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秋，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为总结抗战以来的斗争经验，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六届六中全会，并根据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情况和经验，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会议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南方局和中原局，刘少奇任中原局书记。此后，刘少奇肩负发展华中的历史重任，离开延安，深入华中，并择定苏北为发展方向。1940年10月10日，南下八路军和东进北上的新四军在盐城白驹狮子口胜利会师，不仅因此开辟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更因随后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移驻盐城，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等诸多著名历史事件，盐阜地区很快成为华中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盐阜抗日根据地群众、政权、经济、文化、统战等各项抗日事业均得到迅猛发展。历史聚焦盐城。
根据地开辟伊始，正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夹击之中，经济遭受严重封锁，处境异常艰难，根据地建设百端待举。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如何展开？刘少奇、陈毅凭借长期的革命实践经验与超凡的战略智慧，早已深谋远虑、成竹在胸。他们毅然选择以群众工作为发端，开启苏北抗日根据地的各项建设事业。由此，盐阜区的群众运动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独树一帜，创造了华中敌后群众工作的典范，成为新四军在盐城领导华中抗战历史中具有开创意义和显著特色一道亮丽景致，进而推广至晋西北乃至全国。历史证明，群众工作是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最根本、最基础性的工作。正是新四军在盐城开展的扎实有效的群众工作，赢得了民心，巩固了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新的盐城”，铸就了不朽的铁军丰碑，新四军因此被毛泽东誉为“华中人民的长城，成了华中人民血肉不可分离的一部分。”也正是这种军民之间众志成城的伟大合力，终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汪洋大海。因此，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一场人民的伟大胜利；而新四军在盐城的群众工作中，刘少奇、陈毅等领导人发挥了不可或缺的领导和推动作用。
择定群众工作为建设盐阜抗日根据地突破口的现实依据
一、新四军在盐城的群众工作是党的群众路线历史经验的成功延展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论持久战》中鲜明地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党的群众路线无论在党的初创时期、大革命时期和土地革命时期，都历经革命实践检验，是共产党人最重要最根本的思想路线，刘少奇也曾鲜明指出的：“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新四军是中央红军主力北上抗日后，由留守在江南八省的游击健儿组建而成的一支骁勇善战的抗日队伍，在极其艰难险恶的环境中，坚持游击战争，抗击外来侵略。新四军之所以能够在国民党重兵围剿的夹缝中得以生存，一个至为宝贵的经验就是始终为人民谋利益，始终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新四军挺进苏北，这一光荣传统与作风也一路东进北上，被传到苏北。初到盐阜区，刘少奇就特别强调指出：“人民群众必须有自己的坚强的先锋队，人民的先锋队必须密切联系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只有这样，人民群众的解放才是可能的。”在此后艰苦的抗日斗争中，这种血肉联系得到了全方位的体现，新四军以严明的纪律取信于民，以真挚的情感体恤于民，以切实的行动造福于民，以胜利的豪情鼓舞于民。清除匪患、借粮度荒、减租减息、兴修水利、开垦荒地，勇猛杀敌，保卫人民，一件件改善民生的实事，温暖民心。正是这种心心相印、鱼水深情，创造了诸如组织群众18万、修筑捍海长堤等影响广泛的惊人奇迹。
二、 基于新四军领导人对盐城历史现状的深入调研和满腔热忱的倾注
