的关系。乔冠华是他早年清华求学时的同乡校友。当年，他们曾不约而同地以“乔木”笔名，各自发表着影响很大的时论、时评文章，时有南北“二乔”之说；建国后，他们又同时进京在中央高层任职。为了重名问题，毛泽东甚至还亲自召集“二乔”，分别为他们断名为“胡乔木”和“乔冠华”。胡启东是胡乔木的父亲，建国初随胡乔木定居北京，1957年在北京病逝。
对于上述两位传主，当时虽掌握一些资料，但总感到难以把握。经领导同意， 1990年11月20日我以盐城市地方志办公室名义致信胡乔木，并随信寄上《乔冠华》传略稿，请他在百忙之中审读并提出修改意见。12月26日，我又以市志办名义给他写了第二封信，请赴京开会的盐城市委副书记黄淑萍转交。这次又随信带上了包括他父亲胡启东在内的部分传略稿，请他一并审读修改。不久，我们便收到了由他秘书杨文英代寄的《乔冠华》传记稿。
胡乔木对《乔冠华》传略稿，虽然只是作了文字上的少量删改，比如将“（乔冠华父亲）善诗词歌赋，能琴棋书画，虽报考秀才屡试不第”，改为“有文才”，将“（乔冠华）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委托”，改为“奉命”，将“指导”，改为“领导”等等，但经他这么一改，哪怕也就改动那么几个字甚或只是几个标点，行文却即刻改观，文章也大为增色。这充分显示出胡乔木深厚的文字功底和高超的语言表达技巧，从中我也切身地体会到他那尊重他人劳动成果的大家风范和字酌句斟、惜墨如金的严谨学风。
对《胡启东》传略稿，胡乔木前后共有5次修改。其第二、三次是分别以蓝色圆珠笔和铅笔在第一次修改稿的复印件（原件已寄还）上进行的；第四次修改伴随于他誊清全文的过程之中；第五次修改则是在他亲自誊清的稿件上进行的。誊清之前，他在修改稿第一页题目《胡启东（1885-1957）》的上方，用蓝色圆珠笔写有这样两句话——
原稿与事实有许多重大出入，不得不加以修改，发表时请务必按修改稿。
全文另行誊清，请注意。
胡乔木
1991.1.28
我统计了一下，胡乔木前后5次修改的《胡启东》传，较原稿删去如“手不释卷”、“才气横溢”、“奋不顾身”、“奋勇上前”、“奔走呼号”等修饰词语，并将“能识文字”改为“粗识文字”，将“孙中山为代表的国民党”改为“孙中山所领导的国民党”等多处约200余字；删去较长篇幅的3处约300余字；调整篇幅较大的有2处约200余字；核出事实有重大出入的3处；校正引文含句读、标点有误的20余处；修改叙述不严密的4处，其中有2处还加了批注：一处是将“特务向他亮出匕首，幸被察觉，经同乡人掩护方才脱身”改为“特务向他亮出匕首，但他不为所动，绝裾而去”后，加批“既已‘亮出匕首’，谈何‘幸被察觉’？”，另一处是将“他奋不顾身，冒雨赤脚划船过河，将对岸张姓木排撑出贴在堤口上，避免了决堤的危险”这段文字，改为“他冒雨乘船过河，商请河南对岸张姓允将木排撑至北岸，贴在堤口上，避免了决堤的危险”后，在右侧加批“此事似非一人可为”；删去可有可无词句10余处；补充资料5处约400余字。
以上粗略的统计数据和例举的语句改写以及两处短短的批注，足以体现胡乔木一贯遵循的实事求是原则和对工作极端负责的敬业精神；他那博学深思的治学态度和一丝不苟的严谨学风，堪称典范。
“在外人看来，像乔木这样的大手笔，文章还不是一气呵成吗？其实，在我的记忆中，乔木的文章总是一次次修改才能写成，有时直到送去排印时还在修改，几乎没有最后‘定稿’的时候。他常说：‘我的文章都是改出来的。’”胡乔木的夫人谷羽，在介绍他“反复进行修改”，“定稿几乎是全部重写的”那篇《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的《题记》时，曾有如是回忆。这更让我们深切地记取了胡乔木关于“写史，要客观，要忠实，这是中国史学的传统”的一贯教诲！
（作者系中共盐城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盐城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