盐城地处苏北沿海地带，自然灾害频仍，农村经济关系长期以半封建的剥削方式为主，土地相对集中，一些较大的地主占地百顷，农民长期受封建剥削和压迫，生活极其困苦，加之国民党政权的黑暗统治，人民灾难深重。盐城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1927年建立了最早的党的基层组织，星星之火继之遍撒盐阜大地。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白色恐怖和血腥镇压下，各级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但仍有优秀的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坚持地下斗争。抗战爆发后，盐城民众自发的抗日救亡运动此起彼伏，因缺乏统一领导，初期的斗争比较分散，没能把广大人民群众组织和发动起来。抗日战争爆发后的1938年春，日军入侵盐城境内，狂轰滥炸，烧杀淫掠，制造了空前浩劫，给盐城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盐城人民的抗日斗争再度兴起。苏北抗日同盟会盐城分会成立后，组织青年参加新四军，宣传抗日主张，发展迅速，但很快被苏北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取缔。因此，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盐阜人民迫切需要通过组织，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拯救沦丧家园，改善困苦生活。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一踏上盐阜大地，即扎根群众，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展开调研。所见所闻，正如刘少奇1941年6月在《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一文所说：“农民一年辛苦，耕种出来很多的粮食，一切的粮食与原料，都是农民耕种的，然而结果，农民自己大多数是没有粮食吃，或者不够吃，而且是吃最坏的粮食。相反，那些不种地，也不作任何劳动的人，倒是有很多粮食，吃用不完。工人盖好房子，织好布，做好衣服……工人自己没有房子住，没有衣服穿，没有一切……这难道公平吗？世界上最不公平最不合理的事，也莫过于此……”正是基于对盐阜人民生活境遇最深刻的了解与深切的同情，以及对盐城地域历史和现状的深入调研，作为华中局书记和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等，迅速明智地择定群众工作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突破口，决定盐阜根据地的初期建设，必须以提高群众阶级觉悟和广泛发动群众参加根据地建设为中心环节。1941年2月20日，刘少奇亲自参加了盐阜区党委召开的各县县委书记会议，指示立即广泛发动群众，建立群众抗日团体，提出了“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工作方针。会后，盐阜根据地群众运动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刘少奇、陈毅十分关注盐阜区群众运动，盐阜区、盐城县、阜宁县群众救国会成立之际，刘少奇、陈毅等都到会祝贺并作指示，甚至为盐城农民运动写宣传提纲和小册子。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也直接参加对盐阜区群众工作的领导。这也构成了盐阜区初期群众工作一个显著特色。
三、 群众工作是“坚持敌后抗战与聚焦力量的源泉”
盐城偏海一隅，民风淳朴但闭塞落后。从1938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踏上盐阜大地那一刻起，盐阜人民便备受蹂躏。新四军到来之初，当地群众对新四军是缺乏了解的。湖垛镇西面为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盘踞地，初创阶段的根据地很不稳固，除了受到武装袭扰，还不时流传着“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在这里站不住脚”“民运队是吃光队，是闻香队”等谣言，民运队员深入农户访贫问苦，当地群众避而不见、敬而远之。对此，初期的民运工作任务主要侧重于向群众宣传抗日道理，宣传共产党、八路军和新四军是怎样的政党和军队，同时破除种种谣言，打消群众顾虑，没有涉及减租减息和增加工资等问题。民运队员多为刚刚参加革命的年轻同志或青年学生，他们怀有满腔革命热情，但在遇到困难时也存在思想不稳定、缺乏革命到底的信念等问题，对“到群众中去”缺乏深刻的体验。因此，宣传发动群众起初还是比较艰难的。随着工作的深入，民运队员渐渐与群众打成了一片，他们在“群众大学”里经受了历练与洗礼，世界观发生了深刻变化。一些来自大城市的女同志剪去了时尚的烫发或长辫子，将旗袍换成短袄，在群众家里落了户。民运队员出色的工作表现和耐心热忱的态度，终使群众打消了顾虑。从唠家常到访疾苦，从嘘寒问暖到送粮担水，质朴的农民终于把民运队视作“民心队”。而真正使新四军走进当地百姓心里的，则是新四军通过切实的举措解决了群众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饥荒问题。正如刘少奇在向晋西北介绍华中群众运动经验的报告中所指出的：“经过对敌伪的抗击和反摩擦的胜利，建立了抗日根据地，其中心的一环，就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组织并教育基本群众，这些工作做好了，就容易动员群众参加抗战、参加各项建设，才可能真正发扬民主，把政权搞好，把财政经济搞好，党才能巩固，统一战线工作才会真正搞好；基本群众工作搞得不好，什么也不容易搞好。唯有群众工作做好了，其他一切才有可能。”刘少奇：《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1942年12月9日，《刘少奇选集》（上），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版。刘少奇这些精辟论述，充分证明群众工作是根据地各项建设最根本最基础的工作，对于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具有重要作用。
新四军在盐城开展群众工作的主要阶段及其特征
新四军在盐城的群众工作，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其中，每一个阶段都有其各自的工作中心并具有各自的显著特征。
第一阶段：从1940年底盐阜抗日根据地开辟至1941年7月日伪扫荡前夕，重点为放手发动群众，其鲜明特征为轰轰烈烈，大刀阔斧
根据地初创时期的群众工作多半带有战争性质，其工作方式主要由新四军部队和地方党组织抽调人员组成民运队，深入市镇、农村，访贫问苦，发动群众，经历了由缓慢向迅猛发展的积极转变，刘少奇的高度重视与直接领导发挥了重要作用。1941年2月，盐阜区党委召开各县县委书记会议部署发动群众抗日工作之后，3月27日，刘少奇再次召集盐阜区各县县委书记会议，认真听取各县群众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指示放开手脚，在农村组织各级农救会，坚持与地主、高利贷者作斗争。根据两次会议精神，盐阜区各县迅速将发动群众工作列为中心工作。民运工作队深入乡村，组织农救会,确立中心地区，以“先搭架子，后充实内容”的工作方式，由中心乡保迅速向非中心地区推广辐射。一方面争取开明地主和士绅的支持和帮助，向广大农民宣传农救会好处，成立保农救会，进而组织乡、区农救会；另一方面对影响最坏的地主进行算帐和借粮渡春荒斗争，召开农民代表会议，鼓励农民自行组织农救会等。通过自上而下地发动，自下而上地建立，至6月底，盐城地区各类群众救国团体如雨后春笋,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学救会、灶救会等纷纷建立起来，全区农救会员数达18万人。经过大刀阔斧的工作与耐心细致的思想发动，广大人民群众逐步摆脱封建观念的束缚，释放了长期被压制的斗争热情，通过借粮斗争、减租减息、减租增资斗争，一定程度地改变了困苦低下的经济生活，投身根据地生产建设的积极性得到全新激发。但这个时期群众工作，处于初步发动时期，带有一定“官办”性质，也存在一些不足。如民运工作干部缺乏群众工作经验，工作深度不够，忽视群众组织的巩固，将群众工作混同于政府工作，出现一些过“左”行为以及“空架子”现象，有些群众组织处于旧政政权把持下，群众对自身组织认识模糊，抗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受到压制而无法充分发挥，群众运动未能蓬勃开展。在日伪扫荡期间，虽然绝大多数群众团体在反“扫荡”斗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但也有部分群众组织陷于瘫痪。
第二阶段：从1941年9月第一次反“扫荡”结束至1942年底第二次反“扫荡”前，以农民救国运动为中心，其特征表现为推波助澜，纵深发展
1941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中局发出《关于组织根据地人民大多数的决定》，指出华中敌后地区的基本任务“中心的一环”，就是广泛深入地发动、组织群众并教育基本群众，以提高其觉悟。根据这一决定，盐阜区党委决定重振盐阜区群众运动。各级党组织紧紧抓住农民这个主体，通过深入开展减租减息运动，发动农民理直气壮地跟地主进行说理斗争，揭露地主抗拒减租行为。盐阜区行政公署与各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颁布了一系列关于减租减息的政策和法令，推动群众依法进行评租、减租、退租、交祖和换约工作，迫使地主答应农民合理要求，纠正地主明减暗不减、白天减晚上收等现象。东台、台北（今大丰）两县减租减息斗争也迅速展开，区、乡、保层层建立检査组织，检查田亩、生产量和政策执行情况，发动群众开展倒租运动。减租减息运动使广大农民清醒地认识到抗日民主政府是真正为人民谋利益的，因而积极性得到进一步调动，自觉参加农民救国会，先后恢复和新建立了农民救国运动的各级领导机构。从1941年9月至1942年6月，全区农民救国运动经过再发展，已具相当规模。至1942年7月底，全区各救国团体的会员已达50万人，其中农救会员达20多万，工救会员2万，妇救会员6万，青救会员3万多名，儿童团员5万多名，其他如学生、教师、店员、盐工、榨油工、木工、笆工、理发工等各类救国会团，都拥有一定数量的成员。在东台、台北两县，农抗会组织也发展很快。各县均成立了县级农民救国会或农民抗敌协会，1942年下半年，则进入了飞跃发展进而建立领导全区性的群众组织阶段。盐阜区成立了全区性的工人救国总会、妇联筹备会、儿童团等。1942年10月5日，盐阜区农民救国总会成立，陈毅、刘彬、曹荻秋等新四军和盐阜区党政领导人出席并作重要讲话。至此，全区以农民为主体的救国组织勃然兴起，并发挥突出作用。这一时期的群众工作还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大力发展了人民武装力量。
第三阶段：为1943年春第二次反“扫荡”至1944年底，此阶段以开展大生产运动、保障民生为主要标志，其显著特征为爱惜民力，发展经济
为了粉碎日伪军对各解放区的经济封锁，克服物质上的困难，度过难关，坚持长期抗战，党中央号召各根据地军民积极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改善生活条件，以奠定对敌反攻的物质基础。1942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具体指示“不论公私，党政军民，男女老幼，一律实行伟大的生产运动”，要求增加粮食与日用品，与灾荒作斗争。1943年3月和1943年9月，中共华中局先后两次发出《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指示》，盐阜地委亦发出相应指示。于是，盐阜党政军民迅速开展生产动员，组织生产。通过节约防荒和生产救灾，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了纺织业，开展了互助合作，兴办了工商业，大生产运动取得了一系列成就。为支援地方生产，减轻地方负担。1944年1月，新四军第三师和苏北军区发布《关于爱惜民力的训令》，各旅开合作社、油坊、碾米坊等，各团及总队开磨坊、豆腐坊、粉坊等，各连队普遍种菜、种麻，流动性较小的机关或部队饲养猪、羊等。各连队、机关之每一单位，种地须达3至5亩，以开垦荒地为主，新四军第八旅兼盐阜军分区，还派出部队帮助群众抢收、抢割、抢种，开荒种地。与此同时，部队自己也开展生产建设，改善部队生活，减轻根据地人民负担。在大生产运动和劳动竞赛中，涌现出了大批劳动英雄和生产模范。根据地还在广大军政工作人员中大兴节约运动，倡导艰苦奋斗，与根据地人民同甘共苦。军政人员在生活上实行低标准供给制，坚持最低生活水平。至年底，全师已创各种收入近500万元。部队还将自给以外的蔬菜送给附近群众。全师指战员自己动手割马草，用草灰代肥皂，自己动手制作鞋袜等。仅这几项，全师一年就节约开支20余万元。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堪称爱惜民力的楷模。他对党政机关和军队开支精打细算。他说：“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要时时想到人民，绝不能大手大脚。”一年春荒，为了救济群众，黄克诚号召部队每人每天节约一点粮食，反对“橡皮肚子”，最终为群众节约了数万斤粮食。为减轻群众负担，他又在军装上打主意，去掉军帽帽檐围圈和军装上衣翻领，将军裤由原来较宽大的中式裤子改成小裤腰的运动裤，整个部队累积节约大量布匹。
通过大生产和节约运动的开展，抗日军民战胜了日伪经济封锁带来的根据地经济困难，增加了收入，减轻了人民负担，改善了军民物质生活，提高了部队战斗力，为即将展开的对敌局部战略反攻积蓄了力量，奠定了物质基础，巩固了抗日民主根据地，军民、军政、官兵关系空前紧密，形成了克敌制胜的巨大潜能。
第四阶段：从1944年春局部反攻至1945年抗战胜利，主要围绕反攻开展参军参战运动，群众工作取得新飞跃，其特征表现为凝心聚力，克敌制胜
为了粉碎日伪的军事进攻,迎接对敌大反攻，1944年初，盐阜地委决定在全区掀起春季参军运动。党政军民全力动员,全区区乡干部、共产党员带头响应；工人、农民、青年知识分子踊跃参军；中小学师生和妇女组织慰问队、宣传队，走街串巷,宣传参军，发动捐款、捐物慰劳新兵；各县文工团自编自演参军节目。全区参军气氛异常热烈，涌现出父送子、妻送夫、父子双双齐参军的动人场面。阜宁二区中队长汤乃勇，新婚三日即别妻参军，当地士绅深为感动，遂题词一首：“结婚才三日，参军欣然别。腰刀上战马，鼓号引俱发。新妇含笑送，所言益壮烈。男儿须救国，救国在杀敌……敌人消灭时，便是还家日”。参军热潮还影响到佛家圣地。建湖永宁寺小和尚闻讯，当即表示“我不当小和尚了，今天就报名参加抗日部队去”。益林某寺院主持聚集僧众动员参军：“彼等杀鬼子，救百姓是真大慈悲”。至1944年1月底，全区报名应征者即达7350人，经筛选，5873人入伍。在参军运动中，阜东县八巨乡动员全区第一批参军先锋队，阜东县为此举行声势浩大的欢迎仪式。据当时报载：“21位同志骑马、戴花，浩浩荡荡而来，锣鼓队、吹手、人群拥入八巨街头，两侧商店都鸣鞭炮欢迎新同志到新四军中，一时街道上欢呼声若狂……”三区八巨乡干部秦正才被行署授予“第一个护军英雄”称号。阜东参军运动很快遍及盐阜各乡村，形成全区参军运动的新高潮。两台地区也掀起了颇具声势的青年参军高潮。1944年底，为做好战略反攻，扩充主力，东台县继1943年底之后再次掀起参军高潮，全县共动员3555名青年入伍。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专门总结东台参军经验，通过《苏中报》宣传推广。在台北县，1944年先后开展三次参军运动。全县共有1576人入伍。盐阜地委专门登报表扬了19位参军模范：“你们拿民族解放与人民解放的远大革命利益代替个人的暂时利益，用动员群众的口号和道理来动员自己，用模范的行为影响群众参军，你们自愿地离别了父母兄弟妻子，踊跃地参加了党军，参加了武装斗争，你们这种英勇先驱的行为，值得我们崇敬，值得全体党员向你们学习”《盐阜报》1944年3月19日。。参军运动也感染并得到了全区开明地主士绅的积极支持。他们纷纷捐钱捐物、献田献粮。其中，台北县西渣区19名士绅为支持参军运动，主动献田697亩，献款3万元。1945年春，盐阜区又有2000余人参加了新四军。“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的民谚，在盐阜地区广为流传。
盐城地区大规模的参军运动，充分证明了新四军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新四军纪律严明、英勇抗日及其爱民之举，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轰轰烈烈的参军运动，有力地充实了主力部队的兵源，为夺取全面反攻胜利打下了坚实基础。伴随着反攻形势，盐阜区进一步深入开展发动群众工作。据1944年10月不完全统计，全区调整、充实和健全的农救会组织246个，新发展会员25500人，工救会253个，其中妇救会员就达15万人。盐阜区建立了区、乡农抗会，成立了中学生联合救国会等。至1944年底，盐阜区儿童团员发展到18万人。1945年5月，盐阜区召开第一届儿童代表大会，成立了盐阜区儿童团总团部。这一时期的群众团体在数量上有了新飞跃，质量进一步提高，组织群众的面更加扩大了。这为巩固和发展根据地，配合对敌反攻，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四军在盐城开展群众工作的丰富内涵及扎实举措
新四军在盐城开展群众运动，是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变化的，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1941年5月7日，刘少奇在华中局第四次会议上明确指出：“所为群众工作，就是在发动群众中组织群众、教育群众和保护群众利益的工作。这是三个经常性的任务。”
一、在减租减息斗争中，强化领导力，体现实效性，扩大影响力
减租减息运动是根据地群众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始于1941年的减租减息斗争，在农村经济斗争中始终没有停止，其艰巨性复杂性亦为其他斗争之首。盐阜区的减租减息运动取得了突出成绩，其经验被推广至整个华中。1944年，由于群众工作的广泛开展，全区减租减息、减租増资工作也更加深入。据1944年查退租调查情况，全区佃户多得粮食总数达2230余万斤，查租退粮总数达683余万斤，合计2913余万斤，实行减租的佃户56433户，平均每人多得粮食390余斤，实行查租退粮的佃户为1231户，平均每户可多得粮食600余斤，全区雇工增资共514万余元，增资雇工为20149人。同期，东台、台北两县也进行了深入的查租、减租和增资斗争。在查租退租过程中，转变了过去硬性的面对面的斗争策略，代之以和平谈判为主的斗争策略，使紧张的阶级关系逐步趋于缓和，做到张弛有度；关于增加工资，注意把握政策，主要依靠说服解释等和平方式，反对过火的言论与行动及破坏统一战线的有害偏向。但对有意违抗法令、恐吓佃户、蒙骗政府，明减暗不减的顽固地主，则进行坚决斗争。通过查租减租，在经济上削弱了封建势力，改善了工农生活。对于减租减息工作中存在的强迫命令、官僚主义等问题，区党委予以严肃批评，坚决予以纠正，体现了新四军及其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政府，在贯彻群众路线上毫不妥协的彻底性与绝不姑息的坚强决心，有效巩固了农救组织的权威性，提振了人民群众拥护并追随新四军的信心。
二、凭借“宋公堤”为标志的民生工程，造福于民，筑牢民心长城
刘少奇在1941年4月5日《关于盐城农救工作经验给苏中区党委的信》中提出，要提高群众的抗日积极性，提高民众民族觉悟、阶级觉悟，在地方工作上，就“必须抓紧目前的民生问题，解除民众中若干迫切的疾苦。”解民疾苦，成为新四军立足盐阜开展各项工作的出发点和根本宗旨。苏北沿海特别是盐城、阜宁东部，历史上饱受海啸、海潮侵袭之苦，情形之惨之烈，骇人听闻。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改善民生成了当务之急。阜宁县长宋乃德面对地方士绅的呼吁，决定修筑海堤，造福人民。刘少奇、黄克诚等对此高度重视和支持。以宋乃德为主任的“修堤委员会”随之成立，阜宁县政府以盐税作抵押，发行100万元修堤公债，以工代赈。县长宋乃德亲率10万民工筑堤，历经数月，挖土200万方。施工现场人流如潮，热火朝天。淡水紧张时，“近滩三十里道上，运水牛车蜿蜒如带，日夜不绝，蔚为壮观”。粮食不够时，三师将新购军粮全部接济民工。修堤期间，黄克诚亲率部队，协同阜宁人民一起施工，与阴雨、海潮、时疫斗争，鼓舞了修堤民工。阜宁县三区区长陈振东为筑堤操劳不息，不幸惨遭顽匪杀害。一句“我为修堤而来，今为修堤而去，何憾？”落地有声，撼人心魄。修堤过程中，广大军民克服了种种困难，梅雨季节到来时，洼地成河，道路泥泞，卤潮泛滥，时疫流行，未能动摇修堤的决心和进度。在盐阜军民共同努力下，当年7月5日，造福于民的捍海大堤工程竣工了。这条北起淮河、南至射阳河口，全长90多华里的海堤，尤如卧龙横亘于海边。数日后，海啸翻腾而至，大堤巍然不动，沿海民众万户欢腾，讴歌共产党，讴歌新政权，并以宋乃德姓氏命名海堤为“宋公堤”，以此与历史范仲淹主持修筑的“范公堤”相提并论。著名剧作家阿英感念新四军的伟大功绩，欣然写下长篇报告文学《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宋公堤》，详细记载修堤的全过程，讴歌此捍海长堤为“永垂不朽的宋公堤”。
1941年11月21日，阜盐淮涟区党委作出《关于改善人民生活的指示》：“工农群众是我党的基本群众！是我党坚持敌后斗争所依靠的基本力量！改善工农生活，关心工农生活，是我党争取工农群众的基本方针。”新四军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政府在贯彻改善人民生活的指示中，工作扎实，确保每项措施落地生根，给人民以满意答案；以满腔赤诚，在人民心中树起不朽丰碑。为发展农业生产，减少早涝灾害损失，政府还拨款并发动社会各界筹款，开河筑堤，兴修水利。全区从1943年冬至1944年春，半年多时间挖土近700万方，新开或疏浚了永丰河等8条河流，引淡洗盐，改造盐碱地，保护农田，保障粮食供给，沿河两岸受益面积达1.5万余亩，每年约增产粮食500万斤，缓解了根据地缺粮问题。这一系列重大举措，凝聚了民心，提高了抗日民主政府的威望和号召力。
三、发展地方武装，保卫抗日根据地，诠释兵民胜利之本
抗日根据地开辟后，新四军、八路军各部曾抽调一部分武装，充实各县，维护地方治安，开展剿匪反顽斗争。其后成立盐城卫戍区，统一领导盐城一带地方武装，保卫新四军军部机关及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941年7月，新四军军部决定以盐城卫戍区为基础，扩大成立盐阜军区，加强领导盐阜区各县地方武装工作。9月13日，盐阜军区在阜宁县陈集成立，洪学智任司令员，杨光池任政治部主任。为大力发展盐阜地方武装，中共华中局提出“主力部队地方化”、“地方部队主力化”的方针。根据华中局指示，新四军第三师先后以4个主力团地方化，编入地方武装，增强了地方武装的战斗力。在盐城党政军领导机构的统一部署下，阜宁大队、东台县独立团、盐城县武装抗日总队等各县区队武装陆续建立。至1941年底，盐阜区已拥有地方武装人员6320名，步马枪4323支，驳壳枪187支。随着1942年春全区群众运动的再发动，盐城的人民自卫武装也迅速发展起来，如脱产的农民自卫队、工人自卫队等。据1941年统计，盐阜全区已有群众自卫武装10万人。1942年，盐阜军区组织千余人集训和大型阅兵，有效提高地方武装军事素质和战斗力。至年底，各县区具有较强战斗力的武装已达5000余人。
民兵建设是根据地建设的重要任务。1942年的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陈毅在《论军事建设》中明确提出了民兵建设的四大口号是“农村军事化，党员军事化，武装保卫家乡，就地游击、就地坚持”。民兵主要通过减租减息斗争、防匪斗争、抗日救国组织等途径发展。为提高民兵素质，全区提出了创造民兵英雄的口号。至1942年底，全区民兵已达10万人左右。在配合全面大反攻以及创造民兵英雄的过程中,涌现出大量民兵英勇抗敌的战例。如1944年7月23日的东陈庄战斗中，滨海三区动员4000名民兵击溃徐继泰千余人的四路围攻。地方武装的发展壮大，形成了保卫抗日根据地，开展地方抗日游击战争的一支生力军，有力配合了新四军主力部队的军事斗争，促进了全区人民抗日自卫武装的发展。
四、普及大众文化，发展群众教育，教育兴学启民智
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谈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说：“这种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的，它应为全民族中95%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中，则更加明确地指出：“所谓普及，也就是为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毛泽东文艺大众化思想对建设和巩固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产生了深远影响。在盐阜区，刘少奇、陈毅、黄克诚、张爱萍、李一氓等新四军和地方党政军领导人，很快把大众文化与民众教育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在他们的领导和影响下，盐阜区抗日根据地的群众教育运动蓬勃兴起。
第一，坚持文艺大众化方向，培育大众文艺。广大文艺工作者是实施群众教育的主体。群众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引导文艺工作者们改变创作观念，使文艺作品直接服务于人民大众，同时教育群众投身新文化运动，做新文化的主人。正如陈毅于1941年4月在苏北文协代表大会上作《为广泛开展苏北新文化事业而奋斗》中所寄语的，“依靠群众深入群众，成为一个大众的文学艺术家”。1941年春，在刘少奇的亲自领导下，盐城召开了一个规模盛大的农民代表大会。青年戏剧家许晴配合盛会写了一个十几场的大型活报剧，描绘根据地人民抗日拥军、减租减息，当家做主、扬眉吐气的精神面貌。农民观众从舞台上看到自己翻身解放的生动形象以及群众演员参与其中，无不欢欣鼓舞。因此，大众文艺面向农村、贴近生活，唤醒民众，宣传抗日，成为巩固抗日根据地、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而戏剧则成为文艺大众化运动的开路先锋。
第二，坚持民族教育，扩大抗日宣传。盐阜区历史上是教育比较薄弱的贫穷落后地区。新四军开辟抗日根据地后，最突出的问题是民众的思想认识与当时紧迫的抗战形势不相适应，民众教育迫在眉睫。对此，刘少奇提出，当务之急是要在群众中进行民族教育以提高民族气节及抗日积极性。他认为，在这种时候，必须对广大群众进行广泛而深刻的教育工作，以提高他们的政治水平，使他们能够关心政治问题，自觉地参与根据地各项民主建设。1941年5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在《关于组织根据地内人民大多数的决定》中要求：“教育群众，提高群众的政治文化水平；教育群众，从群众今天的政治文化水平出发，去提高群众到新民主主义公民的水平。”因此，盐阜区群众教育更侧重组织广大群众学习抗日救国道理，发动他们参加各项抗日工作。1940年底，全区从党政机关、部队抽调知识青年和文化干部，组成民运工作队，举办农民俱乐部、识字班等，宣讲抗日道理；动员民间文化人，编“顺口溜”，以街头诗、墙头诗等形式普及文化，宣传抗日，宣扬新四军英勇杀敌的事迹，在实施新民主主义文化教育的同时，提高基层群众的政治思想觉悟和文化水平，激励民众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
第三，开启民主意识，教育群众争取民权。根据地的群众团体是领导群众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斗争的机关，是保护群众一切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利益的团体，是团结与组织广大群众的场所，也是教育与提高群众政治文化水平的学校。因此，通过群众团体和组织，启发和帮助民众凭借合理斗争维护和争取合法权益,这便成了根据地群众团体的重要任务之一。这其中包括教育群众在统一战线下进行阶级斗争和维权斗争；学会管理国家大事；行使民主权利，参与政权建设；监督政权；跟地主进行说理斗争；采取斗理、斗力、斗法等有效措施，保证运动健康发展。
第四，普及大众教育,重在兴学启民智。夏学和冬学，是开展群众教育最有效方法。另外，通过民校、乡村小学、识字班、俱乐部、演讲、讲座等，或在村口桥头、要道旁设立识字牌，在墙壁、树上写标语、诗歌及课文等，不拘一格地进行群众教育。为适应战争环境，群众教育还将学员按民兵编制编成组的方式，以便随时移动，机动上课。除识字、学基本文化知识、普及社科常识外，还包括教育群众学习军事常识，如对旧武器的使用，如掌握土枪、土炮、刀矛的效用等。群众教育的丰富内涵与崭新形式，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学习热情，为夺取抗战胜利筑牢了思想根基，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力量。
五、发动生产自助，垦荒互助，共渡经济难关
军民大生产和节约运动是新四军及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领导开展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对克服根据地严重的经济困难，改善人民生活，增强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组织生产机构，发动军民大生产运动。1941年9月，盐阜行政公署成立后，成立生产建设局，领导生产运动。盐阜行署生产建设局由财经处长骆耕漠兼任局长，具体实施大生产计划。行署还通过各县政府生产建设科和生产推进社及盐阜银行，三年多时间内发放大量贷款，解决生产资金困难。二是奖励垦荒，施惠于民。行署制订各种奖励生产、垦荒和棉织的条例，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1942年9月，先后颁发了《盐阜区垦荒条例》《盐阜区纺织奖励办法》《盐阜区合作社暂行条例》，规定开垦公荒五年内免除赋税，开垦生荒三年内不纳租税；对兴办纺织厂的施行免税政策。三是开展生产竞赛，奖励劳动英雄。对创最高生产水平者，授予劳动英雄，享受物质奖励；重奖坚持原地对敌斗争，避免灾荒损失或有重大发明创造的人员。此后群众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掀起更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涌现了一大批劳动英雄。孙福成，刘俊耀和王福祥三人被评为盐阜区劳动英雄。四是通过换工互助，深入开展换工，缩短田间耕作与管理时间，避免因天气突变而遭受的各种灾害。至1944年2月，全区有各种形式换工组、互助组9140个。
新四军在盐城开展群众工作的历史意义与深远影响
一、加强顶层设计，以建设“新的盐城”凝聚合力
在敌人后方建设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一个系统复杂而浩繁的工程。新四军在盐城开展的群众工作，以其丰富的内容、创新的形式、扎实的措施和显著的成效，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奠定了扎实基础。刘少奇曾作一个通俗比喻：打鬼子要有枪，有了枪还要有个“家”。他在其著名的报告《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中这样阐述：“我们就是要把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彻底办好”，“创造新的苏北，新的盐城”。盐城不仅是连接苏中、淮海的一块根据地，更是整个华中抗战的战略大后方和指挥中心。对于创造“新的盐城”，建设好盐阜抗日根据地，是刘少奇抵达苏北后的又一战略目标。刘少奇对此倾注了满腔心血，融入了极大热情。盐城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极大地推动了根据地各项建设的蓬勃开展，巩固了苏北抗日根据地，为整个华中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创造成功典范，盐城农救经验推至华中，影响华北
在刘少奇、陈毅等新四军领导人的直接领导和关心下，盐城的农救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成效显著。刘少奇亲自选定盐城县为群众工作的试点，主要因为盐城是华中抗日指挥中心所在地，便于领导机关就近检查与指导，而且盐城县干部力量较强。他从指导整个华中工作出发，给予盐城农救运动以大量关怀指导。他和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等多次召集盐阜区党委、盐城县委、县政府负责人听取汇报，要求把“大刀阔斧和精雕细刻相结合”来开展群众工作。盐城县农救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后，刘少奇又及时肯定与总结经验。1941年4月12日，《江淮日报》全文发表了刘少奇的《关于盐城农救工作经验给苏中区党委的信》。这封信内容翔实、观点鲜明，思想深刻，对于克服当时在一些干部思想上对群众工作认识不足、犹豫观望、方法不力等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对盐城群众工作形成极大鼓舞和促进，盐城农救工作很快形成高潮。盐城农救工作的经验对其他地区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成为中共关于群众工作的一篇重要文献。1941年8月，盐阜区党委宣传部长曹荻秋在《真理》发表了《盐城群众工作的经验教训》。1942年3月，刘少奇离开盐阜回到延安。12月9日，他专门撰写了《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将盐城农救工作的经验推广至晋西北，指出“盐城进行群众工作的经验，有许多地方值得各地方来学习”。盐城农救工作的影响力不仅在苏北，更扩展到了华中乃至全国。
三、建立深厚牢固的党群军民关系，筑就坚不可摧的钢铁长城
1941年6月，刘少奇曾动情地说：“我们到这里已经有半年了，我们新四军吃的穿的都是人民的，然而我们对于人民的保护，替人民做的事情，却还是这样的少，这是我们很对不起很抱歉的。”刘少奇：《我们在敌后干些什么？》，1941年6月3日。原载《新四军重建军部以后》。刘少奇初到盐城仓头庄，庄上满目疮痍，百姓揭不开锅的生活境况令他万分揪心。为此，他发动群众借粮度荒，两天后全庄办起30个家庭粮食加工厂，断炊户顺利度过了春荒。有一次，黄克诚和新四军三师宣传干事朱鸿一起探讨一个令人费解的问题。朱鸿问：“释迦牟尼、耶稣是不是也很伟大，他们也是舍己为人？”黄克诚没有直接回答，却说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革命，靠悲天悯人是不行的。凭悲天悯人来革命也是不巩固的，要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群众融成一体。”朱鸿：《黄老一心想的是人民》，原载《一代楷模——纪念黄克诚同志》1943年春，日军发动大“扫荡”。为了跳出敌人的包围圈，师部转移到八滩一带。黄克诚率部渡过淤黄河时，在河上临时搭起一座船桥。部队正在过桥时，附近老百姓赶上，也要准备过河，而敌人的炮弹已经打到河里。危急时刻，黄克诚大声命令：“部队停止前进，让老百姓先过桥。”他自己也挺立在河岸边不动。部队立刻闪开，老乡们安全渡河后，部队人员才过桥。这件事至今为当地人民所传诵。1944年，时任盐阜军区司令员的张爱萍在阜东县县大队一个连队检查工作时，教导连队战士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子弟兵同老百姓的关系，养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的好习惯……
这些发生在盐城这片红色土地上的真实而生动的事例，展现了新四军领导人博大的爱民情怀；也正是这榜样的作用和引领，广大新四军将士同样爱民如父母。盐阜人民对新四军也同样怀有深厚的感情。这种鱼水深情，穿越历史风云，成为凝聚党心民心军心的坚强力量，成为新四军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的强大武器。
四、为夺取全国胜利，锻炼培养大批工农干部和群众领袖
苏北抗日根据地开辟后，刘少奇曾从皖东带来了千余名干部。此外，山东、津浦路西也向苏北输送了一批干部。然而，对于艰巨的根据地建设任务和艰难的对敌斗争，缺乏干部仍很突出。新四军及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十分注重培养地方干部。首先是在建立农救会、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等农民运动过程中，发现积极分子，并以他们为中坚，发展抗日自卫队，建立党的组织。其次，进行短期培训，使之成长为有工作能力和号召力、有民族意识和觉悟、信仰坚定的地方干部。除了培养一般基层群众干部，刘少奇还专门提出培养群众领袖。1942年12月9日，刘少奇在他的文章《关于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中写道:“真正巩固的群众运动，一定要有群众的领袖。党和军队的领袖可以委派，而群众领袖是不能委派的。因此，要注意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使他们成为有威信的群众领袖。没有领袖的群众运动，是不巩固的群众运动。有领袖、有纪律的群众运动，才是真正革命的群众运动。”刘少奇关于群众领袖的观点，是十分新颖而富有创造性的。他认为：“群众领袖应是成千成万的，包括各方面的大大小小的群众领袖。应派干部下去经常做群众工作，长期培养，成为群众公认的领袖。”他还列举了在华中派干部去当县长，应该先派去做群众工作，他在群众中有了威信，并由群众选他当县长，那才是真正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领袖。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各地涌现出大批土生土长、与群众有血肉联系的工农干部。盐阜区党委十分注重在基本群众干部中吸取中共党员，并通过党校、党训班和干部训练班的集训，提高群众党员综合素质。经过一系列有效措施，根据地党员队伍得到壮大和发展，一大批具有较高政治觉悟和工作水平的群众干部脱颖而出，他们在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中大显身手，作出了突出贡献。
新四军及其领导的抗日民主政府在盐阜区开展的群众工作，蓬勃而有生机，是新四军在盐城开展各项工作中最为基础也最具显著特色的，它贯穿于整个苏北乃至华中抗日斗争以及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的全过程，渗透于政权、经济、文化、统战等各项建设事业之中。经教育发动而武装起来的广大人民群众，思想觉悟空前提高，他们踊跃交公粮、送子参军，形成拥军优抗热潮和强大的抗日洪流。而新四军在与盐阜人民生死与共、相濡以沫之中，也结下了血肉深情，这份真挚感情最终化作勇猛杀敌、驱逐外敌的强大精神动力，也因此铸就了所向披靡、无往不胜的铁军雄风，熔铸升华了铁军精神，并深深融入盐阜大地，成为盐阜人民世代传诵、永远铭记的精神品格。
当年，刘少奇提出“建设新的盐城”，今天，我们在推进“聚力创新、聚焦富民，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强富美高”新盐城建设的实践中，应该从历史中汲取丰富的养分，怀一颗赤子之心、拳拳之爱，真正沉下身心，体恤民情，了体察民难，将精准扶贫工程真正做到精准，将民生工程真正抓实建好，才能真正赢得民心，密切党群关系，激发民智，汇聚民力，释放活力，也才能真正将“旗帜鲜明讲政治”落到实处。